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谁“强奸”了谁

光阴似箭，岁月如烟。

转瞬间，我在陌生与熟悉，劳累并快乐中，在孟菲斯蹉跎了三个月了。如果说我第一眼看见孟菲斯，觉得她像一个半老徐娘，沉默而端庄，三个月后的孟菲斯，却展现了她犹存的风韵，这风韵就是孟菲斯之秋。孟菲斯的秋天太美了，美丽得有点像埃及艳后，摄人魂魄。

我的家乡重庆也有秋天，但秋天多雾，是世界三大雾都之一，在你不知不觉中，浓雾便从你脚下升起，弥漫在整座城市，城市变成了一首朦胧诗，留给那些不开车出门，也不上班的市民们，慢慢赏析。北京秋天的符号是香山的红叶，我曾经去拜谒过，尽管那满山的红叶也教人振奋，但单调的一种颜色，略显单薄，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而孟菲斯的秋天，却是另一番景象，深绿的橡树叶，金黄的银杏叶，火红的一团团一簇簇的枫叶，斑驳地镶嵌在苍穹下，宛如一幅巨大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感谢造物主对这座城市的关照，也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使我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座城市。我想，我会永远依偎在这座城市的怀抱里。

但是——是的，中国人最怕说“但是”二字——从1998年7月1日，我踏上孟菲斯土地的那天起，上帝却显示出他两面派的性格，一方面让我来到这宛若仙境的城市，另一方面，让命运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当然，这个玩笑的始作俑者，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叫齐小莲的女人。

有人说过，亚马孙丛林的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翅膀，就会在美国西海岸引起一阵狂风暴雨。此话不假，在孟菲斯，由于齐小莲轻轻地扇动了一下她那看似柔弱的翅膀，便引起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官司风暴。我在美国生活的十年，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把精力，还有钱财，都耗费在这无休无止的多头官司之中。

先是齐小莲控告贺绍强“强奸”她的官司，再由此引出齐小莲的老公王玉鹏殴打我的官司，再由上述两官司引出我们向贝克一家要回亲生女儿的官司，再引出贝克一家控告我们故意抛弃女儿的官司。特别是我女儿父母权的官司，一路从孟菲斯当地法院，打到州最高法院。我有位朋友调侃我说：“在中国打了八年抗战，打赢了；你在美国打了八年官司，也打赢了，哥子们佩服你。”

我前面说了，既然孟菲斯之秋美如埃及艳后，就难免点燃人们的欲火，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真淫或意淫。

1998年10月11日这天，孟菲斯依旧风和日丽，深秋的阳光，变成了一个老祖母，用她温和的双手，抚摸着大地上的每个生灵。早晨，贺绍强背着书包去孟菲斯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房上班，中午我给他送饭过去。因为那天是个星期天，计算机房几乎没有其他的人，出奇地安静，贺绍强咀嚼的声音被放大了，像时钟走时的声音，吧嗒吧嗒地响。我忍不住笑了，贺绍强问我笑什么，我说：“贺先生，请注意一下吃相吧。”

贺绍强说：“饭菜太可口了。”那天贺绍强穿着一件条纹的ELLE牌T恤，是我在中国给他买的，大小合身，所以，吃相虽然不雅，但人看起来还很精神，而且神情中透露出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儒雅之气。

晚上，贺绍强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孩，叫齐小莲，我打趣地说：“恭喜你，你可以红袖挑灯夜读书了。”我分明是一句玩笑话，贺绍强身子却微微一抖，眼中掠过一丝诧异的神情。

10月19日中午一点多钟，华北中餐馆的食客们陆续离去，我正在收拾的时候，突然看见我重庆老乡谢琳琳的老公王春治急匆匆向餐馆走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来餐馆吃饭的，正想招呼他时，他已经来到我面前，对我说：“贺绍强叫我来接你回去，你们家出了点事。”“出了点事”几个字像一块砖头，重重地在我脑门上拍了一下，我忙问：“出了什么事？”王春治满脸严肃地摇了摇头，我急忙向大姐请了假，跟着王春治往回赶。

