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无奈的等待

打工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因为技术含量不高，尽管我当时怀上第二胎了，但我手脚麻利，加之我又在商业部门干过，知道“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的经营之道，所以，我很受顾客的喜欢，我除了在马修家打工外，也在大中华餐馆打工卖早茶，虽然劳累，还算顺利。

但打工对于贺绍强来说，却像横亘在他前面的一道鸿沟，他不知道应该双脚并拢，“跳”过沟，还是单脚跃起“跃”过沟。比如，墩子上菜了，他不能如鱼得水地在餐桌间穿行，更不能敏捷而优雅地将碟儿碗儿摆在顾客的面前，弄得顾客不满意，老板不乐意。特别是洗盆子，更是苦了贺绍强，贺绍强戴副近视眼镜，热气冲上来，立即在镜片上结了一层水雾。贺绍强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却没少挨老板的呵斥，没少被伤一个读书人的自尊。贺绍强不时将眼镜摘下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擦镜片上的雾水，还是在擦夺眶而出的泪水，作为妻子，我不能为他分担一分酸楚，只有在心中陪他流泪。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位来餐馆就餐的中国人，看到贺绍强那副狼狈而无助的样子，萌生了恻隐之心，他悄悄地对贺绍强说，你的英语这么好，何不去福建人开的餐馆打工，他们的英语差，不容易和客人交流，你去正好发挥你的强项。

贺绍强到了一家福建人开的餐馆打工，那家餐馆的店名很阳光，我估计老板跟我一样，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虽然如今喝的是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但绝不能忘记我们来自东方，来自“东方红，太阳升”的那片国土，所以给餐馆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红太阳自助餐厅”。

也许是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贺绍强这朵快要凋谢的花重新长出了新芽，开出了新花。贺绍强开始还是当服务员，慢慢地，他的英文口才就显露出来。他与顾客们交流，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菜品，不喜欢什么菜品，老板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这样一来，回头客就多了起来，餐厅就生意兴隆了。老板一高兴，不报任何组织部门批准，就将贺绍强提拔成大堂经理，他不再与碟儿碗儿打交道了，去掉围腰，穿上西装，只接待客人。贺绍强如鱼得水，他除了招呼顾客外，还给顾客们讲笑话，如什么“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顾客答道，“八个猴。”贺绍强说，“错，一共只有两个猴。”这其实就是赵本山的段子，只是国外许多人不知道吧。这样一来，餐厅便欢歌笑语，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们就是在这种身体辛苦着，心头辛酸着的状态下打发着过往的日子。

心头的辛酸比身体的辛苦还要伤人得多，折磨人得多。有一次，我背着贺绍强，跑到密西西比河边。坦白地说，我对密西西比河是有感情的，因为我来自山城重庆，从小就认山城的大山是刚强的父亲，长江是慈祥的母亲，母亲既然用她乳汁般的江水哺育了她的儿女，当儿女们命运多舛，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时，她是愿意听他们倾诉的。虽然密西西比河是洋母亲，但洋妈妈毕竟也是妈妈，她肯定乐意听东方的女儿对她倾诉的。

望着静静向南流去的河水，我突然想起《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

她身怀六甲，只是为给自己的丈夫讨个说法，奔走于政府的各个部门。

我现在也是身怀几个月的身孕，也为丈夫官司奔波，不同的是，秋菊最终讨到了说法，而我们的官司却像地平线，看得见却永远走不拢。想到这里，我觉得心里发凉，全身发抖，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也不知道贺绍强能不能坚持下去，红旗能扛多久，官司能打多久。

那时，我真想一头跳进密西西比河，长眠于异国他乡，一了百了。

但转念一想，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活着虽然不一定就幸福，但对于我来说，活着是一种责任，唯有活着，才能盼望官司了结的那一天，重要的是，我的大女儿安娜，还有我腹中的这个宝宝，还需要我这个母亲的照顾。

过了一段日子，贺绍强接到孟菲斯法院的通知，叫他于某月某日去法院，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接到这样的通知，我们当时的心情，已经没有丝毫的忐忑，而是一种兴奋。因为我们经过了一次庭审，算是“二进宫”的角色了。其实，说“二进宫”也不够准确，因为第一次庭审，下了一个软壳蛋，我们曾多次向法院询问贺绍强的官司什么时候再开庭，法院给我们的答复就像手机中最爱说的那句话：“你所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

