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手迹故事》 | 弥足珍贵的遵义会议手稿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

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会）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

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陈云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陈云亲笔写的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手稿，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弥足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突围长征，由于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队伍行动迟缓，始终无法冲出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五军团担任全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任务异常艰巨。中革军委决定派陈云到五军团担任党代表。

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突围。在这次突围中，中央红军损折过半，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湘江之战后，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大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作为参会的四个政治局常委之一，陈云对于扭转中共和红军面临的危局，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坚定地支持改换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会议作出的“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了毛泽东担任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的决议。会后，陈云按照会议精神，写下了这份详细的提纲。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军事上摆脱了被动局面。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变动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苏联和共产国际却无从知晓。此时，恢复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成为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交给陈云一个重要任务——回上海恢复党组织，并通过上海党组织尽快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5年6月上旬，在红军攻占四川天全、芦山后，陈云肩负着特殊使命，带着刘伯承的两封亲笔信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然而，陈云到上海后，发现此时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恢复党的工作已完全没有可能。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中共在上海的一些人员转移到莫斯科，陈云也在其中。

1935年9月上旬，陈云等人抵达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陈云和中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接见。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使当时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准确消息的共产国际有机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要改组后勤队，那时后勤队叫红七纵队，它是负责部队搬运工作的。毛主席指示，部队要缩编，机关要精简轻装，要舍得丢掉坛坛罐罐，并让陈云负责这件事。当时，整个后勤队带的东西很多，陈云就大刀阔斧地砍，除了档案资料、报话台、银元等必须随身携带外，其他能舍弃的都要下决心处理掉，该扔的扔，该埋的埋。

陈云办这件事确实很果断，很有气魄。经过整顿，我们后勤纵队中，比较年轻力壮的同志都充实到战斗部队。这些事都是陈云办的，中央认为陈云能办事、会办事。

遵义会议召开几十年后，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由于遵义会议召开时环境险恶、条件困难，会议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致会议的一些重要细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比如会议召开的时间、出席的人员与人数、作出什么决定，等等。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留传后世的只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和《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反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等方面问题，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如何复原遵义会议就产生了一定困难，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议题、中央在遵义会议期间人事重大变动等情况，均缺乏坚实的史实作依据。

1956年，苏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方，中央办公厅即派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赴莫斯科，把1922年至1943年间有关中共中央的档案，带回北京。这批文献数量巨大，足有几百箱，后来一直存放在中央档案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这批档案中的一件。由于这份文件没有署名，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找到上下相关的部分，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份文件在1980年以前，除了向为数很少的党史研究部门提供过复印件外，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

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后来复制件送到陈云手中。在杭州休养的陈云看后，确定这份文件就是自己当年所写的传达提纲。陈云撰写的这份《（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真实地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对遵义会议酝酿的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党的重要文献。

1983年8月，这份档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刊出。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前夕，陈云亲笔题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档案，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