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我的妈妈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蒯大富、聂元梓刚刚把“文革”大火点燃的时候，我的家庭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一面又不是那种三代相袭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

先说说我的爷爷吧，爷爷是个老中医，自然不能站在“红五类”的行列里，但是不“红”没关系，他看重“杏林中人”的身份，行医一生，都以中国传统的医者仁心和悬壶济世的理念自律，给很多农民看了病后，人家没钱买药，爷爷就不收他们的号脉钱和药钱。久而久之，爷爷的义举，换回了一个“罗善人”的雅号。作为回报和感恩，农民们也时常送给爷爷一些土特产，如鸡蛋、红薯干、花生等等东西，这对于我们这个在饥饿之年煎熬的家庭，不失为一场又一场的及时雨。

再说我的外公吧，与爷爷相比，他还要“黑”得多。外公一家是重庆城的望族，我的曾外公解放前开过炼油厂和织布厂，在铜元局，有一个高墙森森的院落，院子大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长乐永康”。外公就是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外公的第一个学士学位是建筑专业。

他在昆明读大学时，他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陈纳德看中，请去给“飞虎队”当翻译，并随队去过缅甸。本来，外公完全可以吟诵“凝固的诗”，在建筑领域里走下去，但一次偶发事件，又使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曾外公被土匪绑架了，土匪个个心狠手辣，差点让外公与曾外公阴阳两隔。于是，外公一怒之下投笔从戎，上了中央警官学校。我曾经看见过他们的同学录里，校长是李士珍，蒋介石是他们的名誉校长。如今在全世界刑侦界誉为教父级的李昌钰博士，还是外公的学弟。

外公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可称得上那个时代的“高富帅”，他人脉济济，国画大师徐悲鸿从美国讲学回国，我的外公给他接风洗尘，请徐悲鸿吃的就是“满汉全席”。徐悲鸿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外公，画的是山石和鸟，题款是“嘉仁兄雅正”，可惜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小兵抄家给抄走了。我还听外公说过，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曾去听过周恩来的讲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送给他一双皮鞋。外公喜欢打篮球，他经常和蒋介石的警卫们打球玩，而且大家关系都很好。1949年国民党撤离时，一个警卫给外公打电话说：“最后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位置，你立即赶来机场。”外公急忙回家收拾并告诉他的母亲，我的曾外祖母沉默片刻，流着眼泪说：“儿呀，你一个人走了，你哥哥又不争气，我们一大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那么一大份产业，我们该指望谁呀？依靠谁呀？”外公凝视着我的曾外祖母，没有说话，但是他耳边分明有一个人在对他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外公留了下来，留在故乡重庆，留在了高堂和子女中间，但是代价也很沉重。解放后外公被抓去坐牢，还被戴上了一顶无形的“黑帽子”，这顶“黑”帽子还株连九族。首当其冲的是他的女儿——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在我和弟弟的身上，一言一行，一针一线，都倾注她那山泉一样涓涓不断的母爱。母亲善良、美丽，而且上天又赐予了她一副好嗓子。妈妈能歌善舞，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唱《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

那时没有收录机，而妈妈的歌声就像天籁之声，磁性而优美，我们入睡时，这些歌就成了我们的催眠曲。“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我们的小脑袋在对夜晚里红莓花儿的花香的朦胧想象中睡着了。妈妈凭借这样的天赋，背着外婆去报考了市歌舞团，专业过了关，政审被拍了砖，妈妈无缘遇见她所信奉的缪斯女神。不过，妈妈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没有从艺，但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去当了工人，妈妈领到了工作服，也相当于领到了一块护身符，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我妈妈是工人阶级”的宽慰。

