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三章 女人无叛徒（6）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溯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进行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件，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彭咏梧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能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根本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年轻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义铭。12岁时，她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两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虽然没有直接与彭咏梧相识过，可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

彭咏梧从魏兴学那里了解到的江竹筠，“虽年轻，却稳重、干练，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

“噢，新市区竟然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有机会我倒很想见一下。”彭咏梧对魏兴学曾这样说过。

现在竟然是组织上安排他们成为一对假夫妻了！第一次见面竟如此尴尬。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作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仍然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

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象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栗。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发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地，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真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愧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份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地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在一个劲地蹿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就被特务跟踪了。她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虽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四哥”的这份已然潜滋暗长但尚未破土的爱情。“我爱你——四哥！”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梦乡中，江竹筠默默地对着重庆的方向，心中这样呼喊着。她的心头，时常涌动起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

“夫妻”分离，也让这边的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竹，我们结婚吧。”有一天，彭咏梧把埋藏在心中的想法告诉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江竹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是不会跟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斗争形势太严酷了……今后我们会善待他们的。”“四哥”这话，让江竹筠很是感动，心中更多了一份责任。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四哥”，两人万分激动，百般恩爱。“蜜月”之后，江竹筠回到成都继续学习，同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学运中去。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并通过好友立刻告诉了远在重庆的丈夫——“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了，可偏偏又是难产。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啥，你不是说胡话吧？”医生一听，就惊呆了。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碰到的：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学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几个孩子？可地下斗争那么残酷，她和老彭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她只能忍痛割爱！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老彭虽难过，却能理解江竹筠的这一份决定。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想了想，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烟的学生运动时刻都在吸引着她。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协助彭咏梧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既为工作，也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她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职业做身份掩护。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的家庭有这样一门亲戚，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面，作为有中信局职员公开身份的彭咏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曾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听歌。这一来，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令他们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儿子彭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消息。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膀。后来，彭咏梧很快从谭竹安那里知道了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儿子彭炳忠的情况。

“竹安，我对不起你姐……”

谭竹安许久没有说话。关于自己的姐夫又有了家这件事，在经过两年的苦苦寻找之后，谭竹安不久前已经从另一个地下党同志那里知道了。虽然谭竹安也为自己姐姐的命运抱不平，但他能够理解姐夫彭咏梧的所作所为。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觉得已经对不住一个女人了，他不忍心再伤害另一个女人。更何况，现在斗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不愿在情感问题上过分耗费精力而影响工作。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丈夫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妒妇，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幺姐。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为了争取得到谭家人的真正谅解，江竹筠决定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这才轻轻地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安排我们假扮夫妻，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份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幺姐所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着谭竹安。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后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这样的结果，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日益紧张的严酷斗争局势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沉湎于感情纠葛之中。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去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竹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养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衣服太小，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大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回来时，已经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来到汽车站。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儿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儿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他，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已久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言，虽然未经证实，但是江竹筠就已经预感到丈夫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听到彭咏梧牺牲的具体细节时，她抑制不住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但她随即猛地止住抽泣，强作镇定地对吴子见、卢光特说：“老彭牺牲了，我们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赶紧商量下一步啷个办吧！”

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的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往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尽管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但她心里觉得很难过。她想还是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帘：“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多么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敌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