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安娜出生

孟菲斯的现代化与古典美融合成了异国情调，听见的是珠落玉盘的英语声，看见的是举止优雅的各种肤色的人，我仿佛来到一个童话王国，生活像梦幻一样美。

远处教堂传来的钟声，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真诚地告诉我，这不是童话王国，这里是美国，要生活就要有工作，有美元。

这不是建议，而是箴言。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新婚燕尔的女人，谁不想当一个全职太太，过一种散漫而愉悦的日子。但我不能，我们的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特别是我腹中躁动的小生命还需要奶粉钱。

我要出去打工，贺绍强一点也不反对，连说三个好字，还说：“你不懂英语，就由我负责把你推销出去。”说完还拍了拍胸口，脸上荡漾着兴奋，那架势就像一个房屋中介搞定了一套二手房，可以拿到两个百分点佣金一样。

我一下子找到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对白人夫妇家当保姆，照看孩子。这家的丈夫是个棉花商人，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人类要赎罪，必须多做善事。马修有经济实力，又有做善事的意愿，于是就从中国领养了两个中国小孩。一个是女孩，名叫玛丽；另一个是六岁的男孩，名叫兵，是名残疾儿童，患有歪脖子病，由于长期在孤儿院生活，养成了胆小，不愿与人交谈的性格。来到这样一个虽然温馨，却很陌生的家庭，兵当然很不适应，他们雇我主要是让我陪兵玩。我用中文和兵说话，兵慢慢高兴起来，是种他乡遇故知的高兴，我们很快就混熟了。兵和我在一起时有说有笑，像换了人似的，马修夫妇见此情景，自然也很高兴，马修太太伊丽莎白竖起大拇指，表情有点夸张地说：“Casey，你真了不起，你是一把能开启孩童封闭心灵的钥匙。”

我教兵做游戏，讲故事，唱儿歌。有一次我教兵唱我母亲教我的儿歌：“爬山豆，藤儿长，爬坡爬坎去看娘，娘又远，路又长……”唱着唱着，我突然想起我黄泉之下的母亲，想起在地球另一边的亲人来，一个是阴阳两隔，一个是关山相阻，不禁潸然泪下。兵见我流泪，睁大了眼睛，歪着脖子怯生生地问：“阿姨，你怎么哭了？”见兵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猛然又想起他的身世来，心里一阵酸楚，一把把他搂过来，抱在怀里，心里叹息道：“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泪水又流了出来。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是由我的一位教会朋友介绍的。餐馆不大，又坐落在黑人区，生意也就冷清，但餐馆有一个叫得响当当的名字：华北中餐馆。朋友告诉我说，那家餐馆本是一家夫妻店，不幸丈夫生病住院了，店里人手不够，急需招聘一名服务员，所以就推荐了我。

我去打工的第一天，老板娘接待了我，老板娘个儿不高，皮肤白皙，微胖。一见面，我正想跟她打招呼，她却突然冒出一句：“别叫我老板娘哟。”她这么一道封口令，把我已经到嘴边的寒暄话堵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我才说：“我没干过餐馆的活儿。”老板娘却爽快地说：“没啥，只要勤快就行，先把桌子、椅子擦一下吧。”

凭着我的年轻，也凭着我的手脚麻利，对于这种没有啥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也算无师自通。没过多久，我就把店堂里的桌椅擦拭了一遍，水汽未干的桌面像打了一层蜡，透亮透亮的。