妈妈工作的工厂叫红卫金属厂，其实就是一个只能生产点弹簧的街道小厂。从我们家到妈妈的工厂要坐三站路的公交车，其中两站是上坡，一站是下坡，为了省钱，妈妈基本是步行去上班。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年代从没有拖欠工资一说。妈妈总是能每月按时领到她的三十几元钱的工资。我和弟弟都记得妈妈发工资的日子，盼望她早点回家，给我们买好吃的回来。一次，妈妈回来似乎从我和弟弟的眼神中读懂了我们的渴望，她眼神有点黯然，摸摸我们的头说，妈妈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她转过身去，默默地将工资递给父亲，父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们四目相对，忍不住相向苦笑。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发了工资你们还是高兴不起来？爸爸说，你妈妈心地善良，把零钱都给了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对不起自己肚皮的进城的乞讨者。这时我不再埋怨妈妈了，突然想到了外婆给我讲的普济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妈妈美丽善良，还真有点像观世音菩萨。记得我刚上初一的时候，爸爸托他的同学带回一块电子表，大概是人民币八元，当时父母的工资相加才七十多元，一块表竟然占了工资的十分之一。本来爸爸是买来送给妈妈的，妈妈却送给我：“你是学生，上学放学需要表，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不需要表。”其实，妈妈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难道上班下班真的不需要掌握时间了吗？后来，我的电子表坏了，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块机械表。我从少年到青年，一共戴过三块表，但作为没落的大家闺秀的妈妈一生中没戴过一块表。

妈妈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我们外，更重视给我们精神层面上的营养。她常常把真善美的东西，咀嚼后再来喂养我们，让这些养分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使我们人生的足迹走得踏实一点，走得更远一点。妈妈在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就给我们讲岳母刺字的故事。妈妈爱美，自然就欣赏美好的故事，憧憬美满的生活。妈妈给我讲过让她如痴如迷的一部电影，叫《红帆》。她说，在俄罗斯遥远的海边，有一个小村子，有一位少女和她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她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奶奶常常给小女孩讲故事，她告诉小女孩，有一天一位王子会来把她接走，并且和她结婚。于是小女孩每天都去海边，向着水天一色的大海遥望。小女孩慢慢长大了，她真的在海边救了一位王子，王子真的把她接走了，她的美梦成真了。妈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投入，好像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从妈妈的眼神里看到的，没有为人母亲的矜持，而是充满少女般的兴奋和迷离。也许妈妈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人世间的沧桑和变故，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抗压的能力，只好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妈妈那种对爱的守望和对亲情的偏执，导致她以后突然撒手人寰，与我们诀别。

童年小时候我住在曾祖母家，我是她老人家带大的。我的舅婆在江北区委上班，她们的宿舍是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因为房子是依山而建的，一楼在山脚下，四楼在山上。为了人们进出方便，他们就在四楼中间开了一个口，修了一道廊桥，用于连接房子和山体。这样四楼的人不必从山上走到山底，再爬上四楼了。这桥是木头做的，许多大人爱在上边聊天，小孩也喜欢在上边，跑来跑去，而且这里还看得见马路对面的池塘，特别是夏天这里风很大，大家都喜欢在上边玩。

我三岁的时候，“文革”发育到了青春期，群众的生活出现了大问题。还是毛主席老人家伟大，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就创造出来“八搭二”的民间交流方式：用八斤细粮票搭上二斤粗粮票，可以从农民手中换回十个鸡蛋，如果穿越到现在，鸡蛋的价格，绝对胜过当下的生猛海鲜。

我爷爷在长江之南的近郊一个公私合营的诊所上班，主要是给住在四公里街上的居民和周围的农民看病。农民们送给爷爷一些鸡蛋之类的农产品。有了这条来自农民兄弟的“补给”，我们家的日子总算比别人家过得滋润。

但是，福兮祸所伏。有一天曾祖母等我的小姨妈出去了，偷偷地给我煮了一个鸡蛋，我拿着鸡蛋跑到廊桥那里去吃，我慢慢剥着蛋壳，仔细欣赏，因为我几天都没吃蛋了，那时觉得鸡蛋真是一种美味。正在这时，邻居小孩虎视眈眈看着我，当然不是盯着我含苞欲放的容颜，而是我手中的鸡蛋，叫我给他吃一口，我不答应，他就伸手来抢。我立马把蛋塞到我嘴里，他居然把手伸到我嘴里，我嘴小，蛋就掉到楼梯上。我俩同时去捡那个蛋，我捡到了，他就很生气，狠狠地推我，我身旁的栏杆正好坏了两根，还没来得及补上，我头重脚轻一下就掉下去了。下面正好是一条排污水的水沟，我卡在水沟里动弹不得，我居然没哭。正好有过路的人看见了，他们从高处望下去，看到我没动静，就立刻去告诉我的曾祖母。我的曾祖母一听到我在下边没动静，立刻昏倒在地，她老人家以为我死了。人们七手八脚把曾祖母救醒过来，大家再跑到山下，把我抱到医院。那时我的曾祖母已经八十岁的高龄，她的脚在解放前还是被裹过的，还好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近，我的曾祖母也跑到医院。

