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你好！美国

1998年7月1日，也就是在全国人民笑逐颜开，举杯欢庆我们党七十七周年寿辰的那一天，我搭上美国航空公司“德尔塔”的班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开始从一种社会制度飞向另一种社会制度，从一个国度跨进另一个国度的旅行。

在飞机上，我的心情是兴奋与忐忑交织着。说兴奋，我是以“陪夫君攻书”的身份前往美国的，思想上的压力很轻，而且终日能与丈夫厮守，自己将亲手徐徐地打开美国生活的画卷。说忐忑，就不像说兴奋那么轻松了，因为有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就摆在我的眼皮底下。5月份，贺绍强回国和我完婚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除了为出国签证之类的事而奔波外，同时，依然在重庆八一路经营着一家音像制品门市。八一路是重庆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满街都香味四溢，传播着饮食文化。唯独我们的门市提供精神食粮。所以，就有一点鹤立鸡群的味道，被旁边餐馆的大姐们看高三分，她们有事无事爱到店里来，和我摆摆龙门阵。隔壁餐馆有一主厨，我称呼她姐姐，是我们店里的常客。她为人善良，快人快语，每次到我们门市来，听完几首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后，就免费给我传授川菜烹调的秘诀。俗话说“身怀一技，天下无惧”。我淘来的这些烹调技术，在我到美国后，还真派上了用场，当然，这是后话了。

那天，杨姐到了门市后，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嚷了起来：“啊，小罗，‘揣’起了吧？”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揣’起了？”杨姐一笑，把她那微微腆起的肚皮，拍得“噗噗”地响，说：“就是这个。”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揣”的意思还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很形象。我记得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就说：“卖豆腐赚下几个钱，集上买回来二斤面，就怕东家看见了，揣在怀里四五天。”只不过，杨白劳大叔“揣”的是死东西，而杨姐说的是我“揣”着一条新的生命，即我怀孕了。

杨姐问：“你有没有什么反应？”她见我一脸茫然，忍不住“扑哧”一笑，揶揄我说，“平时看起来精精灵灵的妹妹，怎么关键时候，变成了一个傻大姐啊。妊娠反应就是想吃酸的，或者甜的。”我回答说：“不想吃酸的，也不想吃甜的，只想吃你杨姐炒的回锅肉。”我说的是实话，当然，也有点讨好杨姐的意思。

我这样一点也没有孕症反应的状况，应该是属于个案，但这个个案却让杨姐这个过来人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她再次盯着我的肚皮看了半天，然后拉着我的手，完全用一个亲姐姐的口气，对我说：“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到医院检查检查。”

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我果然怀孕了。而且，肚皮开始无组织无纪律地······

去美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哈姆莱特说过：“生与死，这是个问题。”对于我腹中的胎儿来说，生与死同样是个问题，要么打掉他（她），要么留着他（她）。这时，我有一个已经定居在美国的女朋友殷静给我打来电话，控诉赴美旅途中的艰辛，她说：“从北京起飞后，先要飞到韩国转机，等上几个小时，然后飞达美国加州，再转，再等，正常飞行都要二十多个小时，要是碰上暴风雨、强气流，那就惨了，总之，上飞机一定要吃晕机药，切记切记。”听她的口气，去趟美国比唐僧取经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轻松不了多少。

我没有听从殷静的告诫，把心一横，腹中胎儿“生与死”的问题还是交给上帝来处理吧。我想，我绝不能吃晕机药。因为药的副作用很大，对胎儿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如果他（她）经不住旅途的艰难，胎死腹中，说明我们母子前世无缘，如果他（她）经历了劫难，说明我们母子今世有缘。他（她）将是一个健康的宝贝来到人间。于是，我和我腹中的胎儿一起登上了飞机。