老板娘在一旁看着，没有说话，但平静的脸上分明写着两个字：满意。

送我出门时，她对我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当她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肚皮上时，突然皱紧了眉头：“你怀孕了。”老板娘的眼光比八一路杨姐的眼光还毒得多，杨姐用的是疑问句，老板娘用的是陈述句。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只好如实招供：“是的。”隔了一会儿，老板娘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对我说：“我这里现在生意不好，许多人都不愿意来，你愿意来，手脚勤快，真是难得，你明天还是来上班吧。”我很感动，但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我对老板娘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一位顾客用餐后不愿意付小费，老板娘便与他吵起来，指着他的鼻子数落道，语速不快不慢而且抑扬顿挫，如果不是那些粗俗之词，完全可以当一种艺术来欣赏了。那位顾客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我极力劝说老板娘：“算了算了。”老板娘终于住了嘴，让顾客悻悻而去。事后，我想，真可惜，她在这里开个小餐馆，如果在国内包装一下，看她的脱口秀，绝不输给周立波。

我后来对老板娘的印象又变好了，而且是越来越好。那一天，一位顾客喝完茶离去后，老板娘突然把我叫到她跟前，问我：“刚才那位顾客是喝的茶吗？”我答道：“是的。”她又问：“你填账单没有？”我答：“没有。”没填账单等于没有买单，于是我补充说：“茶钱由我来赔吧。”老板娘笑了：“做错事能够承认，很不错，以前有位服务员做错了，还狡辩，茶钱你不赔了，以后注意就行了。”

老板娘又问了我许多情况，最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姓郭，比你大一轮，都是属猴的，以后你就叫我大姐吧。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没过多久，我还真遇上件难事。我来美国前，贺绍强就借钱买了辆本田牌二手车，贺绍强本来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人尚且如此，对车可想而知了，车脏了，他用水冲一冲，擦一擦就算完事。那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把车子彻底地清洗一遍。车子的外壳清洗完后，我开始清洗车子的内部，当我清洗到驾驶座下面时，觉得下面塞有东西，我伸手进去慢慢地将那件东西掏出来，那件东西乌黑、坚硬、冰冷，吓得我大叫一声，像扔掉一条毒蛇一样把它扔在地上，原来那是一把手枪。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是为如何处置那把手枪而辗转反侧的。我没有把车里藏有手枪的事告诉贺绍强，他已经因为“强奸案”而官司缠身了，加之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若他知道我们车内藏有手枪，他的三魂恐怕要吓掉两魂。

按照美国的法律，非法拥有枪支算重罪，我如果悄悄把手枪给扔掉，警方一旦查获，我们就背着非法拥有枪支和销毁赃物的罪名；如果不扔掉，就背着拥有枪支，甚至企图报复“强奸案”的当事人的罪名。

手枪变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吃又吃不得，扔又扔不掉。

第二天上班，我有些神情恍惚，大姐问了我好几次，我才如实告诉了她，大姐很平静地说：“你快去把它拿来给我看看，注意不要让旁人知道了。”

我悄悄地把手枪取来，交到大姐手上，她接过手枪，欣喜得差点叫起来：“好啊，我兄弟就差这种型号的，现在全美国也很难找到这种老枪了。”她见我一脸疑惑，才道出个中缘由，原来她的弟弟是个手枪收藏者，手上正缺这种型号的老枪。

笼罩在我身上的乌云被大姐这么轻轻一吹，便云开日出了，而且还是一个互利互惠的结局。我和大姐的关系更亲密了，她对我的关照也更多了，贺绍强常常也来餐馆混饭吃。

如果日子就这样延伸下去，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尽管我们夫妻二人每天都这么劳累，但劳累的代价却是财富的积累，我们自己的房子会有的，孩子的奶粉钱也会有的，我们会在美国这个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我们的美梦终将成真，我们的前途充满阳光。

但是，中国人最怕说“但是”二字，因为一旦说“但是”，后面总是凶多吉少了。比如，你是从政的，先说你的政绩辉煌，可以立座丰碑，如果用“但是”这么一转，你的政绩就乱麻一团了，顶多只能立座墓碑。不幸的是，“但是”二字就落在我们头上。

秋天来了，孟菲斯的秋天十分美丽，天空越发的湛蓝，越发的深远。枫叶红了，许多树木开始落叶了，银杏树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了浅黄，像一只只蝴蝶，纷纷地飘下，凄美地和我们告别，然后就香消玉殒了。孟菲斯秋天的美总是带着几分伤感。

