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我要控告贝克

女儿留在贝克家，就等于将我和贺绍强的心，也留在了贝克家，所以我们就经常去贝克家探望女儿。

贝克夫妇对我们的每次到访都十分热情，不光是热情，而且还十分真情。贝克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所以对如何抚养孩子，特别是哺育幼儿，早已是过来人，有一整套完善的育儿经。所以，贝克太太每次给安娜兑奶粉，换尿布时，都把我叫到她的身边，她一边操作，一边向我介绍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完全像个金牌月嫂，向一个初入道的新人介绍经验。贝克夫妇还多次对我们说：“我们是虔诚的基督徒，照顾安娜是上帝派给我们的任务，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上帝了。”慢慢地，我对贝克夫妇的印象，向美好的方面转变了，我觉得将人家两夫妇定性为“暴发户”，是不对的，这是我把自己家庭受了“成分论”的影响，无意中嫁接到了贝克夫妇身上的结果，特别是贝克太太，她哪像个“暴发户”，分明像《乱世佳人》中对斯嘉丽倾洒着母爱的黑妈妈。

当然，在我与贝克太太关系热络起来的时候，贺绍强与贝克的关系也日趋亲密。

贺绍强在我来美国之前，向谢方借了40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回来开，还是我带的2000美元，加上我弟弟寄了2000美元，还给谢方的。这辆二手车好几次开在半路上抛锚了，人和车都在囧途上，贺绍强给贝克打电话，贝克就赶过来救援。

特别是有一次贺绍强在汽车修理店修他的二手车，老板一看，面前站的是个中国人，而且还是个个头不高，戴着眼镜文绉绉的中国人，以为捏到一个柿子，便把修理费喊得高高的。贺绍强二话不说，便给贝克打了个电话，不一会贝克就来了，不光是贝克来了，他还带了几个人过来，往老板面前一站，也不说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老板向贝克赔着笑脸，转身对贺绍强说：“先生，可能是英语表述出了问题，修理费没那么高，可以优惠一半。”

这件小事博弈的结果就是，老板成了输家，想不到软柿子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而贺绍强成了赢家，有了贝克这样一个在孟菲斯吃得开的朋友，以后在孟菲斯就好安身立命了。

有一次在贝克家，贝克太太微笑着对我说：“Casey，我给你看样东西。”贝克太太边说边把一本封面上印着一个如小天使般可爱的婴儿头像的彩面抄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不禁心头一热。原来，本子里定期记录着我女儿的成长状况，比如，小孩的身高、体重、血压、大小便，以及什么时候长的乳牙等等。

我在心里对贝克夫人说着感激的话，也很庆幸地拍着自己的胸膛：“仁慈的上帝，我们因祸得福，认识了贝克夫妇，给我们这么多帮助，愿上帝保佑他们。”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为一个女人，凭直觉，我觉得贝克夫妇对我女儿的爱，爱得有点过分。过分就不正常了，就像一个人，体温过分了，就不正常了，就发烧了，就成了一个病人。我一时猜不透，贝克夫妇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贺绍强，他先是摇头，后来是点头，再后来脸上竟露出了恐惧，好像贝克夫妇是个拐卖集团的成员，要把我们的女儿卖到阿拉斯加去。这也难怪贺绍强，他是学语言的，记忆力是他的强项，而分析力是他的短板，所以，有时我不得不扮演一个“垂帘听政”的角色。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将小安娜送回中国，送到重庆她外婆家去。实事求是地说，当年中国的物质条件肯定不如美国，但是送安娜回国，我们最看重的是两个字：放心。

5月份，贺绍强替安娜办理好了回国的护照，重庆那边也做好迎接小外孙到来的准备。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却没有盼来成行的东风。

本来，送还在哺乳期间的女儿回国，肯定当我莫属。尽管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们硬是从牙缝中省出点钱，给重庆的亲朋好友准备了点小礼物。这不是我要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只抱一个“肉团团”回去，肯定有亲朋好友会揶揄我：“罗秦，你从美国回来，就这么打个甩手？你娃也太财了点吧。”因为在国人的心中，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一个油水像雨水那样遍地流淌的国家。

自然，就没有谁能想象得到，我们一家人在美国过着欲哭无泪，欲归无门，整日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们在美国的真实的生活状况，我连我最知心的闺密都没有说过，更不用说我的亲人了，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灶王爷的性格：上天言好事，只说看见抬花轿的，决不说看见抬死人的。