慢慢地我醒来了，我看见曾祖母阡陌一样的脸上，老泪纵横，好像是在对我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娃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惜的是，老人家的谶语，并没有在我人生的旅途上显灵。

曾祖母的谶语没有显灵，并不是说我从小就是个天生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唯心主义，不迷信。小时候，因为父母都要上班赚钱，养家糊口，就把我弟弟寄养在爷爷家。爷爷、婆婆住在南岸四公里，四公里既是地名又算里程，就像陕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一样。那时，离主城有四公里之遥，已经是农村了。放暑假我去看弟弟，那天中午太阳很大，爷爷去诊所上班去了，婆婆在家午休，大地似乎也昏昏欲睡了，四周一片寂静。突然，公路对面的荷塘传来知了得意洋洋的鸣叫声，随着一股股热风，又飘过来一阵阵荷花的清香味，我和弟弟禁不住蝉鸣与花香的诱惑，带上撮箕，悄悄地溜到荷塘去捞鱼。荷塘周围种满了庄稼，还有一个牛棚。我叫弟弟站在田埂上看我捞鱼，不一会儿我就从荷塘捞起了几条小鱼。小鱼在我们这里叫“万年鲹”，永远都长不大，但它毕竟是鱼，毕竟带给我们童趣和快乐。

弟弟忍耐不住了，一脚跨进荷塘，和我都低下头去捞鱼。不一会儿，我们就捞了十几条小鱼，我们把鱼放在岸边的瓶子里，接着继续捞鱼，正捞得高兴，弟弟不知不觉就脚一滑，一下就摔倒在荷塘里了。我立刻去拉弟弟，我的力气太小，自己也站不稳，也摔倒在荷塘里。弟弟拼命地打水，瘦小的身子开始往下沉，他挥舞着双手。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大惊失色。我正惊恐万分的时候，感到右脚一阵疼痛，低头一看，一只脚拴着一截红毛线的螃蟹，正死死地夹住我的小拇指。我突然想起，这只螃蟹是前几天赶场，我花了五分钱买来的。我给它系上一根红毛线，让它爬着玩。后来找不到它，我以为它自己逃生了，再后来，才知道是爷爷把它送到荷塘放生了。此时，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向四周一看，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我立刻跑去找人，我一边找人一边大声地呼救。我看见一个农民伯伯正在那里抽烟，我哭着对他说，快去救救我弟弟，他掉在荷塘里了。说完我就站在那里，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现在都想不起我是怎样回到家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带回家的。回到家我看见弟弟躺在床上，我以为弟弟死了。我想都是我害了弟弟，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代替他去死。我一时傻傻地站在那里发呆。爷爷告诉我，弟弟没有事，我急忙跑到床前，看着我的弟弟。从那时起，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今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后来我心里想，一只螃蟹居然会报放生之恩，居然在无常二爷要将我弟弟带走的时候，点醒了我这个迷糊的姐姐，让弟弟捡回来一条命。如果这件事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谁告诉我，我都不会相信，我会说这不是事实。但是，我的灵魂深处分明在说，这是事实，也是传奇，更是神奇。

有一次，我的二伯伯，也就是我老爸的哥哥，带着他的孩子，也算是顺便捎上我和我的弟弟，从南岸进城到解放碑走亲戚。我们先从罗家坝乘汽车到海棠溪，再步行到河边乘渡船过江。正好是初夏时节，河里涨了桃花水，好大一河长江水，伴着闪雷一样低沉的吼声，浩浩荡荡地向东方流去。重庆过江轮渡有个规定，逢雾封航，逢涨水减少班次。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上了船，由于涨水，船行的速度比平常慢了许多，而且在江面上走的行程也长了许多。上岸后，我们就开始爬石梯。