1998年10月11日，星期天，在孟菲斯大学图书馆里，发生了一件性骚扰事件，没想到的是，这件性骚扰案就像多米诺骨牌哗啦啦地倒下了，一发不可收拾，衍生出强奸案、故意伤害案，以及历时七年之久全美瞩目乃至全世界都关注的“安娜案”等等的故事来。除了贺绍强、齐小莲两位始作俑者外，被卷进这几宗案子里的还有我、刘金波、王玉鹏和几位尊敬的法官大人等。

就像当年愤青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砰砰”地开了两枪，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一样，齐小莲“性骚扰”三个字一出口，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数的麻烦和严重的伤害。

1998年感恩节那天，马修先生一家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感恩节，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好收成，也有感谢我替他照顾两个小孩的意思。

我们来到马修夫妇的家，大家都很高兴。我去上洗手间时，发现内裤有一些血迹，我紧张了，回到客厅后，我悄悄地告诉了贺绍强。他一听，比我更紧张，马上去告诉了伊丽莎白，说我上午在超市购物时被人一脚踢中了肚子，现在流血了该怎么办。伊丽莎白听了，击鼓传花，马上告诉她的丈夫马修先生。马修听了，比贺绍强还紧张，他的紧张，倒不是怕我和上帝有约，在感恩节这天从他家里直接到上帝那里去做客，而是知道我没有医疗保险，上医院就要花大笔的钱。马修先生急忙开车把我送到一家小诊所，医生听说我是孕妇，被别人踢了肚皮而引起的出血后，摇着头，皱着眉，叫我们立即去大医院。

我们又立马驱车到一家圣弗朗西斯科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和几个小时的观察，我没有继续流血了，身体也没有出现不适的感觉。大家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在远方隐约传来的感恩节的歌曲声中，离开了医院。

孟菲斯的秋天是美丽的，但冬天却是寒冷的，寒冷的不光是天气，还有我的心情。平安夜那一晚，孟菲斯下了一场雪，圣诞节早上起来望着窗外，到处银装素裹，上帝也知道孟菲斯上了点年纪，怕冷，一夜间给它披上了一件白莹莹的外套。我是重庆妹子，很久没看见过下雪了，自然兴奋不已。

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了，街上两旁的树挂着许多彩灯，一闪一闪的，为雪地涂上鲜艳的色彩。街上传来的圣诞音乐悠然而煽情，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兴高采烈地布置着家中的圣诞树。

我们的家什么也没布置，一是没钱，二是没心情。“强奸案”发生后，贺绍强被炒了鱿鱼，1050美元的收入没有了，全额奖学金也被停发了，全靠我打两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即使怀孕，我想吃一盒2.99美元的蛋卷都舍不得买，哪还有心情来过圣诞节。

望着窗外茫茫无际的大雪，我的心一阵冰冷，我又一次质疑我来美国的目的。我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女孩尽力了，但命运之神不让她活下去，女孩面带微笑，内心十分痛苦，也是在这样一个大雪肆虐的时候回到上帝那里，难道……

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下去，就去洗衣房洗衣服，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刚直起身来时，突然听见“哐当”一声，我转身一看，地上一堆玻璃碴。原来是过道上一个硕大的玻璃灯罩突然掉下来，只差一点，就砸在我的头上，我惊出一身冷汗，此时，又觉得下身一股热流。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心里十分自责：“罗秦啊罗秦，你平时那么自信，为什么关键时刻你就雄不起了。”我又不停地祈祷：“上帝啊，帮帮我吧，让孩子在肚子里多待几天吧，这样孩子就会长大一点，就会健康一点。”

