《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二章 背叛的代价（5）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布下眼线，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查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员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的一个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所谓“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为“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两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特务查封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思想进步，附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仿桓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桓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桓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所好，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副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如何审讯共产党，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开一句腔，就有办法……”

陈柏林虽年轻，但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他）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特务机关对革命人士的审讯手段，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愤地说。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任却在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共产党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试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当真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陆坚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1948年4月4日，特务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像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扑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员高正明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地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伸出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组织，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识广”、杀人如麻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自述罪行的《血手染红岩》中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蓝布衫，身材魁伟的年轻人毫无畏惧地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疏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清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轻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真不说？真不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共产党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吗？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耷拉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许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凳，电刑坐椅……

面对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威胁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啰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由不得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音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反吊在屋中大梁上。许建业头上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吠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特务没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许建业一声不吭，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特务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致残。垫到第三块砖时，只听许建业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恼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吠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吠，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回答道：“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死不算共产党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共产党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撬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给饭吃，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共产党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叫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他和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地狠毒的伯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的儿子经常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母亲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于是，她变卖嫁妆首饰，决定让许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将来成家立业。许建业很有出息，先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负担，他13岁考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许建业追求进步，1938年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从事重庆的地下工人运动，是位有广泛影响的工运领导者，也是位作风正派、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有相当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于特务认为许建业是条“大鱼”，所以，对他用刑特别重。被捕后的两天中，数度用刑，但都没有从许建业的嘴里获得任何东西，特务无奈只好将其单独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里。监狱内的特务们对“政治犯”们管得异常严厉，但这里也是个特殊的战场。这儿每天出现的情况，都会马上被狱内的难友了解，并迅速传播开去。许建业入狱和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经是暴露身份的“政治犯”中最高领导，所以他的出现，立即在整个渣滓洞的难友们中引起震动，尤其是那些共产党人，他们暗暗都在为自己有这样的优秀领导者而感到自豪和兴奋，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许建业致意。

饱受皮肉之苦的许建业，一方面感受到监狱里的同志们的关怀，另一方面更加忧虑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党内出了叛徒，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同志被捕，党组织怎么办？他为此彻夜难眠……

早晨，牢房门“嘎吱”打开。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看守陈远德，端着一碗水走到许的身边，似乎很同情地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许建业嘴唇破裂，浑身疼痛。但当他发现对方是监狱里的小特务时，马上警惕起来，瞟一眼后没有搭理对方。中午，陈远德又送来牢饭，并且主动地向许建业诉说他的“身世”，说他家住农村，很贫穷，是被拉壮丁出来当兵的，在国民党监狱干事又如何如何的“不落好”。许建业仍然半信半疑，但显然若有所动。傍晚，陈远德又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表示愿意帮助许建业做点事情。

监狱毕竟是个非常之地，加之特务们通常是刽子手一般的残暴，许建业感到眼前的这位年轻看守确实跟审讯他的特务们很不一样，心头焦虑着外面的同志和组织命运的许建业，此刻内心产生了一种期待和希望：如果能通过一个人把自己住处保留的文件销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那该是多么重要和紧急的事呵！

许建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魔掌，想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内心强烈地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小看守也许可以利用。

“小伙子，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可不可以？”许建业试探性地问陈远德。

“杨先生你要是相信我，就交给我办吧。”陈远德的胸膛挺得直直的，并且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我也是苦出身嘛。”

许建业重重地看了对方一眼，又深思片刻，下定了决心，道：“你能不能做好？”

“保证！”

“好。”许建业特意强调道：“你把事情办好了，我会付你三千万元【当时的法币。】酬金。等重庆解放了，以后也会给你找份好的工作。”

陈远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杨先生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事做好来报答你！”

许建业点点头，便悄悄地在一张废纸上给电力公司刘德惠（党员，志诚公司董事）写了一封简信，同时也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绝命信，前面一封信的内容是让刘德惠赶快通知组织，说是内部出了叛徒和自己已经被捕的情况。另外还特别吩咐陈远德，到他住处的箱子里取一个包，将包里的材料全部毁掉。后一封信的大意是：亲爱的母亲，儿子落入敌人手中，不能尽孝，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帮助等等。

“杨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陈远德拿到信后，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然后出了监狱。

许建业哪知这是特务设下的圈套？

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出了监狱，却直奔特务机关，当面将许建业交给他的信和交代办的事全部跟主子徐远举统统倒了个干净。

“好！”徐远举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立即召来特务季缕、漆玉麟等，吩咐道：“马上到许建业所在的志诚公司！”

“是。”

“重庆谍报组和警卫组特务去志诚公司搜查，收获出乎意料。”徐远举后来谈及此事这样说：“首先拿来的证物就是许建业床下一个黑皮包，皮包内有许建业的三个身份证、《挺进报》一卷及其他文件。这样，我进一步叫陆坚如率领匪二处特务去追查志诚公司的背景及有关的人，指示将志诚公司包围封锁只准进不准出，将有关的人都抓来。我记得先后抓的人有经理周则询（重庆电力公司总务课课长）、董事长黄大庸（重庆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徐远举又交代：“记得匪特们去搜查志诚公司后，在当天上午11时就将许建业的黑皮包拿来了，当时我给了陈远德二百万元伪法币，由‘上士’提拔为‘准尉’。”

狡猾的特务们根据许建业包内的材料，进一步扩大了抓捕范围。

当时特务从志诚公司搜查物品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于是4月6日，徐远举又一次审讯许建业，但坚贞不屈的许建业依然横眉冷对，一字不吐。

“你不说，可是这些东西已经帮你开口了。”徐远举突然拿出从志诚公司搜查到的那只皮包，以此来要挟许建业。

“你们……”许建业一看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正是他入狱两天来一直最怕被敌人发现的事，竟然现在都在特务手里。他知道上了特务的当了。后悔莫及的许建业趁特务不备的一刹那，一头撞到墙上……“快挡住他！”徐远举见要出事，命令喽啰们拉住寻短见的许建业，可还是晚矣。

许建业当场撞在墙上，满头鲜血……如果不是特务阻挡，性命难保。

为了从许建业这位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情况，敌人使尽了各种刑具和劝降招数，但任何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朱绍良来到提审室，先装模作样地作出一番“文明”状，让许建业坐下，然后打量了一下满身皮开肉绽的许建业，阴阳怪气地开腔道：“许先生，恕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许建业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这回未等朱绍良说完，许建业立即回答说：“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

朱绍良依然漫无边际地大谈其人生哲学和金钱观，并继续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许建业越听越愤怒，作为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面对眼前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敌人，不由得怒火从胸中起：“无耻之尤！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狱以后，特务仍多次对许建业施重刑，然而许建业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崇高气节。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高呼革命口号，成为当时重庆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

据徐远举在解放后供认，杀害许建业原因有三：“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子，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由于许建业在党内的威望高，加之在监狱里视死如归的精神，他被敌人杀害后，对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巨大，大家纷纷引他为自豪、以他为榜样。后也成为革命烈士的许晓轩写下诗文悼念他的战友：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