稍后到什么时候，猴年马月，我们当然不知道《诗经》说有一个帅哥想他的情人，经常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没想到孟菲斯法院一下子成了我们的“情人”，因为我们经常为开庭的事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这下可好，法院主动来通知，开庭的事应该有眉目了。我和贺绍强急匆匆地赶到法院，让我们有点诧异的是，以前审理我们这个案件，并一直负责接待我们的白人法官不见了，已经换人了。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我心里觉得有点失落，有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特别是我们和他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没见上一面就再也见不上一面了，没有当面向他道一声谢，说一句再见，心里总觉得有点歉意。

接手贺绍强案子的是一名黑人女法官，她四十岁出头，皮肤很黑，黑得水灵，黑得有光泽，加上她身材较胖，自然让人联想她是一颗晶莹美丽的黑珍珠来。

女法官微笑着接待我们，因为她是黑人的缘故，两片嘴唇略厚，所以笑起来，真诚中带着夸张。她请我们坐下，然后摊开双手，问我们：“两位需要喝点什么？”我们摇头谢绝了。

此时，女法官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换成了严肃，我们知道，严肃就等于按下键盘的回车键，应该进入第二道程序，公事公办的程序了。果然如此，女法官盯着电脑显示屏，问贺绍强姓名、年龄、案由等问题后，她又问贺绍强，你的辩护律师是谁？贺少强说，我没钱，请不起律师，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女法官把双手一摊，表示疑惑。贺少强点了点头，女法官却睁大了眼睛，把我们两人认真打量了一番，大概认为我们不是那种装穷叫苦的刁民后，才大声地告诉贺绍强，本案没有律师，由你自己辩护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护你的正当权利不受损害，我们免费为你提供律师服务。

免费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律师是史迪文，一个牛高马大的白人青年。

那天我们去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他见面，拿他的办公室与沃腾先生的相比，简直不在一个级别，史迪文的办公室很小，而且还是和别人合租的，除了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书柜外，四壁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女秘书，自然就减去了请我们喝咖啡这种环节。不过，这样也好，可以直奔主题而去。

史迪文就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我很荣幸地为你们服务，但愿我们合作愉快。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为你们服务的过程中，还是要发生部分费用。”我略微一惊，脱口而出，“不是说免费服务吗？”史迪文说：“是的，我为你们上法庭打官司是免费的，但要调阅资料，购买庭证文件，这些都需要费用。”

他见我们写着一脸的狐疑，优雅一笑，“美国总统进行国宴，请贵国的大使馆的官员赴宴，你们尽管吃，但单还是你们大使馆买。”史迪文顿了顿，接着说，“同理，该我免费的我免费，该你们买单的你们还得买单。”

我们明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至少没有全免费的午餐。贺绍强试探性地问：“如果你要收费，最低收费多少？”

史迪文想了想说：“既然我是免费的律师服务，肯定是经济条件比较差，本来应该收你们1000美金，现在我收你们500美金，少了这个数就免谈了。”

小律师和大律师的气魄就是不一样，沃腾先生一开口就是给我们二折优惠，而史迪文给我们打了一个对折。像他们这样的律师，除了成本价外，恐怕也只能小小地赚一点，所以我们也不忍心和他杀价了。

贺绍强还在犹豫的时候，我爽快地答应了，“行，500就500，但我们要求你为我们办一件事。”

“一件事？”史迪文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重复了一遍。

“对，一件事。”我们便把贺绍强摊上的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给史迪文讲了一遍，末了，请他办一件事，就是以他的律师身份将齐小莲那段时间通话的账单调出来，并约定，只要他调出账单，我们立刻支付500美元给他。

史迪文肯定认为这个案子不是什么难题，所以他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分析很有道理，如果账单造假，整个案子也造假，你们的官司就赢了。我一定把账单调出来，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不过，当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的时候••••••”

史迪文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伸出他的右手，张开五指，轻轻地摇了摇。

贺绍强也伸出五指，说：“OK。”这笔生意就成交了。

细细想来，这也是美国人的可爱之处，直率不矫情，而且是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我正是怀着对史迪文的好感，以及渴望得到电话账单的喜悦心情，等待着史迪文的好消息。

正当我们等待史迪文消息的时候，孟菲斯法院通知贺绍强一旦接到法院的通知，就必须到法院报到，接受传讯。通知还特别强调，如果接到法院通知，而不去法院报到，可视为你藐视法庭，或企图逃逸，法庭有权对你进行逮捕。