二伯伯拖着他的孩子在前面走，我牵着弟弟紧紧跟在后面，石梯很长，一眼望不到头，两旁有许多小贩，主要是卖老荫茶和汽水。二伯伯的小孩子一直喊口渴，嚷着要喝汽水，二伯伯终究架不住了，在一个老太婆的小摊前停了下来。老太婆有点胖，但很面善，老太婆问，要几瓶？二伯伯回答，一瓶。老太婆疑惑地看着二伯伯的小孩子，又看看我的弟弟，也没再说什么，把一瓶汽水递给了二伯伯。弟弟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那瓶汽水，只是在转瞬间，眼神中兴奋的火苗熄灭了。我当时觉得好像突然飞过来一只马蜂，在我心上狠狠蜇了一下，我毫不犹豫地把放在身上买菜的钱摸了出来，也给弟弟买了一瓶。汽水是玻璃瓶装的，叫“青鸟”牌，是当时重庆唯一的汽水品牌。二伯伯的小孩子喝完后，还了瓶子先走，弟弟喝了几口对我说，姐姐你也喝点嘛。老太婆问我，刚才那个人是谁？我说，是我的二伯伯。老太婆又问了一句，他为啥只给娃儿买，不给你们买？你们也是他的亲侄儿侄女啊。我说，他舍不得钱，一瓶汽水二毛钱，要买几斤菜哩。老太婆反说，那就不该给他的娃买。

我无语了，老太婆摇摇头说，自私了点。老太婆马上又夸我们，你懂事，你的弟弟也懂事啊。

那晚寄宿亲戚家，白天渡过江水，爬坡上坎，疲倦了，弟弟睡得很香，嘴唇一动一动的，好像还在品味汽水的清凉。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就像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不管你愿不愿意，精彩之处，突然插播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就是妈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那年，张献忠的义军攻下重庆，百姓举家离城逃难，张献忠见逃难人群中，有一妇人牵着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大男孩，吃力地奔跑，困惑不解，便叫住妇人询问，为何大孩子背着走，小孩子反而要自己走。妇人回答，军爷有所不知，小孩子是我亲生的，大孩子是我的侄儿，因其父母双亡，所以我应特别关照他一点。张献忠听了十分感动，便说，你不用逃难了，回去在门前插一枝杨柳，我令士兵，凡见杨柳都一律不准骚扰。妇人照办了，于是邻居们也照办了，于是，他们躲过了一劫，所以，在重庆的主城区就有了一条杨柳街。

我不是要把我的二伯伯与那位流芳的妇人进行比较，二伯伯的做法也无不妥，何况我们是晚辈，应尊重长辈。但我开始在心里担忧，现在我们是在妈妈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万一哪一天妈妈走了，谁来关爱我，关爱我还年幼的弟弟？

妈妈真的走了！妈妈走的时间很特别，是我人生第二个本命年的时候，是全世界妇人们兴高采烈，欢度属于自己节日的那天下午。妈妈走的方式也很特别，她是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在睡梦中走过奈何桥，去到天国的。妈妈为什么在一个妇人最富魅力的年华而香消玉殒呢，我猜想主要是在短短的时间，我们家有两位女人先后去世，先是祖母，后是外婆，特别是外婆的死，是对妈妈的致命一击。因为妈妈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在我和弟弟面前，她是一只凶悍的母鸡，谁想伤害我们，她都会奋力一跃，进行攻击。而在外人面前，妈妈是一只雏鸡，在外婆的羽翼下，她感到温暖安全。外婆就是妈妈的保护伞和精神支柱，伞没了支柱垮了，妈妈的精神也垮了，肉体也随之而消逝了。

妈妈的死，让我们家像生了一场大病，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于是，我随着孔雀东南飞的气流，展开自己稚嫩的双翼，向南疆，向北国，去寻找生活的绿洲。我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还想寻找爱情的港湾。那时候，如果按学者们的说法，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如果按我们百姓的说法，叫作还没长醒。所以，我读过三毛后，尤其是听了三毛那首风靡全球的《橄榄树》，那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歌词更是让我浮想联翩，也想循着三毛的足迹，周游列国，去寻找三毛的芳踪，去阿拉斯加坐狗拉雪橇，去亚马孙河探寻食人鳄。也在那时，我交了一个美术学院的男朋友，但我们一门心思想出国，特别想去美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我们听杰克逊的歌，看美国电影，喝可口可乐。有一次，我对他说，我想学新概念英语，我该怎么学英语？他说从英语骂人开始，他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动作，嘴里却吐出一句英语的脏话，逗得我哈哈大笑。我想，原来学英语还这么好玩的。他正色地向我解释，因为这样学英语容易上口，便于记忆。

从那时起，一粒出国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萌芽了。女人们像什么？像候鸟，她们有灵敏的嗅觉，有远飞的能力，哪里水美草肥，她们就向哪里迁徙，有的飞往日本，有的飞往英国和美国。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