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手迹故事》 | 抗美援朝后的财经工作方针

毛主席：

在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稿，写了一个，财委党组讨论修改过一下，现在我修正了，请你看看，用得否？

陈云

十月十七日下午

这是1951年10月17日陈云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并随信将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稿报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对此稿的批示是：“写得很好！”

这份受到毛泽东赞赏的报告写的是什么内容呢？1951年10月，陈云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及对策。会上，陈云草拟了一篇报告稿，并于17日下午在中财委党组修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附信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写得很好”的就是这篇关于我国抗美援朝后的经济建设的报告。

战争，从来不仅仅是正面战场中军队的事情，它需要的是综合国力的支撑。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力量的综合体现。中国能够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离不开全国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们进行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方面发表声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不仅如此，美方将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试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其严重的侵犯。

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还不满“一周岁”的新中国能不能站稳脚跟、沉着应对？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会不会因此遭受损失？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否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这些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的面前。

朝鲜战争爆发后，陈云第一时间将经济建设的注意力转向金融物价方面。他深知，战争对物价波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此时的中国物价刚刚向合理区间恢复，如果此时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新的动荡。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4天，中财委迅速下发《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针对可能发生的抢购物资、抬高物价的风潮和逃避资金等现象，中财委提出了解决对策：“放手抛售物资，对一切投机捣乱分子给以打击，把这一可能到来的金融物价风潮打下去，继续稳定物价。”事情的发展正如陈云预料的一样，文件下发不久，国内就出现了部分人抢购物资和市场部分物价波动的现象。但由于中财委早已及时部署，这次物价波动不大。7月11日，陈云在中财委第26次委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声明发表以后，金融物价稍有波动，尤其是入口品和我们所短缺的某些物资。但由于我们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布置，掌握了主要物资，所以这一次未能掀起大的波动。”

1950年9月28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占领汉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于10月1日、3日两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投入战争后，国家财政经济的工作难度进一步增大，难题再次摆在陈云的面前。

针对战争形势，1950年11月1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财经会议，陈云正式提出抗美援朝后“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陈云的这个工作部署，充分体现了在战争时期，考虑到国力有限的情况，避免不分重轻的现象发生。他说：“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由此带来的国内工作情况同样也是复杂多变。制定出总方针后，陈云和中财委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国家经济形势的稳定。

抗美援朝后，战争时期容易出现的“重物轻币”心理在市场上逐渐出现。同时，占国家银行存款90%的部队、机关、团体提取存款，十余天时间共计6000亿元。在此情况下，陈云和薄一波向中央提出暂时冻结大、小公家存款并缓购农产品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快速实施。但是，这种做法只是短时间内稳定金融物价的办法，不能作为长期的政策。陈云指出，要从根本上做到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就必须增加收入、削减支出。对此，他提出了“挤牛奶”和“削萝卜”

的办法。“挤牛奶”就是想尽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如适当增加农业税；对酒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开征契税，增加若干产品货物税和进出口税；加强征收管理，等等。“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支出，如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削减文教卫生、公用事业和军政经常费用，对军费开支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等等。

陈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确保朝鲜战场我军的后勤供给。薄一波回忆说：“中央决定出兵后，陈云同志表示坚决赞成。那时，我在中财委帮助陈云同志做后勤工作。抗美援朝不简单啊！初期没有粮食吃，没有菜吃，一切东西都缺乏。国内没有蔬菜供应前方，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从全国各地搜集、购买辣椒面送到朝鲜去。”陈云曾就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口粮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的口粮大部分是粗粮而缺少细粮，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军力的下降。陈云就此事专门致电东北高岗等人，指出：“请尽先以关外细粮支援维持，并请转知东北关系部门派员带计划于4月20日来京与粮食总局开会研究。”

1951年，中国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比1950年增长104%。周恩来曾就这一时期财经工作取得的成绩评价说：“收税的机关是一两个，花钱的机关是一大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搞的工作。所以掌握财政经济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确是兢兢业业。”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