这个通知对贺绍强说，不啻是晴空霹雳，因为学校取消了他上学和在计算机房打工的资格，他只好在红太阳自助餐厅打工，而且还干得顺风顺水的。红太阳不仅给贺少强带来了温暖，也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温暖。华盛顿、林肯、杰克逊（美钞）也常来我家做客了，不仅让我们一室一厅的租赁房蓬荜生辉，关键是我们的生活过得下去了。

假如法院天天来通知贺绍强去报到，而且是上午下午都要去，这就意味着贺绍强将丢了红太阳那份工作。当然，丢了工作并不要命，而是断了经济来源，才真正要我们全家的命。

还好，不是天天去法院报到，而是一周或几天才通知去一次，接到通知后，贺绍强向福建老板请假，福建老板非常爽快地蹦出一个字“去”。福建老板的爽快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在贺绍强没来他的餐厅打工之前，因为经营不善，红太阳差点日落西山，贺绍强来了不久便为餐厅聚集了人气，也聚结了财气。红太阳升起来了，而且还慢慢地旭日东升。这么一位救餐厅于悬崖的功臣，摊上了官司，有点耽搁，你不支持，怎么也说不过去。

贺绍强去法院报到了，走到法院一看才知道，这种报到不是单独报到，而是集体报到。法庭大厅坐了一屋人。有黑人，有亚洲裔和拉美裔，当然也有白人，大家都坐在那里，表情较为严肃。

8点半钟，那位美丽的黑珍珠女法官走进了法庭，她先宣布了报到的纪律，报到时必须保持会场的安静，不准高声喧哗，必须上下午都到会，无故不来报到都将被法院逮捕等。然后切入正题。正题很简单，她用手示意，让报告人站起来，然后非常温柔地说：“请说出你律师的姓名。”她把“请”字说得很重，不知道她是怕报告人听不清楚，或是为了彰显她的柔性执法。报告人回答完毕后，女法官示意其坐下，再示意另一个报告人站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传讯报告结束了，女法官用目光将法庭的每个人都扫视了一遍，好像在和大家告别，又好像在无声地警示大家，别惹事，乖乖地在这里待着吧，然后转身离开了法庭。法官走了，法庭里的气氛还是很良好，保持着安静，毕竟大家身上都有毛病，作秀的人出风头也不该在这种场合，所以不少人选择了看书看报，在屋里慢慢踱步，甚至选择打瞌睡，去幽会梦中的情人，在无聊和有聊中，挨到上午的结束，等待下午的继续。

不知道是人种的不同，或者是饮食结构的不同，使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就拿法院报到来说吧，像这种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事，在中国开始是轰轰烈烈走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但没有利益作为添加剂，要不了多久，慢慢地懈怠下来，最后不了了之；美国人则相反，越往后，他们越来劲，越加快了报到的频率，开始为一周多一次，到后来的两三天一次。

贺绍强不好三天两头地向福建老板请假了，我们只好催促史迪文，请他尽快将齐小莲的电话账单调出来。史迪文开始还是很客气，对我们用一些“正在努力，可能有希望”的话进行回答，后来，史迪文不理睬我们了，如像他并没有向我们承诺过去调取电话账单这件事。我质问他，过了这么久，为何账单还没有调出来，史迪文顺着我的话，正是因为过了这么久，账单可能消失了，调不出来了，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当着史迪文的面，我大声质问他，是销毁了，还是你根本不敢去调账单。我说这句话，本来是想玩个激将法，谁知一下踩到史迪文的痛脚上。俗话说，十指连心，史迪文满脸通红，

两眼放射出愠怒的光芒。我们四目对峙着，对峙是一种心气的比拼，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牛高马大的史迪文没有坚持到最后，他两眼中愠怒的目光很快地褪去了，变成了委屈的目光。他用双手拢了拢头发，恢复了温文尔雅的常态后，对我说：“请原谅我的失态，不过，你说得对，沃腾大律师都不能把账单调出来，我敢去调出来吗？你也清楚，贺先生的这个案子，已经被发酵了，被放大了，我是一名出道不久的律师，我必须为我的前途我的利益考虑。我现在很脆弱，我还要在孟菲斯站稳脚跟，我是伤不起的。”

史迪文的一席话，虽然很委婉，但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我们不能强人所难，当然，因为我们一开始有约定，我们就没有支付他500美金的佣金。