到了医院，医生一共给我打了三针保胎针，我情况稳定了，警报才解除了。医生问我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我说应该是在2月中旬的。医生看见我因为紧张，抑或失血而苍白的脸色，安慰我说：“别害怕，现在医学发达了，即使你现在把孩子生下来，也能养活，可能只有三磅。当然，如果能在母体中多待几天，对孩子的健康更有利。”我连声对医生说谢谢，长长地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我的宝贝又可以在我的肚皮中待上一段时间了。

1999年1月27日，我接到我律师打来的电话，说王玉鹏打我的案子和贺绍强强奸齐小莲的案子抵销了。我听了又气又急，第二天一早就和贺绍强一起去市法庭查询这个案子，当我得知我们的案子被无缘无故取消时，我心里一阵发怵，我突然感觉下身有股热流涌了上来。贺绍强拉起我，发疯一样开着车向医院驶去。我想，俗话说“好事不过三”，这次我真的要生了。到了医院，贺绍强把车停在医院门口，和护士一起七手八脚把我推进了治疗室，因为我以前来过，所以我的基本情况他们都知道，打针输液观察病情变化。

到了下午，我们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而且车还停在医院门口的。

于是，贺绍强准备把车挪到医院的车库去。不一会，他回来有点沮丧地告诉我，车被贴了罚单，他准备去找医院出个证明，证明违章停车不是故意的。护士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们说：“不用担心，你们的罚单我们医院帮你出证明。”我们连忙道谢。

真的好事不过三，我的下身又开始出血了。医生严肃地问我们：“如果出现危险，是先救大人还是先救小孩？”这个问题对于贺绍强来说，难度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贺绍强一面搓着手，一面看着医生又看看我，不知如何回答。

我马上说：“不要管我，先救小孩。”其实，我心里对自己说：“小孩当然要救，但是我也不会死。小时候我从四楼跌到崖脚下都没死，曾祖母说过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现在怎么能死呢，孩子需要母亲，老公需要妻子啊。”医生们把麻醉罩罩在我的嘴巴和鼻子上，不知为啥麻醉罩从我脸上掉了下来，我腾出一只手，摸索着，自己重新把麻醉罩罩在脸上。

去手术室的路其实不长，但我感觉很远，感觉路上横着奈何桥。如果我仅仅是在奈何桥前徘徊一下，那我们将收到上帝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家从此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快乐。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时，眼前的景物像打上了马赛克，不是很清晰，我迷迷糊糊听见医生在告诉贺绍强是个女孩，六磅重，我一高兴，又失去了知觉。

我感到有谁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轻轻地摇晃着，我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看，是贺绍强。他满面春风，一对小眼睛里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他对我说：“你保住了，女儿也保住了，谢谢你，谢谢上帝。”我笑了，是因为我和女儿没有跨过奈何桥而笑的。

我提出想看看女儿的要求，被护士拒绝了，她大概猜到了我不悦的心思，便柔声柔气地向我解释，你是加急抢救，创伤很大；你现在很虚弱，孩子也很虚弱，孩子在保温箱里需要观察。她叫我盯着她的脸，下意识摸了摸脸，接着说：“不过，你放心，孩子24小时都有专人监护，百分之百不会出问题。”

我信了护士的话。护士四十多岁，白皮肤，圆脸蛋，细眉细眼，一副观音的形象。我想，观音菩萨以救人为己任，护士也应该有慈悲的心肠啊。

第二天，工作人员来病房，给小孩办出生证、社安卡，还要登记小孩的名字。小时候妈妈带我看过天鹅湖，我很喜欢白天鹅奥杰塔的名字，但是大家还是不是很满意。我又想给她取个M开头的名字，因为我是在5月怀上她的，5月的英语是May，在中国也有美丽的谐音，而且她的出生地孟菲斯也是M打头。

最后，大家的意思还是给她取名Anna吧，我也很赞同，因为我想起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是莫斯科第一美人，安娜也有高雅的意思，我希望安娜除了美丽外，秉性中还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奔放而端庄。