回到家里，贺绍强正在煮方便面，他见到我，也没问我吃饭没有，便一把把我拉进房间，迅速地将门带上。他搓着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急了：“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看见我一脸的焦急，只好坦白从宽了。他说：“齐小莲······”贺绍强这三个字一出口，凭着女人的敏感，我断定，肯定是和“拉链门”有关，因为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正在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

我的头一下眩晕起来，视线也模糊了，眼前站着的好像不是我的老公，而是哈哈镜中一个丑陋的男人。

贺绍强开始向我讲起他的故事来。他说，齐小莲向学校控告了他，说10月11日那个星期天，在齐小莲的教室里，齐小莲拿着生理卫生的教材向贺绍强请教，而贺绍强干脆来个“言传身教”，对她实施了性暴力。只因她穿着一条隐形拉链的牛仔裤，所以才强奸未遂，但在她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学校鉴于这个严重的事件，取消了贺绍强的奖学金，并解除了他计算机房管理员的工作。也就是说，贺绍强两条薪水的渠道都被阻断了，我们在美国转瞬间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了。

讲完故事，贺绍强流着眼泪说：“妹妹，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打她，也没有强奸她，真的。你若不相信我，还有谁会相信我呢？”我暗自想，前几天我还恭喜你有女人缘，找到了一个添香的红袖，没想到几天工夫，红袖就变成了杀手，要置我们一家人于死地，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看见我流泪，贺绍强急忙用餐巾纸给我擦泪，我轻轻地把他推开，心里对他感到厌恶。他后退了一步，像一截木头戳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们两人都沉默了，沉默就像一股寒潮，一下子使空气凝固了，让人有点窒息。为了融化这凝固的空气，我对贺绍强说：“贺先生，我还没吃午饭，麻烦你帮我煮包方便面吧。”

我吃完方便面后，贺绍强便出去了。因为他和一个来自巴基斯坦名叫伊加什的同事有一个共同的项目。

贺绍强一走，屋里安静了，但我的心情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思绪天马行空，穿越在过往的时空里。

首先，由于我们行将面临断炊的窘迫，想到我腹中的胎儿，由胎儿想到我在祖国的日子，虽说我在重庆不算大红大紫，不算成功人士，纯粹的草根一个，但日子却像我家乡的火锅，沸腾而味鲜。

特别是在我赴美前夕，我的闺密和哥们儿给我饯行，他们的目光里，大多洋溢着羡慕的神情。闺密们也不顾有男士在旁边，直吐心声：“罗秦，你的明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美国见。”有位闺密还指着男士们的鼻子，振振有词地说：“你们不要有酸葡萄的想法，我们不是纯粹去当洋媳妇的，我们是去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要不了多久，美国就会飘扬着社会主义的红旗，知道不？”不知为啥，一位往日暗恋我多年的男朋友，没有出现在饭局上，我有些失落，我这一走，天各一方，日共一轮，今生能否再相见？我到北京时，收到他的一条短信，短信说：“别人都问你飞得有多高，有多远。我却问你飞得累不累，安不安全。美国有湛蓝的天空，更有龙卷风的凶残，如果你在飞翔中受了伤，赶快飞向东方吧，东方有你的家，东方有家的温暖。”

想到这条短信，我的心头酸溜溜的。我才来三个月，我的翅膀就真的受伤了吗？难道我真的与这个富裕国家无缘，难道我的命运如此多舛？想到这一切都是贺绍强惹的祸，我脱口骂道：“贺绍强，你个王八蛋！”

我小时候读过《红楼梦》，贾母说过，哪只猫儿不偷腥。按照我们国内的说法，男女关系属于作风问题，一不叛国，二不叛党，属于内部矛盾，但是，作风问题已经危及到我们全家的生计了，你贺绍强不是王八蛋是什么？

骂归骂，转瞬一想，这道理道理，倒过去有理，倒过来也有理。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虽然闹得沸沸扬扬，第一夫人希拉里并没有河东狮吼，她尴尬地笑一笑，宽容了，美国人民也调侃地笑一笑，宽容了。