我怀上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妊娠反应越来越强烈。我们民间传说，酸儿辣女，喜欢吃酸的怀的是儿子，喜欢吃辣的是女儿。其实，我不管酸的还是辣的都不喜欢吃，而且一吃就呕吐，加上老公的案子，女儿安娜的案子，像两块石头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心情不好，胃口就不好，自然就影响到腹中的宝宝。所以，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有点先天性的缺陷，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就禁不住黯然神伤，觉得对不起我的儿子。

贺绍强旷日持久的报到，旷日持久的不开庭，让强奸案的结案仍旧就像一抹地平线，让贺绍强看得见，却走不拢。贺绍强心力交瘁了，特别是看见我越来越隆起的肚子，越来越消瘦的面庞，两者极大的反差，心一酸，就导致贺绍强动摇，他对我说，“妹妹，为了你和腹中的孩子，我们放弃吧，和孟菲斯大学讲和算了。”

说实话，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我巴不得早点放弃，早点从苦海中解脱出来。但我也细细想过，一旦放弃，我们将输得更惨，因为假象成了真相，“真理就在别人手头了”，别人完全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让舆论的利刃从四面八方向你捅过来，捅得你浑身血淋淋的，让你在孟菲斯待不下去，甚至在全美国也待不下去。你只好戴着一顶强奸嫌疑犯的帽子，灰溜溜地回到中国去。

想到这里，我头皮发麻，对贺绍强说，“如果你要选择放弃，应该在当初沃腾先生劝我们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给沃腾先生面子，现在，孟菲斯法庭也不会给我们面子。”

贺绍强点点头，对我说，“懂了，我们要坚持。”为了缓解这紧张的气氛，贺绍强补充了一句，“在国内‘文革’的时候，真不应该去背‘老三篇’，而是应该背《论持久战》。这不，今天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们在坚持中等待，在等待中坚持，在希望与失望中交替中度过了两年的光景。终于有一天，黑人女法官通知贺绍强去法庭。见到我们后，她请我们坐下，她也坐下来，身子往椅子上一靠，脸上带着疲倦。

这次她没有重复她在法院的那两句经典语句，她看着贺先生说：“贺先生，真抱歉，你的案件我不再经办了，因为我感到很疲倦。”说完，她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像服了安眠药，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

“女士！”贺绍强提高了音量，对黑人女法官喊了一嗓子，这一喊，女法官的睡意全无了，而且还睁大了一双惊愕的眼睛。女法官的“惊愕”并不是因为贺绍强的那一喊，而是称谓的改变，以前贺绍强去见她，就像臣子去拜见自己的皇上主子，先是三跪九拜，然后诚惶诚恐地说上一句：“臣某某叩见皇上。”现在贺绍强虽然不三跪九拜了，但开头的那句敬语——尊敬的法官大人——却是亘古不变的。

其实，感到惊愕的不仅是女法官，还有我。我心想，贺绍强今天怎么了，要发飙了，要让女法官摊上事了，还没等我细想下去，贺绍强便开始向法官发难，不，是挑衅。

贺绍强说，“女士，你一句累了就完事了吗？你拖了我们两年多了，这两年，我们为官司吃的苦，你知道吗？我失去了工作，弄得我们生活艰辛，我失去了诚信，在社会难以立足，这些你知道吗？我的家不像个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寄养在别人的家庭。你们最讲人权，你们真正地给了我们多少人权，你们是纳税人养起的，你们有几个真正为我们纳税人办事？”

说实话，当时我真想为贺绍强大声叫好，大声说一句“我爱你”。因为他讲得太好了，具有非常强烈的穿透力，而且更难得的是，他一扫平时懦弱的形象，给人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好像他的个子由一米六八，变成一米八六了。

女法官脸红了，有点尴尬地搓着手，但她毕竟是在司法界混的人，什么突发事件没见过，什么尴尬局面没见过，所以当贺绍强说完话的时候，她已经淡定自如了。

她对贺绍强笑了笑，厚厚的嘴唇依然使笑意有点夸张，她说，“感谢你的提醒，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请放心。我会尽快联系法官来接替这个案子。”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好，我对贺绍强说：“你今天真算个男人。”贺绍强望着我，问：“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我说：“我是在夸你。”贺绍强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贺绍强才说，“你若真的在夸我，我心里更难受，因为我不算一个真正的男子，没有撑起这个家。你看，你挺着一个大肚子，还要去打工，还要陪我担惊受怕。”贺绍强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的眼眶也噙满泪水。贺绍强没有把我的鼓励转化成继续昂首挺胸的正能量，而是又回到有点猥琐的原点。我心里骂了一句，“贺绍强，你这个扶不起的阿斗。”骂归骂，贺绍强的话也叫我一阵心酸，泪花也在眼眶中打转。

