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二章 背叛的代价（8）

监狱里的革命者用鲜血将“忠诚”镌刻在每个后人心中；监狱外，受到破坏的川东地下党幸存同志没有被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昂起头颅，前赴后继执著追求党的事业，他们的忠诚同样令人刻骨铭心。

这里就有一段这样的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传奇故事。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地下党曾经办过两份革命刊物，一份是《挺进报》，还有一份是《反攻》，它们都是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主要阵地，后来因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充实《挺进报》的力量，《反攻》就停办了，但办《反攻》的一批地下党员当时已经有一个“特支”，书记叫吴斌，党员们都是些年轻同志。这个特支也受重庆市委领导，直接领导者正是负责学运工作的冉益智。由于特支书记吴斌等同志的机智勇敢，这部分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失去上级领导、没有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依靠自我对党的忠诚，谱写了一个个英勇奋斗的传奇故事。下面是吴斌在解放后回忆革命最困难、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连续出现叛变的1948年4月份之后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的联系人“张某”匆匆赶来捍卫中学找我（我当时是该校教员）。我一见到他，就敏感到可能出了事故，因为通常接头都事先约定时间、地点，他极少到我的住所来。果然，他告诉我，有一个姓刘的重要干部被捕，特支要着手准备应变。

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是重庆地下市委为了建立对这一地区学运的统一领导，以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在1948年初成立的。上级党组织指定周应德、向洛新和我组成特支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特支所属的组织主要有西南学院的党支部和“六一社”、市一中的“六一社”、渝女师的“六一社”。这几所学校在抗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成为全市学运的重要据点或市中心地区学运的主要据点……

“张某”向我布置的具体应变措施是：一、立即通知周应德，刘某被捕，要他撤离重庆；二、由于被捕者不知道我，决定留我在原地坚持工作，但应轻装，将家属撤走；三、根据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渝女师“六一社”负责人罗宗哲正受到西南长官公署的注意，要尽快将她转移。“张某”走以后，我赶往地方法院找到周应德（他当时在该院任书记官），传达了上级的决定，经过商量同意了他本人提出的撤往南京的意见。接着，安排罗宗哲撤往江津白沙。又去《世界日报》社会见了向洛新（他在该报任编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他。随后，我妻子罗宗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启程前往乐山她的老家。

过了几天，“张某”又来找过我一次，告诉我局势很紧张，要随时准备发生变故，并说他自己要离开市区一段时间，约定了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张某”才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渝女师一个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把罗宗哲的离校说成是“失踪”，造谣说她是“受共匪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由于我与罗宗哲之间存在的公开的亲戚关系，此事有可能牵连到我，与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避开一下，以观察事态的发展。我前往白沙，安排罗宗哲撤往成都。一星期左右，我回到重庆，得知在我离开捍卫中学后两三天，敌人突然派兵在夜间前来逮捕我。这表明我已暴露，但当时还无法准确判断其原因，一心急着向组织汇报，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按上次约定的时间、地点去与上级接头。但守候了许久，一直不见“张某”的踪影。从此，特支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时间在4月下旬。

为了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找一个安身场所，以便照料工作，4月底我去白市驿找王大勣（即王觉），希望在他家暂时借住。不料见到他时，他本人正因安全受到威胁，已决定当天下午离家进城，无法留我住下。于是，我与他一道折回市区。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我们相互向对方公开了党员身份。他告诉我：组织上所说的那个被捕者名叫刘国定，是地下市委的书记，现已叛变，因而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局势正在继续恶化中，估计在当地已无法找到上级党。他进城与区委一位同志接头后，可能离开重庆前往解放区，希望我从上述局势出发来慎重考虑对策，及早打主意。

我一返回城区，立即与向洛新、王大昭一道讨论当前重庆的局势和特支应变的措施。根据王大勣所通报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特支失去上级联系和敌人派兵搜捕我，是由于地下市委出了叛徒引起的（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直接联系特支的“张某”也已经被捕叛变了）。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特支已经暴露，正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处境十分危急，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与上级党的联系，必须独立对付变局。根据这一估计，我们的一致态度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尽最大努力使特支整个组织不受破坏，不被打散。为此，一致决定：一、坚决地、迅速地把大部分骨干从目前所在单位和住处撤退出来……重新隐蔽，力争逐步开辟新的据点。二、原有的工作阵地不要轻易放弃，要留下少数确实没有暴露的人员坚持工作。三、由于不少同志在转移中失去了生活来源或需要旅费，必须设法筹集一笔活动经费。四、要积极寻找上级党。鉴于当地领导机关已遭严重破坏，主要应从外地想法。相信只要我们自己坚持斗争，迟早必定能够找到。因为从全局来看，解放战争早已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正在持续高涨。

从5月到10月，特支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员、社员，坚决实行了上述各项决定。由于抓紧进行了大量转移安置和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去到川西的两个同志关系无法转走外，所有的同志都没有中断与特支的工作关系。我们一方面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吸收了一些早已准备发展的骨干入党，同时，发展了一批“六一社”社员。另一方面，为了多保存力量，经过可靠的介绍和了解，还陆续接管一些在大破坏期间失去了上级联系的党员与社员。因此，到九十月间，特支所属的党员已由十几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六一社”社员由九十多人增加到两百多人。除在市区与城区、南岸、黄桷坪的大部分主要大、中学校建立了组织联系，在职业青年中开辟了若干新据点外，还通过疏散出去的人员在巴县、江津、江北开辟了据点……

