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尘埃落定

2003年1月31日，年三十，在中国是个最伟大的日子，人们不惜一次次刷新吉尼斯人口大迁徙的世界纪录，亿万人从天南海北赶回家中，吃一顿团圆饭，再享受一顿春晚的精神大餐，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然而，在美国的我们，却怎么也欢乐不起来，而且还品尝到了年关难过的滋味。按理说，在这个中华民族团圆的大喜日子里，我们不能赶回国去，总该打个电话回家吧，总该向家人报个平安吧。我们的难，就难在这里。因为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好，而且也并不平安。

为回国的电话打不打我和贺绍强商量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打，当然我们动了点心思，选择中午12点打回家。美国的中午12点，正是祖国的午夜，也是辞旧迎新，鞭炮放得最响的时候。

果然如此，我拨通了电话后，话筒中就传来叭叭声音，父亲在重庆大声吼：“听不清，大声点！”我也对着电话筒大声吼：“我也听不清，我很好。”父亲大声问：“你说什么？你很好。”“对，我很好，听不到，爸，我挂了。”

放下电话，我以为我会为过这一关而舒口气，没想到此时眼泪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听声音，父亲显然老了；听声音，父亲显然担心我在这边的生存状况。作为亲生女儿，我没有向他说一句问候的话，没有向他说句真实的话，我觉得我怎么也对不起他老人家。

2月17日，中国元宵节刚刚过完的第二天，法院通知贺绍强下午去法院报到。自从那次“赌场门”发生后，凡是法院来的通知，我们坚持做到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下午，我陪贺绍强去法院，我们被叫到法院办公室，我心里正在寻思怎么今天不是报到时，只见齐小莲两口子，也在法庭的大厅里坐着。

齐小莲那天穿着有点另类，上面穿一件夹克，又肥又大，还是男式的，很明显这是她老公的衣服，下面却是一条浅色的紧身裤，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像一把立着的油漆刷子，加之那天她素面朝天，没有涂脂抹粉，又给人苍老了许多的感觉。

齐小莲两口子走了，该我们两口子入席。我们屁股还没把椅子焐热，就起身告辞了。因为老法官，用他沙哑的声音，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贺绍强强奸案明天开庭，请做好准备。”

2月孟菲斯的天气，不冷不热，不湿不燥，很舒适。2月孟菲斯的夜晚，更舒适，还带一点春寒的晚风，从窗户吹进来，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身体，尤其是从房后湖边偶尔传来的几声蛙鸣，像是在为你吟唱着催眠曲。

我和贺绍强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这件案子，折腾太多人了，也折腾得太久了。仅时间就经历了五个春秋，去法院报到多达四五十次。明天的开庭，会不会像第一次开庭那样，下个软壳蛋，放在那里烂掉完事？

记得《孟菲斯商业诉求报》的记者雪莉曾对我说过：“齐小莲已经把大幕拉开了，她只好继续演下去。”

2003年2月18日，贺绍强涉嫌的强奸案终于开庭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2月18日肯定是个好日子，“218”就是“尔要发”。我们在心里祈祷，但愿这个有好兆头的日子，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这样一桩案件，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审理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控告当事人，法庭逮捕，保释，是否和解，开庭宣判。形象点说，就像一列从重庆出发开往北京的火车，途经十堰、郑州、石家庄，就到北京了，全程运行二十多个小时，即使遇到晚点，也不会晚点几天几夜。然而，贺绍强的这个案子，不是晚点几天几夜，而是整整五年！

其间，孟菲斯法庭也开过一次庭，但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判不合法，不合法的审判就无意义，无意义的东西当然就无兴趣，所以那个瘦法官就草草收场了事。

其间，法官动员贺绍强参加学习班，而且学习就像在集贸市场买萝卜，还可以讨价还价。法院说，学习六个月行不行？贺绍强不答应；法院说学习三个月行不行？贺绍强不答应，法庭又说，学习一个月行不行？贺绍强仍然不答应。法院急了，亮出底牌，不学习也行，只要你认个罪，就不起诉，不追究。贺绍强也急了，回答说，我没有做错事，为啥我要把个屎盆往自己的头上扣？贺绍强不让步，买卖自然没有做成。

2003年2月18日，上午八时半准时开庭，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和贺绍强走进法庭时，我突然感觉到，这次开庭与第一次开庭相比，不管是气氛还是气场，都大不一样，大家的表情认真而严肃。第一次开庭有点像节目彩排，而这次开庭，好像是一次正式演出，不是好像，而就是一次正式开庭，因为法官的右边，整齐地坐着十二名陪审团成员。

