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第三章 女人无叛徒（4）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数也差不多靠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水一般柔。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严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且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在后文另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10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8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后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10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她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人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临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容易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女囚”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囚”有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时间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这位痴情的小伙子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的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真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越过江水，

　　闯入森林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霖，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女同志的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图案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要承受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一切，包括荣誉与尊严，还有耻辱与诋毁。前者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这些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两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时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们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其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们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们被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们说出自传情况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特务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工人自传等材料。

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的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与敌人作斗争，他关心、爱护同志，这些都使“牛皮”两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委委员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他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色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眼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沉重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她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烙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而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深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两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8个多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战胜苦痛的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多次上监狱来，扬言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限、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耻辱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谈话怎么也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分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王璞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蓥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将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组织上决定让左绍英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此时，她已有七个月的身孕，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被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蓥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踪。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际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渡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提出强烈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怀的其实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的一堆礼物了：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券”，小纸包的十几颗鱼肝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在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监狱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喜爱，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大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诈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决不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揪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让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主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无辜的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还不满周岁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娅，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第四十一》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共产党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刘石泉。1948年，中共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孕早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来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儿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共匪”，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的生产却一开始就让大家高度紧张。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地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狱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数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难友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的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的折腾，也许是老天爷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笑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自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是只有在共产党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共产党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的故事，以及另外几位鲜为人知，但更英勇悲壮而伟大的女性的事迹，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