克林顿照样安好，照样是晴天。总统尚且如此，我一个平民，还较什么真呢。于是，我决定要帮贺绍强。自私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和我腹中的孩子。屁股决定脑袋，我该行动了。当然，这档子糗事，我不能打越洋电话回国跟家人商量，只好就地寻求帮助。我给刘牧师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认识齐小莲。刘牧师说，他不但认识齐小莲，而且还认识她的老公王玉鹏，因为他们两口子去过他的教会。于是，我对刘牧师说：“最近贺绍强与齐小莲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可能有误会，你能不能帮我告诉齐小莲，我想和她当面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刘牧师爽快地答应去当说客。

过了两天，刘牧师给我打来电话，一听他那低沉的声音，拐弯抹角的措辞，我就知道事情黄了。果不其然，齐小莲一口拒绝了我的面谈要求。

第二天吃过晚饭后，贺绍强拉着我陪他去计算机房打印作业。由于进计算机房要刷门卡，贺绍强的学生证丢了，学校又不补办给他，我们只好站在门口，透过玻璃窗向里面张望，看有没有熟人，然后叫他帮忙开开门。

突然，贺绍强的小眼睛变圆了，他拉拉我的手臂，有点紧张地对我说：“齐小莲在里面。”他的紧张也传染了我，我也有点紧张了，我说：“你回避一下，我进去单独和她谈。”还好，此时有人刷卡进去，我就跟着进去了。

我走到齐小莲的身边，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计算机，我轻轻地对她说：“齐小姐，我是贺绍强的太太，我们能不能好好地谈一谈。”她把目光移到了我身上，像照X光一样，在我身上上下移动了两次，然后对我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你先生做了什么，你回去问问他吧。”说完，她双眉紧蹙，眼中仿佛还闪着泪光，一副委屈和无辜的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齐小莲。老实说，她没有京城女子的那种豪气，相反，倒有种江南女子的秀气。特别是她那双眼眸中，依稀的泪水，仿佛带雨梨花，叫人不能不生出几分垂怜之心，相信她的真诚。

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相信了她。我在心里又骂了一句：“贺绍强，王八蛋。”

从计算机房出来后，贺绍强满脸堆笑地问我：“你们谈得怎么样？”

我没有理睬他，径自往前走，他追着我，继续问：“妹妹，你说话呀？”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不要烦我好不好？”我想，如果他再追着我问，我肯定要狠狠地踹他两脚。

第二天上午，贺绍强接到学校办公室凯瑟琳女士打来的电话，叫他去趟学校办公室。临出门，贺绍强显得很高兴，他分析说，可能学校经过调查，也考虑到我们家的具体情况，恢复了他的奖学金和工作。我当然也高兴，因为不管他偷不偷腥，拉链拉没拉开，有了工作，有了美元，有了饭吃，才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务。

下午，贺绍强来“华北中餐厅”接我，向我讲了上午他和凯瑟琳女士见面的情况。一见面，凯瑟琳女士不分青红皂白，便给贺绍强一记杀威棒：“贺先生，你为什么指使你老婆昨天上午去找齐小莲，为什么要威胁齐小莲······”

我顿时无语了。明明是昨天晚上的事，怎么变成了昨天上午的事？

明明是我卑谦地想和她讲和，怎么变成了威胁？士别一日，我当刮目相看这位外表温柔的女人了。

我决定去找凯瑟琳说清楚。凯瑟琳的办公室是一个套间，外面一间是凯瑟琳秘书的工作室，里面才是凯瑟琳的办公室。我向那位白人女秘书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问我：“你预约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但我有急事需要见她。”

她把目光向门口瞅了一眼，正准备下逐客令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我挺着大肚皮，也许是同为女人的原因，她动了恻隐之心，愿意替我通报一下，结果很快，凯瑟琳答应见我。

我走进了凯瑟琳的办公室。凯瑟琳端坐在办公室前，前端是一排大书柜，摆放着红红绿绿的装饰书，也摆放着一些工艺品，看得出来，它们的主人应该是个很有文化素养，又懂生活情趣的人。