老实说，走进法庭的那一刻，我和贺绍强的角色完全颠倒了。平时胆小怕事的贺绍强，此刻昂首挺胸，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而我，感到脸上发烫，心儿怦怦乱跳，手在微微出汗，我马上在心里为自己打气：“罗秦，这是关键时候啊，关键时候你不能掉链子。”

我们坐定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位寄养着我们女儿安娜，目前也在和我们打官司的贝克的父母亲，居然也来到法庭。

不一会，齐小莲与她的老公王玉鹏走进了法庭。王玉鹏的出现，让我心里竟对他生出一种怜悯之心。因为有一次左萍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左萍先卖了关子，对贺绍强说：“贺绍强，我说一件事要吓得你出一身冷汗。”我说：“你是不是到墓地去，碰到鬼了？”因为我们住家的附近就有块墓地，左萍摇摇头，说：“鬼是假的，我这个故事是真的，而且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是女人，一听是女人的故事，自然就来了兴趣。左萍就讲起来了：“我在学校看见一个小广告，有个女生要找一个女生与她同住，我正想找房子，就叫上许宁，一同去看房子。敲开门，开门的是谁？竟是齐小莲，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一个男人，我知道齐小莲的年龄，他的年龄比齐小莲要小几岁。齐小莲连忙给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表兄。”

左萍停了停，看看我们的表情，然后接着说：“聪明反被聪明误，齐小莲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北京人都称表哥，而不是表兄。”左萍的话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一片想象的天空。

齐小莲的出现，叫我大吃一惊，其实不是大吃一惊，是为之一振，俗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齐小莲与我们才相别一日，我就刮目相看了，昨天在法庭外的那个齐小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光彩照人的齐小莲，给法庭带来了一抹亮色。

不管你妒嫉也罢，不妒嫉也罢，齐小莲还是算个俊俏的女人，她没有北方女孩高大的个头和粗糙的皮肤，而有着江南水乡女孩小巧的身段和细腻的皮肤。特别是说着刚柔相济，京腔京味的普通话，远远胜过了生涩难懂的吴侬软语。当然，白玉尚且有瑕，何况人乎？作为女人，齐小莲最大的不足是个“太平公主”。

所以，一夜之间，齐小莲来了个“造山”运动，高高的乳峰，白皙的皮肤，玲珑的身材，加上一嘴又甜又软的声音，确实撩人魂魄，教男人不动心都难。

庭审开始了，此时，贺绍强身边，已经坐着两位辩护律师。一位是年纪大一点的哈吉斯先生，他穿着得体的西装，个子不高，有点白发，自然地弯曲着，一副金丝眼镜。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悦耳动听，看上去就像一位真正的绅士，他是西格先生（安娜的律师）帮我们找的律师。另一位是非常年轻的律师丹尼先生，他是我们自己找的免费律师，是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小伙子，他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有了哈吉斯先生，为什么还要去找丹尼先生呢？我们是反复思考过的，因为在孟菲斯司法界，除了西格先生不是从孟菲斯大学毕业的外，其他的律师、法官都是从孟菲斯大学毕业的。试想，与自己恩重如山的母校对簿公堂，谁会真心将自己的母校打得遍体鳞伤，名誉扫地呢？还有法庭如战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一点气势。

丹尼先生住在杰克逊，一个离孟菲斯近三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我们驾车去和他见面。丹尼先生巴不得有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所以他一口答应，并提出分文不取。我们也巴不得，再请到一个分文不取的律师，所以，一拍即合，一种双赢的格局。开庭的前一天，丹尼先生来到孟菲斯，自己找一个酒店住下，也不要我们为他接风洗尘，第二天开庭，他就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法庭上了。

庭审开始了。先是由齐小莲向法庭陈述，然后由法官向齐小莲提问。当法官问：“谁对你进行了性侵犯？”齐小莲回答：“我不敢说，因为我怕他，他在孟菲斯的名气很大。”法官说：“你大胆地说，这里是法庭，我们会为你伸张正义的。”齐小莲并没有说，她用眼睛乜了贺绍强一眼，大家都明白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老法官进行询问，不外乎姓名，年龄，协议没有，和解没有，完全是炒一遍冷饭。最不可思议的，从庭审一开始，原被告双方，竟成了植物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完全由双方的律师进行对决。当贺绍强的律师哈吉斯和丹尼要求原告提供人证、物证、医疗报告、电话账单时，老法官以法庭此时不需要为由，将这一重要的证据链掐断了。