然而，1999年4月27日，贺绍强到孟菲斯监狱“一日游”后，警察局一下子将他列入“黑五类”的名单，必须要到法院报到，接受训诫，而且还必须随叫随到，否则就算负案潜逃，严惩不贷。他那次入狱，亏我在他身边，托朋友威廉将他“营救”出来。如果我走后他再次被抓，谁给他通风报信，谁来“营救”他？想到这里，我心里有点不寒而栗，我只能把心一横，必须留在丈夫的身边，不去送安娜了。既然我不能送安娜，贺绍强更不能送安娜，那就只有托回国的朋友将安娜捎带回去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想法幼稚可笑。贺绍强蹲了监狱后，他的坏名声像流感一样在孟菲斯传播，他成了一个屁股上有大粪的人，浑身臭熏熏的，谁还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呢？还有，从美国到中国要乘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中途还要转机换乘，还有强雷暴什么的，用我朋友殷静的话来说，坐飞机没什么好玩的，而且是在昏头昏脑中打发着时间。更何况捎带的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万一中途有个闪失，谁担当得起？

正当我们为如何把小贺梅送回国而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出现，在安娜去留的天平上，重重地加上一个砝码，于是，天平的指针偏向了一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贝克。

那天，他来到我们家里，免去了他浪迹职场那套见面礼节，恢复了他在密西西比州当农民时的直率本性。他双肩一耸，双手一摊，给我们来了个月亮坝上耍关刀——明砍，他说：“我不赞成你们把孩子送回国去，特别是你Casey，每次来看孩子，你都将孩子抱得那么紧，让你的体温温暖着孩子；每次分别时，你的眼睛都噙着泪花，是那么依依不舍。

如果将孩子送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去，你一年半载也休想看上一眼，我作为义父，都不放心，而你这个母亲，你不怕精神崩溃？”

老实说，我心里一直有点瞧不起贝克，认为他是个典型的暴发户，有钱了吃得好，腆着的大肚子，里面装的是脂肪，不是墨水，而今天的这几句话，像几声霹雳，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先是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继而由吃惊转化为感激，因为感激，我流下了眼泪。

是的，是谁想出来的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婴儿，与父母远隔万水千山的馊主意。

我的眼泪，贺绍强的眼神，都流露着对贝克“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激。如同热恋中的人一样，感情的成分一飙升，理性的成分就归了零，贝克这家伙，肯定没有学过心理学，但他在买卖房子的实战中，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

贝克趁热打铁用不着弯弯绕绕了，用不着投石问路了，直接亮出了底牌，“我们都愿意把安娜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她在美国能健康地成长。凭你们现在的实力，显然不能保证安娜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安娜是个早产儿，体质差，最佳的方案是把安娜的抚养权交给我们，我们好为她办理医疗保险。我们有专门的私人医生，她去看病时，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当然，这要到法院去签署相关文件。”

贝克不再看着我们了，他（慢慢）昂起头来，望着天花板，双手合十，像是自言自语，更像是在向上帝表白：“其实，办理医疗保险还是件麻烦事。更何况露易丝也快生产了，家里并不缺少小孩子，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为了安娜好，当然，也是为你考虑。”

贝克将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了下来，好像他从上帝那里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他对贺绍强说：“这样，你就可以集中精力打官司，你的官司胜诉之日，就是安娜回到你的身边，你们全家团聚之时。”

贝克的一席话，真的让我们久旱逢甘霖，我的心里一阵发酸，又一阵发热，一时想不起赞扬贝克的话来，脑子中突然从加拿大那个外国人，想到眼前的外国人，于是心里便默诵着《纪念白求恩》中那几句话：“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1999年6月4日，国际儿童节后的第三天，我们和贝克一家去孟菲斯少儿法庭签署安娜抚养权的移交文件。签字仪式不算隆重，但还算庄严，因为除了我们和贝克夫妇两家当事人外，戴安·常，翻译尤牧师，还有法庭工作人员克劳德等，均出席了签字仪式。

美国毕竟是美国，“女士优先”几乎成了一种法制，在这份移交文件上，我就有优先于贺绍强的签字权利。我被单独带进了一间办公室，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将我和丈夫隔离开来，我突然觉得六神无主，脑子一片空白。他们知道我的英语不好，就由尤牧师给我翻译，尤牧师慢慢地翻译，我慢慢地听着，末了，我问：“这个是临时的？”他们点头，我又问：“我可以随时终止协议，要回我的女儿？”他们又点点头。得到了如此承诺后，我才在文件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说实话，因为紧张，文件的内容我根本没听明白，别说我，就是贺绍强这个学英语专业的，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因为文件中有大量的法律专用名词。不过，在回家的路上，贺绍强悄悄告诉我，签字仅仅是为了办理医疗保险走的过场，他和贝克有君子协议，只要我们需要，随时都可以把安娜要回来。