凯瑟琳是个个儿很大的白人，凹眼眶，高颧骨，蓄着长头发，表情严峻，一看她身上就有种“威武不能屈”的品质。

我们四目相对时，她就知道我是谁以及我登门造访的目的了。她很礼貌地说：“请坐。”我说：“谢谢。”然后我就用蹩脚的英语讲述起来，我说：“看在我即将临产的分上，请求学校恢复贺绍强的工作，否则我们，还有我的孩子都会挨饿。”我又说：“齐小莲说贺绍强伤害了她，身上有很多淤痕，我也是中国妇女，我愿意用我身体的任何部位做实验，看看八天后是否还有伤痕。”虽然我嘴里讲述贺绍强的“拉链门”，心里却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过往。我在国内的时候，不管是在深圳下海，还是在重庆打拼，日子过得不算奢靡，但也潇洒，我的生活我做主，从没像今天这样低三下四去哀求别人，我越想越悲催，竟低声地抽泣起来。

凯瑟琳本来就没有认真关注我的述说，一见我落泪，越发显得不耐烦了，她紧锁双眉，不是用嘴巴，而是用喉咙，发出了一句话：“对不起，我不能帮你，请你出去。”

若不是凯瑟琳的这句话，我还会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只能轻声地哭，毕竟这里是大学，是斯文之地。但她的这句不讲礼貌，我为什么要讲礼貌，于是我马上放声痛哭起来，边哭边叫他们去找翻译来。

凯瑟琳有点紧张了，她万万没想到，一个美国悍妇会遇到一个中国泼妇，于是急忙拨打了两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位高大魁梧的白人警察进来了，他是学校的校警，校警是可以配枪的，他一手放在枪套上，一手要来拉我，叫我离开这里。但是当他发现我是一个孕妇时，不敢拉我了，他只好原地站着。

这时，又进来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士，一边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臂，一边客气地对我说：“女士，我们可以出去说话吗？”到了办公室外，那位女士依然客气地对我说：“女士，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什么，回家？这不是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吗？不行，我要找凯瑟琳，我刚一转身，那位女士拦住我，更加客气地对我说：“凯瑟琳已经离开办公室了。”

一听这句话，我气得浑身发抖，一边大骂凯瑟琳，“你这个魔鬼，坏蛋。”一边在心里打骂自己，“罗秦，你这个笨蛋，你一下就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计。”又急又骂，又骂又急，急火攻心，全身发软，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瞬间被人扔进了大海，眼前一片昏暗，耳朵也听不见四周的声音了。

不知过了多久，救护车凄厉的喇叭声让我清醒过来，只见两位男医生，迅速给我听胸音，量血压，然后把我抬到担架上。我连忙摆手，有气无力地说着：“No，no.”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医疗保险，在美国，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去医院看病，费用贵得来咬人。

对于我反对去医院，两位医生很为难，他们把担架抬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来，而孟菲斯大学的人员和校警急了，要求将我立即送医院。特别是那位刚才还木讷的校警，口里没说什么，但双手放在胸前，手心向外，重复着一个前推的动作。人的思维真的很跳跃，也很喜剧，看着校警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太极拳的动作，我差点想笑了，因为我想起了苏小妹三拦新郎那副对联的现代版：闭门推出窗外月，免得是非惹上身。孟菲斯大学就是怕是非惹上身。后来听说医疗费、打车费的账单一个不少寄给了孟菲斯大学，孟菲斯大学又气又恼，觉得我好像亵渎了他们学校的尊严，他们更加厌恶我们了，我们和他们的矛盾加剧了。

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没什么大碍，我该回家了，但是我身无半文，护士问清了我家的地址后，她打电话叫来了出租车送我回家，并且对我说：“医院已经付了车费，你不用付了。”我连忙对护士说感谢的话，护士大度地摇着头，好像在说，这点小事何足挂齿。

没过两天，贺绍强接到孟菲斯市警察局性犯罪调查办公室来的电话，要求他第二天下午去该办公室接受调查。去警察局毕竟不是去麦当劳，贺绍强本来是个胆小的人，警察局三个字让他脸色有些难看，我安慰他说：“没啥，我陪你去。”

我们如约来到性犯罪调查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墙上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非洲大草原鸟瞰图，一幅是像斯巴达克斯一样全身穿着铠甲的橄榄球运动员的照片。屋顶上的日光灯洒下来柔和的乳白色的光，让整个办公室变得很温馨。

起初，一位黑人女警员接待我们，她看上去四十多岁，已经发福了，脸上始终挂着慈祥善良的微笑。她非常热情地叫我们坐下，她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我拒绝了，然后她从办公桌下面拿出一个盒子来，打开盒子，里面装着糖果，她对我说：“随便吃，别客气。”然后又将目光转向贺绍强：“先生，在你未被定罪之前，你都是无辜的。”