在庭审中途休息时，我看见贝克的母亲走到齐小莲身边轻轻地抚摸齐小莲的背，不停地安慰她，一会儿，她又走到陪审员的身旁，轻声在嘀咕，我不知道她到底说的什么。贝克父母来到法庭，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如果贺绍强败诉，我们就无权要回在他们儿子贝克家寄养的女儿安娜。反之，他们将无条件地让安娜回到我们身旁。所以，他们不光用心，而且还有行动，想用行动来影响陪审员的判断。此刻，前来旁听的西格律师，马上走过去质问老太太：“你在讲什么？”老太太仰面看了看西格律师，不再吭声。西格律师，就是我女儿安娜案的律师，今天他为什么也要来到法庭？原因很简单，因为贺绍强的胜诉或败诉，会影响到他的案子。若是贺绍强胜，他的案子也必胜无疑；反之，如果贺绍强遇到麻烦，他也会遇到麻烦。真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也许因为我们的心情很紧张，上午的庭审在我们懵懵懂懂中就结束了。中午休息，吃盒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孟菲斯大学的教授查尔斯先生，端坐在法庭大厅的一角，紧闭着眼，像一尊塑像。当贺绍强一眼看见查尔斯教授的时候，他也大吃一惊。因为1998年10月11日事发的那天，查尔斯教授正好就在事发教室楼下的办公室里，我们曾经联系他，希望他能为我们出庭作证，却被他谢绝了。他的谢绝是正常的，作为一名孟菲斯大学的教授，他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中国穷学生，更何况，从一开始就站在齐小莲一边的孟菲斯大学，肯定还会对查尔斯教授打一声招呼。所以，他何苦与学校翻脸，去和学校结梁子呢？其实，我们对查尔斯教授很理解，也不光是理解，甚至还有些佩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五年来，他选择沉默。沉默就是对我们一种变相的支持。如果，查尔斯教授来作证的话，他的证词，仿佛是一把钥匙，既可以为贺绍强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他的出现，让我们原本紧张的心里，更添了几分心悸。

下午，庭审继续，我们的律师要齐小莲向陪审团出示物证。齐小莲没有出示电话账单，而是出示了一条蓝色的裤子，准确地说，应该叫“贞洁裤”，因为它的给力，才让齐小莲没有遭强暴，保留了贞操，才让她对得起祖先那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孟菲斯大学学生纪律处处长，也就是齐小莲的幕后操纵者凯瑟琳女士，将那条“贞洁裤”看了良久，皱了皱眉头说：“你给我看的不是这条裤子。”我一听心里又惊又喜，心想：“凯瑟琳呀凯瑟琳，你莫非真是良心发现，今天才吐了真音。”我马上凑上去，想仔仔细细看看，这条承载着罪与非罪的裤子到底有啥玄机时，还没走拢，就被两名法警，赶出了法庭。我退到大厅时，没过一会儿，只见查尔斯教授也从法庭出来了，他看了看手表，便行色匆匆地走了，留给我一个黑色的背影。望着那消失的背影，我心里一阵乱跳，我不知道查尔斯教授那把钥匙，是为贺绍强打开的哪扇门。

我从挎包中将齐小莲动过手脚的那份电话账单摸出来，攥在手里。

我想，贺绍强一旦被判有罪，我会不顾一切拿出手中的证据，要求法官和陪审团重审，我当时确实下了杀身成仁的决心。慢慢地，人们没有耐心，观看这次场原本就不精彩的演出了，陆续地退场了。旁听席上的人走了，贝克的父母亲走了，西格律师走了，连最有敬业精神的想找猛料上头条的记者们也熬不下去了，打着哈欠，退出了法庭，只留下了一台摄像机，在那里，毫无怨言，坚守岗位。大约快十点钟的时候，哈吉斯先生也要走了，他来到我的面前，脸色凝重地对我说：“贺太太，庭审现在结束了，由陪审团开会讨论审决结果。如果贺先生被定有罪，他将马上被法警带走。所以，请你不要激动，我们会想办法救他出来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直冒金星，差点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我很清楚，哈吉斯先生的话半真半假，前面是真的，后面是假的，是为了安慰我而说的。

正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贺绍强像幽灵一样，突然站在了面前，我连忙问他：“你怎么出来了，审判结束了？”贺绍强像突然变老了几十岁，而且还患了老年痴呆症一样，他目光呆滞，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现在法官到他办公室去休息去了，陪审团在开会讨论，我才出来的。”