第二天下午，飞机飞抵了洛杉矶。当飞机在洛杉矶上空盘旋时，我向下鸟瞰，初次目睹了这座美国西海岸大都市的芳容，心里一阵惊叹——城市的天空很蓝，蓝得像水洗过一样，朵朵的白云像莲花，从机舱外飘过，你伸手几乎就能把它摘过来，簪在发间。城市的高楼大厦不多，减少了许多大都市的“水泥森林”的压抑感。而天际线就更加迷人，悠远。城市里树木茂盛，鲜花盛开，把整座城市点缀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花园。

特别是城市里的高速公路，让我感到震撼。在国内就听人说到，美国人仗着腰包里有钱，还有种顽强的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修路时不计成本，炸开整座山体。所以，美国的高速公路又宽又直，纵横交错，如棋盘一样整齐，洛杉矶的公路也是如此。

飞机在跑道上轻轻地抖了一下，机舱里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好像在说：“感谢上帝，我们平安地着陆了。”因为平安扫荡了人们脸上因长途跋涉而显露出的倦容，取而代之的是轻松的微笑。

然而，写在我脸上的不是微笑，而是紧张，因为我还要进关。通关对于我来说也许十分简单，也许十分冒险，因为我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洛杉矶国际机场很大，也很堂皇。机场大厅里，人头攒动，各种肤色的旅客举止优雅，穿着考究。不管是进港的，还是出港的，推着行李车，都显得行色匆匆。过关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美国公民的专用通道，另一条则是我们外国人的进关通道。我们排着队，我的脚步每向前移动一尺，我的心就紧张一寸，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的场景。

作为美国邻居的墨西哥，几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上帝的眷顾，是一个正宗的穷邻居，全国仅有三所大学，怎么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男人们就偷渡到美国去打工，下苦力。而女人们则偷渡到美国去生孩子，按照美国法律，无论哪个国家的女人，只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国土上，孩子就算美国公民了，就可以享受美国的一切福利待遇，这是天大的诱惑，哪个不想去？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墨西哥孕妇，刚刚把脚跨进美国的国土，就碰上一名美国警察前来驱赶，孕妇急中生智，死死地抱住一棵大树不松手，嘴里还大声地喊着：“No，no！”那位美国警察也使出浑身解数，企图分开她的双手，将她驱逐出三步之外的美国本土。

正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婴儿诞生了，诞生在大树下，也就是诞生在美国国土上。此时，两人都松开了手，孕妇笑了，很甜；警察笑了，很苦，因为刹那间，他由对一个非法入境的孕妇的驱赶者，变成了一个本国合法婴儿的保护者。于是，他掏出手机，拨打了911。

这个故事，从深层来看，算是一个悲剧，但却有一个喜剧的结局，也算庆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移民局规定，在通关时，发现是孕妇的，可以拒绝入关。所以，我穿着宽大的衣服，尽量地挺胸收腹，尽量地佯装淡定，就是为了挑战这条规矩，实则为了蒙混过关。

我来到移民局官员的面前，他是位白人，微胖，面目和善，他对我说：“欢迎你来到美国。”这句话如同一针镇定剂，使我的心默然地放松了不少。我递上证件，用蹩脚的英语说：“我的英语不好。”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一笑，学着我的腔调说：“我的英语不好。”

然后“啪”的一声，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钢印，我的心随后也“啪”的一声，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怎么，我就这么踏上了美国的本土？我有点不相信地问自己。

也算是好事多磨吧，我去取行李的时候，有位女服务生，抱歉地对我笑一笑，双手一摊，说：“对不起，由于飞机晚点，你的行李还没到，你必须在洛杉矶住上一个晚上。”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来美国的中国人后，就边比画着，边用生硬的汉语告诉我：“你放心，酒店我们已经给你订好了，我们会派车送你去酒店，你在酒店的吃和住全是免费的。明天你到达孟菲斯的时候，你的行李也就到了。”她连说了两个“你放心”。

然后她用便笺写了几句话，说十五号出口处有辆中巴车在等我，让我直接过去，果然十五号出口处早就等着一辆中巴车。我便将纸条交给司机，我一上车，中巴车立刻启动，飞快地向酒店驶去。中巴车仿佛成了救护车，好像不是在送一名旅客，而是在送一名急需救治的重症病人去医院。到了酒店的门口，一名服务生迫不及待打开车门，提上我的行李，引领着我，直奔我的房间。

