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二章 背叛的代价（10）

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掌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笔者看过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一些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是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吧：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为“方法得当”使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及下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相继变节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鋕、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是特务们所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然，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也不会真正了解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叛徒涂孝文就遇到这种情况。由他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不能不说涂孝文也算是个讲面子的人，当特务叫他去与李青林对质时，他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没有选择，只好硬起头皮跟着特务来到渣滓洞。见到李青林——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刃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骂时时在耳边响起，一闭上眼就浮现出李青林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那样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嘛！唉，大不了一个死字，怕什么呢？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其实徐远举一直非常重视涂孝文，他从刘国定口中知道涂孝文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国定还高，故推断涂孝文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猾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审讯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看在眼里，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像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愧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分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历的考验也十分严酷，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使他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刻，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意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广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