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四章 另一种背叛（2）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十分特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从他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和“江姐”及《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张露萍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一起蹲过敌人监狱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型，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韩子栋。韩是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战斗过的少数的几个见证人之一。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是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对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楚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向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员，好像熔铁炉中的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出生在四川威远县。

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清末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簿记、会计等课程。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罗世文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其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萧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在重庆，由萧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自此开始，重庆这“一萧一罗”即萧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闇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闇公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才，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萧楚女、杨闇公等一起，成为领导重庆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察的六名士兵一齐捆绑，掀下大江，四人淹死，两人重伤。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了领事裁判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海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罗世文立即与杨闇公等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萧楚女和杨闇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现代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2月13日上午，在打枪坝召开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市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

1924年至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闇公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闇公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罗世文和萧楚女、杨闇公一起，领导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萧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军阀刘湘的忌恨。刘湘为拔除这个眼中钉，立即派人草拟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禁令》，派专人交给萧楚女、罗世文二人。禁令上说：“……《爝光》刊物编辑人萧楚女，发行人罗世文，假爱国反帝之名，行宣传共产之实，……勒令查封该刊物，经办人员限期三日出境。如有违者，定依法究办。”接到禁令后，萧楚女于愤慨之余，连夜草拟了《萧楚女的人生观》一文，据理批驳刘湘的禁令，伸张革命的正义。次日，《新蜀报》全文刊出此文，轰动全城，弄得刘湘手足无措，恼怒万分。罗世文在愤慨和激动之中，挥笔写下了三首绝句，有力地表达了对反动军阀迫害的愤怒和蔑视，以及对革命真理传遍四方的坚定信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萧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参崴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道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威震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之中。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七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上，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后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罗世文，前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威信很高的刘伯承，他虽未到任，但名列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订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得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其中一首云：

　　千锤百炼是钢筋，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两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时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苦工。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无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向往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给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湘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何时，刘湘查封了罗世文和萧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进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庭院，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

罗世文返川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同时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成都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劫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诋毁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事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位共产党人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愣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模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那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说：“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做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象装过后，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的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羞成怒，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等众多诗篇。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斗争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6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