那晚虽然旅途劳顿，但我轻松入关的喜悦心情使得我食欲大增，慢慢地品尝着水果和海鲜，尤其是我钟爱的烟熏三文鱼。

有个小伙子服务生好像专门在为我服务，鞍前马后地跑来跑去，我走出餐厅，他向我挥着手，满脸笑容灿烂地对我说：“再见，祝你晚安。”后来，一想起那个小伙子灿烂的笑容，我就内疚。因为在美国服务是要收小费的，而我因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还没付给服务生一美分的小费。

我刚回到房间，贺绍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他去孟菲斯机场没有接到我，把他急死了，他打电话去航空公司查到我住的酒店和房间号码，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我第一次享用山姆大叔免费提供的晚餐，自然就不客气，所以，在餐厅的时间就久了点。听得出来，贺绍强有点着急，也有点生气。

我停顿了几秒钟，仿佛在酝酿一种情绪，当这种情绪成形了，才对着话筒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贺绍强在电话里笑了，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肯定是甜蜜而开心。

第二天早晨，我乘飞机到达孟菲斯。孟菲斯没有洛杉矶的繁华，却是另一种风情。如果说洛杉矶像一位情窦初开、青春洋溢的少女的话，孟菲斯则像一位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将昔日的风韵化作了坦然和宁静。

贺绍强是和他的朋友刘牧师一起来机场接我的。刘牧师为人老实，胆小怕事，确实是块当牧师的材料。他来美国五六年了，全靠当牧师养家糊口，日子虽然平淡，但还算平安。他之所以是贺绍强的朋友，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刘牧师是湖南人，贺绍强也是湖南人，美不美乡中水的乡梓之情，才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黏合剂。

我们的家，准确地说，我们租用的家，而且是和其他人合租的家，就在孟菲斯大学附近，是一排两层楼的公寓楼。房子显得有些陈旧，家具地毯都有些陈旧。公寓楼附近有两所小教堂，尖尖的屋顶上硕大的十字架有点像中世纪欧洲的磨坊。好在公寓楼前有一块大草坪，几棵高大的桦树，几只毛茸茸的松鼠在树上上蹿下跳，瞪着大眼睛打量着路人，才为这条与城市一样苍老的街区添了一些生气。

走进房间，穿过客厅，来到我们的卧室。眼前的景象使我不由得抽了几口凉气。房间里空空如也，一张破旧的大床上，放着一张旧的小床垫，铺着一张同样旧的床单，旁边有张简易的桌子和椅子，而椅子上放着一盏破旧的台灯，权当床头柜了。如此简陋的地方，犹如晴空中的一声闷雷，惊破了我心中那温馨的梦境，我的心紧了，脸色也阴沉了。

贺绍强并没能察言观色，他对我说：“我做了好吃的，舍不得吃，放在冰箱里，等你回来一起吃。”又说：“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还要去上班。”

我说：“我不累，我带了两千美金现金，明天我们去买点东西，把房间布置一下。”我又说：“这些东西是你捡来的吧。”贺绍强愣了一下，笑着问：“你怎么知道？”他分辩说：“在美国什么东西都捡得到，而且捡东西不丢人。”“你为啥不去捡个美国媳妇，省得我担惊受怕地去闯关。”我心中骂道，并没有说出来。

那晚上，我们睡在大床上，却挤在小床垫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感慨万千，我在重庆有居所，有事业，有朋友，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来到美国，而且还担惊受怕的，我能否在美国生存？美国是不是遍地都是黄金？

窗外月色很美，从落地窗户洒进来一片银辉。我接着想，我的丈夫贺绍强是不是一棵大树，我能不能在树荫下乘乘凉，贺绍强是不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身心疲惫的时候能不能在港湾里歇歇气？

突然，我想到伟人的最高指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我的肚里怀着我们的孩子，我们来美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孩子。是的，再穷再苦，只能由我们来承受，不能穷了孩子苦了孩子。但是，如果小生命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敢细想下去了。