那么美好的夜色，我多么想像庄周那样，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自由自在地飞舞于花丛之间。今夜，我却没有变成那一只蝴蝶。

原本长夜难耐，两人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这样的长夜就更加难耐了。于是，贺绍强打破沉寂，问我：“妹妹，你不能入睡，你现在心情怎样？”我说：“我的心情，就像去医院照了个CT的病人，既想拿到结果，又怕拿到结果，因为结果可能是一切正常，也可能是发现癌变。”我说完后，贺绍强没有接茬，我知道此刻他的心情更复杂，因为他是这个案子的被告人。

我们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中，看见一抹阳光，照进了房间。

黑人女法官像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她握着贺绍强强奸案这根接力棒，跑了两年多最后向我们摊牌，她累了不愿意再跑了，她决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位法官，即这个案子的第三位法官。我们在对黑人女法官深感失望的同时，又对未来的法官燃起了新的希望。

但，正如坊间的那句话：“希望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确如此，我挺着个大肚子，外出打工，劳累一天下来，有时候连洗澡都是坐地上洗的。比起身体的劳累来说，更恼火的是心累，贺绍强的强奸案还没有收场，我女儿安娜的案子又冒出来了，从这个法院到那个法院，从刑事法庭到儿童法院，弄得我晕头转向，筋疲力尽。贺绍强更是如此，打工时怕法院通知，要他立刻去法院报到，报到时又担心老板来电话，催他赶回去上班。那段时间，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声，贺绍强就会浑身打颤，简直就像患了精神病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一个字：忧。当然，忧就是我们生活的底色，幸好，我们在绵绵不断的忧愁中，还有一喜，这一喜就是乔迁之喜。

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刚来美国时，我们是和朋友合租的房子，除了卧室是自己的天地外，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时间久了，总觉得还是有诸多不便。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前的房子离“红太阳”远了点，而乔迁后的新居，离“红太阳”只有三分钟的车程，即使走路也只要花二十几分钟。这两个是摆在桌面上的原因，有桌面上的原因，自然就有藏在桌子下面的原因，由于贺绍强的案子没有结案，许多往日往来密切的朋友，渐渐与我们疏远了，好像我和贺绍强成了“非典”病人，唯恐传染到自己身上。

还是我们的古人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曾经快乐的小屋，而今竟成了伤心之地，常常使人触景伤情。我们当然应该离开了，该一走了之。

新搬的公寓楼确实不错，那里是个小型社区，几幢公寓楼并列一字排开，浅蓝色的屋顶，乳黄色的墙，明亮而不落俗流。公寓楼每层四户人家，一共三层。我们住在三楼，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屋里家电一应俱全。当然，说家电一应俱全并不准确，因为没有彩电，彩电要租赁户自己掏钱买，搬家时可以带走。搞不懂美国人是怎么想的，马儿都买了，就舍不得配个马鞍。小区里还有网球场、游泳池、健身房，这些设施，都是免费为租赁户提供的。

最让我赏心悦目的是周边的环境。小区背后是一个农场，农场中有一个很大的湖，盈盈的一池湖水，无风时，湖面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天上悠悠远去的白云；有风时，湖面像一个皱纹阡陌的老人，无数条皱纹里，藏着无数个故事。小区的前面，是一块修剪整齐的草坪，像一条绿色的地毯铺在那里，招引野生的梅花鹿来到草坪，它们一点也不惧怕人们投去的好奇目光，悠然自得，该吃草的吃草，该嬉戏的嬉戏。城市里，这种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在美国是实事，在中国，是奢望，因为它们头上那对贵重的鹿茸，令人垂涎三尺，结果肯定很糟糕，往往会让这小精灵招来杀身之祸。

赏心悦目的心情，毕竟是偶然的短暂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工作和睡觉外，我们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从黑人女法官手中接过马拉松接力棒的法官，早日跑到我们的身边来。