在这句公正的开场白后，她开始公事公办了，边询问贺绍强边做笔录，并且打开电脑，核对贺绍强的个人信息。

这时，我注意到在她电脑的显示屏旁贴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天父，当黑暗来临之时，我感到恐怖，但是只有你能带给我们光明和安全。怪不得，第一眼她就让我相信她是个善良和蔼的女人，原来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端详着她的黑面孔，突然又想到凯瑟琳的白面孔，一白一黑，一冷一热，我心里感慨，凡是有人的地方，那里都有炎凉世态。

不一会儿，又来了个瘦高个非洲裔的男警员，他是女警员的上司。

他半边屁股挂在办公桌上，一只脚着地，既没站相也没坐相，他告诉贺绍强：“为什么要调查你，是因为贵校的凯瑟琳打来电话，叫我们一定要调查这个案件，而且齐小莲和她的老公也来报了案，我们立了案，就必须介入这桩案件。”

不过，男警员抬头望了望天花板，用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一会儿之后才接着说：“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案件，为什么现场没有证人，为什么没有保留物证，为什么被暴力打伤又没有医疗报告，而且齐小姐来报案时说她只有二十八岁。”这时，那位女警员笑了，她指着电脑说，“我查过她的社会安全码，她的年龄是三十六岁，比你贺先生还大三岁。”美国的个人社会安全码，就像我国第二代身份证，存着个人的信息，也就像个人的指纹一样，在全世界都有唯一性和法律性。

贺绍强配合警员将发生在1998年10月11日下午的事全部述说了一遍。那天天气特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恐怕正是这样舒适的气候，正好刺激人体肾上腺素的分泌。齐小莲请贺绍强帮她补习功课，于是，齐小莲主动将贺绍强带到她上课的教学楼，他们进去的时候，有人帮助他们开了门，两人进门时，听见有人在说话，他们去了三楼的一间教室。齐小莲（还有凯瑟琳在以后的证词）一再强调教室没有窗户，好像这就为贺绍强施暴提供了方便。其实，没有窗户，只是说没有可开启的窗户，人家为了环保，安装的是落地玻璃，如果贺绍强采取性暴力，齐小莲肯定会本能地尖叫，就会惊动其他的人。还有，外面的人将会看得一清二楚，如果真的有床戏，无疑是一场现场直播的真人秀。

我了解我的老公贺绍强，他也许有这个色心，但是绝没有这个色胆。

十天后，贺绍强收到孟菲斯警察局的回信，他们也分别发给了孟菲斯大学和齐小莲，信中表明不能受理齐小莲的指控，理由是：报案者齐小莲在事发后很长时间才向警方报案，且报案说法不一，开始指控为性骚扰，后面指控为性侵犯；事情发生在白天，地点是报案人上课的教学楼，难以置信，报案缺乏相关的人证、物证和医疗报告。

拿到回信后，我和贺绍强很高兴，证明我们是无辜的，强奸案是一桩冤假错案，既然是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就应该为被冤枉者恢复名誉。其实，对于我们两口子来说，恢复名誉事小，而恢复工作才是大事。于是，贺绍强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重回计算机房上班，但是，我大闹凯瑟琳办公室的事伤了凯瑟琳的心，医疗费、出租车费又伤了孟菲斯大学的面子，所以凯瑟琳一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阳光并不总是在风雨后，我的眼前依然一片阴霾。贺绍强没有了收入，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尽管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依然要打两份工，解决生存问题。我当时盼望贺绍强早点毕业，只要他一毕业，立马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当时克林顿还在台上，虽然“拉链门”闹得沸沸扬扬，但美国经济也沸沸扬扬的，很给力。马修先生要和中国做生意，很需要贺绍强这种既懂中国文化，又懂美国文化的人，马修先生答应，只要贺绍强一拿到文凭，就聘请他到他们公司去工作，试用期四万美金，以后还会涨工资。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孩子出生后也有一个温馨的、稳定的生活环境，我开始扳着指头数着贺绍强毕业的日子。

可惜，幸运还没有来敲门，不幸就来敲门了。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