取好名字后，我发现伤口又隐隐作痛了，我给自己按了一下按钮，加了一点麻药，但我想到自己要喂母乳，所以我后来尽量不用麻药。

贺绍强推着我去婴儿室看安娜，我终于看见自己身上掉下来那个小生命了。坦白地说，看到她的第一眼，我不是惊喜，而是惊愕，她怎么这么瘦小，这么虚弱，这样无助，一双大眼睛温柔地盯着我，好像我们母女俩心灵相通，她知道我是她的妈妈。

当我用目光抚摸到她那瘦小的双脚时，我的心突然像被人捅了一刀，一阵疼痛。她的小脚上，居然还留着一个针头。据护士解释说，婴儿的血管小，不好找，留着针头是为了下次打针方便。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默默地流泪。贺绍强急忙安慰我，大人孩子都平安无事，你应该高兴才对。是的，我应该高兴，但经济拮据，官司缠身，我有点心力交瘁，我突然怀疑，安娜该不该此时此刻生于斯，我有什么高兴的本钱？

护士来问我，是母乳喂养还是喂牛奶？我回答，我要母乳喂养。当时我没有奶，就用吸奶器挤来吸。由于那段时间心情不好，营养不够，奶水就不多，机器当然不解人意，使劲地吸，痛得我直抽冷气，好不容易吸出一点母乳来，我小心翼翼把她交给护士，护士又小心翼翼去喂安娜。

因为我是剖腹产，住了四天医院就出院回家了，而安娜还需继续留在医院。

从回家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我都顶着凛冽的寒风，把挤好的人奶给安娜送到医院去。护士告诉我，安娜先天体质弱，胃口很小，一次只能吃四毫升人奶。

安娜出院回家了，迎接她的，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毕竟女儿平安降生了，平安回家了；忧的是，我们的经济每况愈下，我不能打工了，贺绍强的工资没有了。天寒地冻，我们都舍不得开空调，只有给安娜洗澡时才开一开。以前我远在中国做生意的弟弟，念在姐弟情深，还时常周济于我。最近，听说他有批DVD、VCD，不知是盗版，货被没收了，亏得有点“伤筋动骨”，对我也就爱莫能助了。而贺绍强家里，哥哥、姐姐全部下岗，也无力帮助我们。

晚上，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安娜半夜啼哭，我怕影响贺绍强，就把安娜抱到客厅，我们母女俩睡在沙发上。母亲的体温和母亲的气味，让她很快就睡熟了，而且睡得很香，正如苏小明的歌唱的那样，“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但是，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微笑不起来，当初自己提心吊胆地来到美国，为的是在这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堪称世界巨鳄的国家里，自己能找到一方立足之地，小康而平安地度过一生。当然，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主要还是为女儿着想，希望她能一生下来，就在这富裕而文明的国土上健康地成长，过上她自己期盼的生活。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捉襟见肘的家庭，我们这个愁云满布的家庭，我们能给她些什么，能为她做些什么。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潸然泪下，双手合十，为她祈祷：我们家实在是对不起你了，不求你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但求你生活平平安安，愉愉快快。

安娜如今年方十四，由当时襁褓中的婴儿，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如花一样的大姑娘了，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重庆一所双语学校读书，她的生活很平静，也许她还没有到做梦的年龄。她走在街上，除了偶尔露出一点西方文明习惯外，和满街飘曳着的美眉没什么两样。她已经记不太清楚她童年时，为了她而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身上那一幕幕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对于她来说，发生故事的时间太遥远了，发生故事的地点也太遥远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最怕说“但是”二字，只要你在百度上轻轻一点“安娜案”三个字，若干条目就会跳出来。我的女儿，小小的安娜，引发的却是一件大大的案子，就像中国抗日战争一样，历时近八载，参与者除了法官、律师、当事人外，更有中美两国政府，中美两国的民间团体和中外主流媒体。

最后，我们完胜了，中美两国的文化、法制在交锋中，也得到了融合、互补，从而为美国催生了一部新的法案——安娜法。作为安娜的母亲，我当然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