第三位法官终于现身了，他通知我们去法庭与他见面。他是一个白人，人显得很苍老，前额上的三条抬头纹，非常明显地绣在脑门上，双鬓也有不少白发，他的动作迟缓，声音沙哑，按照我们重庆人的标准，他已经属于那种不管张家盐咸，李家醋酸的“糯米老头”了。

贺绍强也许是因为积累经验，也许是为了增强了底气，悟出了“法官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的道理。因此初次见面便令这位法官印象深刻。法官没想到贺绍强的英语这么好，更没想到他的阐述这么精辟，精辟得无懈可击。法官面色如秋，一脸的寒霜，他几次动了动嘴唇，但却没有说出话来，不是他说不出话来，而是贺绍强在放连珠炮，他插不进话来，要么就是回答：“我不知道。”

如果说贺绍强前半段是晓之以理的话，后半段则是动之以情，打出张感情牌，他说：“你们长期不开庭，我寄养在别人家的女儿也要不回来，说我负有刑事案，对孩子不利，所以儿童法院不把孩子判还给我，三年啊！三年是什么概念，我的女儿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可以像小兔子一样奔跑了。”

贺绍强停顿了一下，看看白人法官的表情，他的表情依旧如秋，贺绍强接着说：“你也是当爷爷的人了，如果你有个喜欢的孙子，咫尺天涯，却不能喊你一声‘爷爷’，却不能和你在一起，你是什么感觉？”说到这里，贺绍强哽咽了，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也觉得鼻子酸酸的。

法官说话了：“我是刚接手这个案子，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熟悉这个案子。但是，我会尽快开庭的。”

此时，法官才开始了他的开场白，当他知道贺绍强没有律师时，他肯定地说：“刑事案有别于民事案，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必须要有辩护律师，不然是不会开庭的。”西格律师知道后，他很着急，我们没钱去请律师，他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哈吉斯先生做我们的刑事案辩护律师。

临别时，白人法官用他沙哑的声音叮嘱贺绍强：“我争取尽快开庭，但没开庭前，到法院报到的事，你必须遵守。”

走出法院，我和贺绍强有个共同的看法，这个法官性格如面团，好揉好捏，我们肯定在气势上占了上风。然而，后来的一件事，无形地抽了我们一个耳光，知道了姜还是老的辣。

有一天，法院通知贺绍强去报到，我陪贺绍强去到法院，报到的程序不变，但主持人已经变了，由美丽的“黑珍珠”，变成了声音沙哑的老法官。

吃过午饭，“红太阳”的老板就给贺绍强打电话，说餐厅有急事，叫贺绍强马上赶回餐厅，而且还婉转地表示，如果下午不回餐厅上班，对不起，我们只好两个“山”字重起。两个“山”字在重庆的意思，就是解雇你，请你出去。那还了得，我们的家岂不马上陷入经济危机？

为了保住贺绍强的饭碗，准确地说，是一家人的饭碗，贺绍强决定立刻返回“红太阳”上班。我和贺绍强都认为和老法官见面后，感觉他像个性格温和的老人，即使贺绍强下午不报到，他也不会重拳出击。哪知道过了一两个小时，贺绍强就接到哈吉斯先生的电话，叫他到法院去报到，否则，老法官将派警察去逮捕他。我们还是以为，老法官是在虚张声势，无非是恐吓，所以没有理会。

贺绍强晚上打电话给我说，房东从电视上看到过我们，还真是事实，因为我们身上有两三个案件，自然要引起媒体的关注，接受媒体的采访，而登上荧屏。比如说，《孟菲斯商业诉求报》的记者雪莉，向我们采访完贺绍强强奸案后，她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演出的序幕已经拉开，齐小莲不得不继续演下去。”所以，从某个角度看，我们在孟菲斯还算小有名气。

晚上，我到“红太阳”吃过饭，等贺绍强下班后，我们捧着筒爆米花回到家里。

爬上三楼，来到家门口，贺绍强拿起钥匙正准备开门，突然发现门有点异样的感觉。我仔细一看，房门上留着两个明显的脚印，门被人踢过，门锁似乎也被人动过。贺绍强的第一反应是，房间进了小偷，贺绍强禁不住惊叫起来：“糟了，我的电脑！”贺绍强这声惊叫是应该的，如果我们家里其他东西被偷了，我们还可以再添置，但电脑中储存着他的大量资料，一旦被盗，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我们急忙打开门冲了进去，打开灯的那一瞬间，贺绍强笑了，笑得很童真。他对我说：“谢天谢地，小偷没进屋，没有拿走我的电脑。”