看见贺绍强那样的精神状态，我一下子担心起来。不是担心，而是惊心起来，我马上抓着他的手，对他说：“如果你被判有罪，千万不要放弃，要继续斗下去。我相信，不管是中国的地狱，或是美国的地狱都只有十八层，而没有十九层，我们已经打了十八层了，还怕什么呢？”

贺绍强点点头，他的手有些冰冷。我接着说：“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害怕你进了监狱后，无人替你照顾你的父母，我替你照顾，我把重庆的房子卖掉，我的房子大，卖得起钱••••••”贺绍强连忙摇摇头，不让我继续说下去。其实，我觉得嗓子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想说也说不下去了。

老实说，我这个重庆女人，平时性格游离于泼妇与悍妇之间，唯有此时，我的性格却有了质的升华，成了一名节妇。爱恨只在一瞬间，从肉体到灵魂，我都站在了丈夫一边。

贺绍强重新回到了法庭，我仍在大厅等待着，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慢得让人窒息。我想到生我儿子时，躺在产床上大汗淋漓地挣扎时，也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不过，那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慢，而此时的慢，是一种痛并恐惧的慢。

这时，丹尼出来了，他恐怕已看出来我的悲伤和恐惧，便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贺太太，别难过，贺先生胜诉的可能性极大。”丹尼和哈吉斯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当然希望丹尼先生说的是事实，我急忙问：“为什么？”丹尼先生说：“陪审团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开会开得久，说明分歧多，争议很大，这样，就对你们有利。”丹尼先生的话，让我在孟菲斯春寒料峭的夜晚，感到了一丝温暖。

法庭里传来一些响动，陪审团的会议终于结束了，他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案件的最终宣判马上就要公布了。我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心跳，站在法庭门口，向里面张望。

老法官从法庭中间的那扇小门走了出来，也许是时间拖得太久了，或者是人老了的原因，他没有上午开庭时那种气宇轩昂的派头，而是猥琐地走了出来，回归到了“糯米老头”的形象。美国法庭的宣判，有点像奥委会选举奥运会举办城市一样，先由奥委会委员闭门讨论，接着秘密投票，然后将投票结果装进一个信封里，最后由奥委会的秘书长将信封交给奥委会主席，主席开启信封后，宣布：“某某年，第某某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某某。”于是申奥成功的代表团官员们便欢呼雀跃，而落选的代表团成员满脸苦涩。

当工作人员将陪审团投票的信封递与老法官时，老法官不知是信口开河或是带着固执的偏见，他说：“贺先生可以判重罪，即使判不了重罪，也应该判轻罪。”

当他将目光落在陪审团的判决书时，像被人打了一巴掌，嘴唇歪在一边了，好一阵才回了位，他不得不宣布：“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全体通过，无罪！”

一听到这个结果，我先是一怔，在自己的脸上，使劲地拧了一下，知道这不是做梦时，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法庭，与贺绍强抱头痛哭起来。

有人过来向我们祝贺时，我们在泪眼蒙眬中怠慢了人家。回想起这五年来，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对齐小莲的恨，反而烟消云散。这五年来，她的良心可否平安？

在回家的路上，贺绍强告诉我：“因为查尔斯教授晚上要去中国，所以他上午就来到法庭，准备出庭作证。但是法官总是在那里拖延着时问，直到丹尼大声提醒法官，证人作完证后，还要出国公干时，法官才被迫同意，查尔斯教授出庭作证。”

为了表示尊敬，贺绍强顿了顿，运足了丹田之气，才重复着查尔斯教授的证词：“事发当时，我正在该教室的楼下，而且我的门是开着的，我没有听见任何响动。如果有任何一点动静，我首先会上楼去查看。而且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人是一同离开的。”

贺绍强十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查尔斯教授在沉默五年之后，终于站出来说了话，还了我一个清白。”

我马上接着说：“其实，应该想得到，我们中国作家鲁迅早就说过，‘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五年，查尔斯教授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这是一个高知的人格魅力，一个真正美国人的品行。”

