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第三章 女人无叛徒（3）

又一个“共匪”重犯落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能发泄的只能是将胡其芬又一顿毒打。

徐远举亲自上阵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其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第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第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叛徒刘国定）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有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刘国定，只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党。”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们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员面前只能泄气。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璧（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了周围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浦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事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仁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仁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仁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仁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仁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失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辕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仁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仁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仁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仁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仁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仁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托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仁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给监狱里的政治犯送日用品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仁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仁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仁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张坤璧代替她与刘石仁联系。张坤璧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仁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仁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仁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况淑华。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仁果真来了，女共产党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故意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仁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仁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仁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知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胡其芬她们通过黄茂才也送信给在重庆大学的况淑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谈，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意儿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友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放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璧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璧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璧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生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害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那么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有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监狱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尾写道：“主啊，请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只好作罢了。

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仁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仁的多次争取，特务看守所长被迫同意。胡其芬写信给在陆军医院担任内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尽力挽救这位难友的生命。在胡永芬的关照下，龙光章的病情终于好转，但是特务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押回监狱。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个戴上小白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仁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仁，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仁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通过济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娅”。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实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59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拥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音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