我却皱着眉头，心里怦怦直跳，我对贺绍强说：“这件事恐怕比小偷进屋更麻烦。”贺绍强听完我的推测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马上变得惴惴不安，他说马上打个电话问问。

贺绍强拨通了雪莉的电话，将我的推测告诉了她，雪莉在电话那头说：“是的，你的太太分析得很有道理。法庭现在是千方百计找你的岔子，马上要开庭了，而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想抓住你的小辫子，让你屈服，然后再跟你讨价还价。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晚上再来抓你的。”

我想起来了，上次贺绍强在孟菲斯大学的男生宿舍，被警察抓走，正是夜深人静的深夜吗。难道贺绍强又要“重复昨天的故事”，去陪着臭气熏天的马桶过夜？

为了不使自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决定让贺绍强出去躲避。

但，到什么地方去躲避，却成了个大问题，古人虽然教导我们：“大隐隐于市”，但怎么隐于市，没有个明确的操作细则，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如果在国内，要找个地方凑合过一夜，好办，到亲戚家借宿一晚上，或者走进车站、码头的候车室在里面睡一觉，或者在自己的小车上猫一夜。但在美国则不行，哪怕你躲在自己的小车里，遇上巡夜的警察，也会找你的麻烦，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最佳去处——赌场。

如果说美国的法院是典雅堂皇，那么美国的赌场则是富丽堂皇。

但，富丽中也有遗憾，赌场的窗子都是摆设，根本就打不开，原因很简单，怕你输得精光后，跳楼自杀，一了百了，谁也没有胆量，追随你到阴曹地府讨债。赌场里也没有计时工具，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让你忘掉时间，吃喝拉撒睡都是在赌场里面，在里面赌它个昏天黑地。赌场365天24小时都开放，从来不清场，不打烊，赌场里灯火辉煌，欢呼声，叹息声，筹码噼里啪啦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血脉偾张的世界。赌场内还有穿着超短裙的性感女郎，托着酒盘穿行其中，红酒是不收费的，当然赢了钱的，潇洒地向托盘里扔几元小费，输了钱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有种借酒消愁的含义。

最让人觉得惬意的是吃，在赌场，凭买筹码的收据，就可以换取餐券，你就可以去自助餐厅，各种各样饮料，几百种菜肴，让你大快朵颐。酒足饭饱后，贺绍强就去酒店免费开的房，美美地睡上一觉，我叫他把手机关掉，有什么事明天再做打算。

赌场真像个极乐世界，贺绍强不去白不去。

于是，贺绍强马上驾车返回“红太阳”，去叫爱去赌场的老周和小钱。老周和小钱都是餐厅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深得顾客的赞许。可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人头脑中装了许多菜谱，却没有装几句英语，因而，英语不过关，就没有拿到驾照，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去一趟赌场就相当不方便。

到了赌场，两人买了筹码，换了餐券给了贺绍强。贺绍强不喝酒，他拿了免费的房间票，就自己去睡觉了，那两人在赌场赌了一个通宵。

天亮了，老周小钱也尽兴了，贺绍强驾车将他们送回了餐馆。

你别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还真是这个道理。那天晚上后，贺绍强和他们的距离一下拉近了，甚至还有点相见恨晚和车笠之交的感觉。美国的食品管理严格，但老周和小钱想方设法将快过期的食物，悄悄地送给贺绍强，贺绍强就带回家供我们全家享用，也省下了一笔费用。

那天晚上，贺绍强出门后，有一位ABC的记者告诉我，如果警察再上门，我最好录下来，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于是，我开车去朋友家借了台摄像机。

雪莉说的是对的，在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警察果然又来敲门了。

让他们感到诧异的是，当他们刚敲了两下门，我就好像有备而来，立即把门打开了。他们一进门就问：“贺绍强在不在？”我回答：“我不知道。”当他们的目光停留在我手上的摄像机时，他们忙问我干什么，我不回答他们，自己继续对着他们摄像。我当时心里也很害怕，我身子不停地打抖，他们进屋把家里都搜索了一遍，确实贺绍强不在家里，他们很戏剧化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我立即给贺绍强打电话，发现他关机了，我才想起来，是我叫他关的机。我想看看我摄像技术如何，我打开一看，糟了，刚才太紧张，自己忘记按下摄像机的录影键。我心里窝火，便骂自己为什么这么蠢，我想要告诉我的小孩，爸爸妈妈是经过了多少的折磨、威胁和恐吓，但是我们都没有屈服。