一个强奸案按照正常程序应该在一年内审理完毕，但是贺绍强的强奸案从1998年10月11日开始，直到2003年2月18日才开庭审理，时间长达近四年半，前后一共三位法官。齐小莲在第一次出庭时，什么证据也没有带；第二任法官审理时，她根本没有出过一次庭；在孟菲斯大学的听证会上，她提供了一份涂改过的电话账单。那是她打给她丈夫的，当学校听证会中有人问到为什么没有她丈夫王玉鹏打给她的电话账单时，齐小莲回答，下次带来。直到2003年最后一次开庭，齐小莲都没有把电话账单拿出来。我们的律师又在法庭上质疑物证时，法官居然不让我们提电话账单的事，最后一次开庭，齐小莲就只提供了一条假的“贞洁裤”。这就是所谓的强奸案。

贺绍强强奸一案，总算降下了帷幕，尘埃落定。所谓尘埃落定，是说的那个案子，而我心里的尘埃，并没有完全落定，不过，我心里的疑团总算解开了。

我记得美联社的门口，镌刻着他们的社训：“消息有好有坏，但我们要实话实说。”美国人说得到，做得到，绝不放空炮。例如，他们的总统先生出了“拉链门”这等糗事，他们也能如实报道，周知民众。

然而，齐小莲起诉贺绍强的强奸案，历时四年多，在孟菲斯闹得满城风雨。有段时间，贺绍强简直成了一条阴沟，一切肮脏的污水都向他泼过来。最后，贺绍强昭雪了，胜利了，而此刻，孟菲斯的新闻界仅在十六版的报屁股处，用几句话作了报道，真有点惜墨如金。

我纳闷的是，这么多人都参与了的一个刑事案子，仿佛是一场海市蜃楼，大家都确确实实看见过它的，但它又好像不是真实存在过一样。

不过，这个疑团解不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另一个最重要的疑团解开了。当大家知道疑团的答案后，反应倒是很平静，认为这既是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贺绍强的强奸案出来后，第二长老会帮我们找了个免费的律师约翰先生。一天下午，我们三人坐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贺绍强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约翰先生，当他听完整个故事后，大惑不解，他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尽管我们中美两国间的文化有差异，但对贞操我们的看法还是相同的，贞操是人品的构成部分。齐小莲不是风尘女子，相反，她是一名应该懂得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如果贺先生对她真的没有施暴，”约翰看着我们，耸了耸双肩，接着说，“当然，我仅仅是个假设，那么齐小莲为什么去做牺牲一个女人的清白，让自己名声扫地的糗事？”

约翰问我们，我们何尝不是在问自己，但我们如堕五里雾中，找不出答案来。

其实，这个答案早在1999年9月15日，孟菲斯大学举行的那个听证会就出来了。只不过那次听证会时间太长，最主要的还是贺绍强高度紧张，一紧张脑袋就成了一团糨糊，竟没有听清楚人家说得明明白白的答案。

其实，说出这个答案的不是别人，正是齐小莲的幕后主使者凯瑟琳女士。凯瑟琳女士的祖辈可能是西部牛仔，她的身上有着祖辈们爽快、耿直的基因，所以，她一点也不懂我们中国人韬光养晦的处世哲学，该说的她说了，不该说的她也说了。

在孟菲斯大学的听证会上，凯瑟琳女士说：“我们为什么不怕贺绍强，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钱请律师，而齐小莲的老公有工作，他有钱请律师来和学校打官司，学校岂不是惹麻烦了？当然，我们学校既然选择了站在齐小莲一边，自然应该给她提供帮助，我们免除了她四年的学费十二万美金，还有她的基础差，精神不稳定，我们还会派专人对她进行辅导。”

十二万美金，对于十几年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不啻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十二万美金，在当时的中国，可以买几套房子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赏之下，未必有节妇。我很理解齐小莲当时的做法，因为齐小莲是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回到家里，我们肚子饿得咕咕直响，连忙煮了两包方便面。吃完以后，我们洗漱完毕，拖着有气无力的身子，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一抹曙光已经溜进了房间，孟菲斯新的一天开始了，而且还是个好天气。当然，我们的新的一天也将开始了，也应该是个好日子。

人们常说，时光流逝，可以带走一切是非恩怨。是的，当我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已经和那件是非纠葛远去十多年了。双方当事人，已经从青年走向中年，中年的成熟，让我们懂得了宽容，懂得了相逢，哪怕是不愉快的相逢，皆是一种缘分。齐小莲与贺绍强和我的恩怨纠葛，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错，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惹的祸。

所以，我现在对齐小莲已无一点恨意了。如果命运让我再次见到齐小莲，我会真心地对她说一句：“过去的一切，回想起来是美好的。”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俄罗斯的诗人普希金说的。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