大约是8月间，重庆七家报纸刊登了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的署名“张德明”的叛徒自首书，其中出卖了我和我们特支，还出卖了沙磁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刘国鋕，北碚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胡有猷。我们判断：这个叛徒就是那个直接联系过特支的“张某”。随后，从侧面听说其本名叫冉益智，叛变前是地下市委分管学运的负责人。显然，上次敌人派兵到捍卫中学来抓我就是由于他的出卖。仅仅因为出了所谓“罗宗哲失踪”这件事，我碰巧避开了，才没有抓到。我肯定仍然是特务追寻的对象，在当地恢复上级联系已更加困难，必须准备长期独立工作。根据这种新情况，我和向洛新商定，吸收王大昭、张亚滨参加，由我们四人组成了临时特支委员会。在人员转移和重新部署力量大体就绪后，逐步恢复了各项正常的工作。

从应变之初，我们便着手寻找上级党。王大勣离渝前，我们曾委托他进解放区后代为反映情况。同时，我们估计：公开的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四川党组织可能是由上海那边领导。根据这一估计，曾布置周应德去苏州找陈邦幸，告诉他自己失去上级党的联系，处境困难，请他代向上海领导机关反映，希望允许我去上海接关系。陈邦幸是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的同学。1946年夏天以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我一道工作过，后调华东。陈回信暗示已代为向上面反映，叫我等候答复。8月下旬又来信表示不同意我去上海，并说“老友赖兄不久将赴渝，当看望兄等”。我懂得这是通知我：以前在四川省委青委领导过我们的赖卫民将要来重庆接关系。这个好消息使我非常兴奋，但结果落了空，赖终于没有来。……9月间，我收到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老友罗承勋的来信，谈到他在那边会到了朱语今。由于前一向我也曾写过信托他找领导机关，我懂得这就是他给予我的一个间接答复，因为他知道抗战末期朱语今在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时曾领导过我，于是我立即发信给他，用暗语托他代为向朱反映：我向上海方面申请恢复联系至今未得结果，处境极为艰难，请朱给予帮助，使我早日找到上级党。

当我们正在迫切等待答复的时刻，由于麻痹疏忽，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事故。这年9月间，我曾经在唐家沱宋笠家中避居过一段时间，因宋家的住宅突然被市政府收回，他们全家迁居市区捍卫路的新居，我当然不能随往。仓促间无法找到住处，只得通过关系在江北县龙兴场租到一间房子，化名佯称养病暂时住下了。搬去后约一月，一天刚天黑，场上的警察所派人来搜查我的住屋，然后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场上，囚禁在该所牢房里，在狱中的一周里，从迹象判断，我们的真实姓名与政治面貌并未被发觉，是因嫌疑被捕的。后来才知道其原因是我们手边有一本俄文苏联日历，不慎被房东的一个当县参议的亲戚看到了，他向警所告了密。囚禁了一周以后，警所派了一名警长和两名警察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大竹林江北县警局。我们分析当时的处境，估计县里弄不出结果必定往上送到重庆，到那时一碰上叛徒就糟了。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力争在途中逃脱。碰巧押送的两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可能争取的。因为在牢里时，我们与他有接触，了解到他当时才十六七岁，对警所的黑暗腐朽不满，并认识育才学校的一两个学生，向往育才，渴望摆脱伪警生涯。于是，利用押解途中步行三十里与途经市区留宿朝天门一家旅馆的机会，先说服了他同意与我们一道出走，接着以接洽借钱为名由王大昭与张遐君、李诗秾接上了头，约定了联络办法。当夜通过这个青年警察，以给予一笔款子为条件争取到另一名中年警察同意放走我们。这样，第二天一早，四人合谋骗过了那个警长，借口押解取款，前往约定的小什字一家茶馆。到达时，李诗秾、向洛新、李诗强已分头守候在那里。王大昭从他们手中接过钱，交给那个中年警察，我们就分几路离开那里，得以脱险（那个青年警察解放后加入了党组织）。

脱险以后，向洛新、张亚滨先告诉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说朱语今要我速赴香港。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到香港后，我向组织汇报了重庆地下党和学运组织的情况后，上级代表对我说：本来你既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去的，但是，由于特支与当地党的领导还没有接上关系，更由于需要通过你去向那里的领导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所以经过郑重考虑，仍决定你立即返回重庆。他接着向我布置了具体的任务：第一，设法尽快与邓照明见面，接上关系后特支即由他联系，但万一找不到他，则暂时由香港直接联系；第二，通知邓：在他自己和萧两人中，要确定一人迅速来港接头；第三，向邓传达领导机关关于形势和川东农村工作任务的意见。为了执行最后这项任务，他交给我一份题为《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并对这份文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释，嘱咐我认真领会和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转述，不允许带回片纸只字……

回到重庆已是12月份了。我很快把带回的信息传递给了邓照明，随即由他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记得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和邓在化龙桥一家茶馆相见了，我们原不相识，是由向洛新和那位进步朋友分别陪同，从中介绍的。略事寒暄后，他们先行离去，邓照明领我步行去到一所学校（后来才知道那是适存高商），在一间像是教职工宿舍的房子里，开始正式交谈。那一晚，彼此的心情都很兴奋。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八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关接上了关系，真像是乱离后亲人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

1949年3月，邓照明传达领导机关的决定，要我前往香港，转道进解放区。经与他商定，特支书记由向洛新继任。这个月中旬，我办好移交后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后才知道是指派我去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顾这一段历程，我相信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都是难以忘怀的。它将激励我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革命朝气。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像吴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血雨腥风中的选择。在这段亲身经历中，我们感受到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惊心动魄，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大忠诚！

吴斌的这份资料弥足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地下党另一个未被破坏的“特支”的党员们前赴后继、独立斗争的历史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