贺绍强躲进赌场的事，算是给了我们一个深刻教训，我们是领教了那个貌似怯弱的老法官的厉害。当他被贺绍强指着鼻子指责时，他无言以对，显得可怜巴巴的，结果呢，他是个浪迹江湖多年的老法官，他的策略是后发制人，而后发制人最容易置人于死地。看来，贺绍强的处境不妙，官司又要被拖下去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希望之宝押在老法官身上了，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使官司尽快了结，办法很简单，就是调出齐小莲那份造了假的电话账单。

说来简单，要做也简单，如果是机主齐小莲或王玉鹏，只要打个电话，电信公司就会免费地将电话账单寄过来。关键是我们不是齐小莲，也不是王玉鹏，要拿到账单，唯一的办法就是冒充王玉鹏。我告诉贺绍强：“电影里那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造假，因为律师不帮助你，此时你只有靠你自己了。”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贺绍强的时候，他的小眼睛一下子变大了，眼神中闪烁着惊讶。他盯着我没有说话，好像我不是他的太太，而是一名潜伏在他身边的特工。

我太了解贺绍强了。他是一名读书人，知识分子，平时说话办事可以夸张，比如他身上有一百美元，说成他身上好像有一千美元。但，如果他身上一美元也没有，他绝对不会说他身上有一百美元，因为前者是夸张，后者是造假。夸张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而造假却是个道德问题，想要他突破道德的底线去干一件事，他现在是不会答应的。

贺绍强心里还在犹豫要不要这样做时，我只好趁热打铁地说：“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这样做。齐小莲因为有学校撑腰，她明明没有打电话，她都敢造一份假电话账单，刘金波都敢出来给她作证。齐小莲向学校第一个反映情况，看见她的伤痕的不是凯瑟琳女士，而是一位男的校警。

可到了听证开始时，先说他要出庭作证，听证会快完了时，学校居然说那位男警察退休了，堂堂一个大学可以公然撒谎，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你把电话账单调出来，证明了你的清白，也掴了学校一耳光，这叫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去干这件事，也是为了正义，为了伸张你自己的正义。”

也许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伸张你自己的正义”，打动了他，他眼神中的惊讶消失了，他对我说：“我可以冒充王玉鹏打电话，但是，我手上没有王玉鹏的个人信息呀。”

我说：“我可以提供给你。”贺绍强的眼睛又变大了，好像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特工人员。确实，我有一份王玉鹏的个人资料，但，这不是我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的，而是孟菲斯警方用合法的方式“送”给我的。

事情还得回到两年多前的那个感恩节，我和贺绍强还有左萍，在“大中华”超市与齐小莲、王玉鹏，还有刘金波不期而遇。王玉鹏觉得贺绍强给他戴了顶绿帽子，使他在中国人和美国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心头窝着一肚子气，在超市遇到贺绍强，算是冤家路窄，便不由分说，上前就给贺绍强飞起一脚。我见贺绍强要吃亏，便往贺绍强身前一站，想阻止王玉鹏动粗。哪知王玉鹏连踢两脚，一脚踢在我怀孕的肚皮上，一脚踢在我的小腿上。

王玉鹏算摊上大事了，因为在美国打人属于刑事犯罪。我们去了孟菲斯警察局报了案，不仅有人证物证，而且当时警察也出了现场的，所以，警察局决定以打人致伤罪逮捕王玉鹏，并把逮捕令的文件送达给了我，文件上就有王玉鹏的个人信息。连最关键的信息，相当于我们中国身份证号码的美国社会安全号码都有。

在我的鼓动下，贺绍强终于拿起了电话，按照语音提示，贺绍强将王玉鹏的个人信息输了过去。最后，电话那头说：“贝尔电话公司竭诚为你服务，您所查询的电话账单，我们将免费提供给您。”

过了几天，我们就收到贝尔电话公司寄来的王玉鹏与齐小莲的电话账单，不过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在厚厚一摞通话记录中，恰恰缺少了1998年10月份那个月的记录！我们怀疑在齐小莲的背后另有高人，只有高人的权力和智慧，才能做出这样的手脚。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手头还保留了一份齐小莲提供给学校的电话账单，那上面有明显修改过的痕迹，关键时，这份账单成了我们的杀手锏。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