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三章 女人无叛徒（9）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不久，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快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绒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的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懒散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有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驻地，外面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地说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身份的青年来了，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着他扶了扶金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贸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抗战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后，我们经过调查和研究再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轻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两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之后视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8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这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洸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发愤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憧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对此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七言诗抒发胸臆。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室所累”为由，谢绝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情，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委托，决定将他们作为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并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的那一幕。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后来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洸烈士（1917—1945），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洸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38年秋，杨洸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洸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共产党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1940年3月，杨洸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洸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1945），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1938年，因生活所迫，赵力耕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与张蔚林、冯传庆结识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赵力耕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经张蔚林、冯传庆推荐，由南方局发展为秘密党员。他经常利用值班之机，截获军统的重要情报，经破译后转交张露萍。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以他熟练的发报技术，巧妙地将重要情报直接拍发给延安，作出了重大贡献。牺牲时28岁。

王席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县人。王席珍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后因生活所迫，于1938年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后与张蔚林、冯传庆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王席珍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捕，在狱中他坚毅不屈，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军统的黑暗，受到同监难友的爱戴。当监狱当局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时，王席珍予以断然拒绝。牺牲时年仅28岁。

还有一位陈国柱烈士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相关档案。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闹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的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三个真空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直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两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请求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让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拔枪就把毛烈给毙了的后话。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他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吁吁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叶剑英，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后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先休息，调整一下情绪和心情，再作行动。”叶剑英一边安慰，一边要求冯传庆要镇定和经受住新的考验，并告诉了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因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传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人空手而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尽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着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呵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戴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龟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们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后像个美丽的女神，昂首走出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睁，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情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又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双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睁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灵了！253显灵了！”（注：“253”是张露萍在监狱里的狱号）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