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五章 忠诚之忠诚（3）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于“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质疑。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薛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案，决议薛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薛传道时任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是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侮辱。薛传道的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疯。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位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刺伤了烈士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情况。

中央要求复审“红岩”烈士的精神及四川省委的意见，加快了重新复审薛传道、邓惠中等人问题的进程，最终使得这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也在政治命运上获得了真正翻身。

读者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本书的前面曾经介绍过一位名叫盛超群的共产党员如何戏弄徐远举，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被作者用过不少笔墨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其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认定盛超群是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一样的“共党要犯”。然而国民党如此仇恨的“共党要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讽刺似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盛超群的儿子盛荣德，由于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此在他成人后不断向组织申诉父亲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经把其父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戴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了，儿子盛荣德依然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这样，造反派们就异常恼火，通过卑鄙的手段，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10年。

在对盛荣德的“判决书”中所述的“罪名”，其实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盛荣德的父亲是“叛党分子”。为了证明自己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盛荣德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人民自己的监狱里被判10年徒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荒唐年代，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盛荣德始终不服判决，即使蹲在监狱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父亲盛超群不是“叛党分子”，而是坚定和忠诚于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在监狱的日子里，盛荣德的行动受到限制，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即盛超群烈士的妻子开始为儿子到处申冤控诉，然而在“文革”期间，这样的申诉结果只能加重“罪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受到有关部门重视，盛荣德的刑事判决于1979年4月10日正式撤销，他被“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1977年初，盛荣德的母亲也为儿子的事要求有关法院重审过，结果某法院下发“1号文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两年之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文革”中的错案冤案获得了平反。“红岩”历史中的那些像盛超群这样的疑案、悬案，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盛荣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获释的。

坐了近10年牢的盛荣德在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能证明他父亲是共产党员和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证据。那些了解盛超群革命斗争经历的地下党同志纷纷站出来为战友作证，政府和党组织也不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对盛超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复审，最终得出结论：盛超群不仅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是位有过重大贡献的地下党领导人，他在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的折磨时，没有出卖过任何同志，牺牲时他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风骨。

1981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发出文件《关于盛超群同志补定为革命烈士的调查结论》，正式追认盛超群为革命烈士。他儿子盛荣德也在3个月后，被所在单位正式落实了作为革命烈士后代的相关政策。

这一年的11月14日，盛荣德挽着老母亲，来到当年父亲牺牲的地方，伏地痛哭了3个多小时，这是他在父亲死后的32年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又那么畅快……末后，他擦干眼泪，对天大喊道：“爸，你现在可以在九泉之下合眼啦！我和母亲永远想你——！爸，你放心，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感情，是永远不会消失和动摇的。

我知道，在中央和四川省委及相关省、市党委的直接关怀和重视下，到1982年10月，就有40多名过去一直未定性的遇难者，正式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薛传道、邓惠中、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等。据说，那一年的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悼念革命烈士的活动异常隆重，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是自发从各地汇集到当年烈士被害的地方，他们或焚纸祭祀，或扬洒久积的泪雨，把整个歌乐山淹没在一片凄婉而悲壮的气氛之中……

又快新一个30年了，当今天我来到歌乐山时，我的合作伙伴厉华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虽然当年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331人中，绝大多数已经先后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如邓惠中等杰出的共产党员还载入了中共党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这看起来似乎对他们很不公平。然而，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当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投奔到了革命队伍，后来他们被敌人抓去，坐穿了牢底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更不可能看到如日中天的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因此后悔，因为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正是他们当年为之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理想……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那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那亿万年的伟业，

　　还捐弃了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斗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要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是“红岩”之外的另一位被敌人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牺牲前所高吟的《囚徒歌》。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光荣献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千千万万。正是无数这样忠诚于党的革命先烈们的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玉成了今天如此伟大而强盛的中华民族！他们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对党、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精神，世代永存。

让我们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向这些革命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