第二天，贺绍强开着新买来的二手车（车是他借钱买的，钱是后来我还的）去沃尔玛，我们买了床单、被子、毛巾，还有录音机、相框等。

回到家里，贺绍强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的老乡，谢琳琳的老公王春治，“今天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两百多美金啊！”贺绍强的口气也许是在炫耀，也许是在感叹，他恐怕从来都没有一次花过这么多的钱。

但我听了，心里有种莫名的苦涩。

此时，贺绍强的湖南老乡梁洪波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床垫，我们把新买来的床单换上，新被子铺上，把照片挂上。转瞬间陈旧的房间有了色彩，有了一种温馨小家的感觉。

我的到来，不仅为我们的爱巢添了朝气，而且也为公寓楼添了人气。

那个周末，贺绍强教会的朋友来看我。我亲自下厨，我在重庆八一路向厨师杨姐学习的烹调技艺，终究派上了用场。随着一阵锅儿碟儿的撞击声，没过多久，回锅肉、麻婆豆腐等川菜便摆上了桌。由于作料是我从重庆带来的，味道自然正宗，吃得大家直呼“好吃好吃”，恨不得把舌头咬下来吃掉。

从此，我们的家，就成了贺绍强朋友聚会的场所，有点像国内现在流行的某某会馆，某某CEＯ俱乐部，会馆俱乐部是要收取高昂的会费的，而我们的聚会则是免费的，带有AA制的性质。每逢星期五，他们去完教堂，就来我们家聚会，聊聊天，打打牌，把带来的食材交给我，由我下厨加工。

有一次，贺绍强的朋友梁朝辉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只野鸽子交给我烹饪，我说这么点东西是红烧还是清炖，梁朝辉非常内行地回答说：“一鸽当九鸡，当然是清炖，汤才补人。”我把从重庆带去的当归、黄芪等中药材和鸽子一起放进锅中，文火慢煨。后来，我觉得僧多粥少，人多汤寡，我就向锅里加了一大瓢水，不一会儿，香气四溢，鸽子汤炖好了。

大家争先品尝，吃相很专注。我说：“我从来没炖过鸽子，不知道好不好吃。”大家都说：“绝了，好吃！”吴平说：“罗秦，你也尝尝吧。”我舀了一小碗，喝了一口，差点吐了出来，满口中药的苦涩味，没有半点鸽子肉的鲜味。看见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心里一声长叹，“哥喝的不是鸽子汤，喝的是情绪啊。”

我和大家混熟了以后，有位朋友开贺绍强玩笑，“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找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贺绍强如实回答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的房间就像钟馗开店，连鬼都不上门，现在我的房间常常是高朋满座，笑声不断。”

每天，贺绍强开着车，我陪他去上班。本来，从公寓到他上班的孟菲斯大学距离不远，完全可以步行而去，但是美国人把我们“咫尺天涯”这个成语分开了，“咫尺便是天涯”，所以，再近的隔壁也习惯开着车去。到了学校，贺绍强就去计算机房，我就去图书馆浏览《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中文报刊，了解一些我的祖国及我家乡的情况。

那段时间，贺绍强每月有一千余美元的收入，不算富有，也不拮据。我们还与其他两个朋友自驾去亚特兰大旅游过。

那段时间，贺绍强看着我越来越大的肚皮，显得很激动，几乎天天都念着：“两个中国人，生一个美国小孩，爽。”

因为有家的温馨，生活的宁静，我也常常在心里涌起一种幸福感，抚摸着腹中的胎儿说：“别老是踢妈妈的肚皮，出来吧，我们想你，爱你，你一定是个乖孩子。”

夏天过去了，秋天快来了，窗外大树的树叶由深绿变成了浅黄，没有了夏日在风中摇曳的激情。湛蓝的天空上，不时掠过一对对远去的大雁。春华秋实，大地丰收了，我也要丰收了，我的收获是一个可爱的精灵，一个新的生命。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