把女儿安顿好后，我们突然觉得熬过了黎明前的黑夜，眼前出现了一片绚丽的朝霞。因为没有了孩子的牵挂，我们可以全身心地外出打工，贺绍强在“红太阳中餐馆”打工，有红太阳照耀，干起活来非常愉悦，我也在外打了两份工，两人的月收入有三千多美元。我们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再过两个月，贺绍强就能拿到孟菲斯大学的硕士文凭。当时，克林顿当总统，美国的经济一片大好，劳动力成了紧俏商品，像贺绍强这种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人才，简直就是个香饽饽，哪个老板都抢着要，而且还给他许愿，你可以边读书，再去戴顶博士帽子。可以说，贺绍强的前途，当然，也是我的前途，夫贵妻荣嘛，一片光明，不，是一片灿烂。

然而，还在我们憧憬前途一片灿烂的时候，命运又跟贺绍强开起玩笑来。

1999年9月，孟菲斯大学纪律委员会举行了“贺绍强性侵犯案”听证会，与会人员一致举手通过：贺绍强应拿的硕士文凭，由于他少交了学费，文凭暂扣，开除学籍。（直到2008年初，我们回国前，由贺绍强当时所在的教会牧师格雷给校长打电话说：“孟菲斯大学应该把贺绍强的信息管理硕士学位文凭，发给贺绍强。”当时校长已经换了一位女校长了，她说：“要文凭可以，只要补交4100美元的学费。”牧师说：“贺绍强的强奸案经孟菲斯法庭开庭审理，评审团一致通过，贺绍强是无罪的。你们如果再继续扣留贺绍强的文凭，他现在可以起诉学校，而且还会要求赔偿因为学校扣留文凭所带来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这样，学校才把贺绍强的文凭发给了我们。）

“开除学籍”几个字，简直是对我们致命的一击！我们能踏上美国的国土，是因为贺绍强合法来美国读书，我是来美国陪读，而今贺绍强没有书读了，我们合法的身份，翻手间就变成了非法身份，成为非法移民了。非法移民的前途当然不光明，要么被遣返，要么蹲监狱。

我们迫不及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贝克，请他出主意。贝克正在开车，他把车停在路边，听完贺绍强的陈述后，他很淡定地说：“身份不明的人，不只是你们两个。别怕，法不责众。何况，在孟菲斯还有你的朋友贝克哩。”

贝克的话，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去。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小安娜已在贝克家寄养快半年了。我们去探望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我们给贝克家打电话，约定时间，他们方便，我们就去，如果他们说不方便接待我们，我们只好另外打电话约时间。

开始，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心想，我来看我自己的孩子，怎么还要预约？但转念一想，是你的孩子，不错，问题是现在寄养在别人家，人家出钱又出力，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哩？

有一天，贺绍强的朋友秦安松来我们家做客，他听了安娜的故事后，他满脸严肃，严肃中还带着愠怒，他指着贺绍强的鼻子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孩子是你们的，你们随时都享有探视权，你们让一步，就成了当年的香港，中国人要踏上自己国家的领土还必须办护照。”

秦安松的话不无道理，是的，我们的女儿我们做主，我们决定主动出击，维护我们亲生父母的权利。

1999年10月3日，这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去看望安娜，一进门，小家伙一双小手就不停地朝我挥舞，小嘴还发出“哦哦”的声音。我将她搂进怀里，她将小脑袋直往我怀里钻，小嘴依旧哦哦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作为母亲，我猛地一阵心头发酸，我知道小女儿本能地寻找什么。尽管每次来探视女儿，我都把我的人奶挤在一个瓶子带过来，但是，自从女儿来到贝克家后，女儿就没有躺在我的手臂里，惬意地吮过一次母乳了。上天赋予女儿的权利，都被我们无情地剥夺了，我们真的愧对这个幼小的生命。

我觉得应该对女儿进行补偿，于是决定将安娜带出去玩一天。我对贝克太太说：“露易丝，现在安娜的情绪很好，我把她带出去玩玩吧。”

贝克太太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不是罗秦，而是刚从火星下来的造访客，她说：“孩子太小，不能出门。”她表情很冷漠，语气很阴冷，一下子，她那个慈祥的“黑妈妈”的形象，在我心中打了个对折。

接下来的两个周末，我们都给贝克家打电话，申请去探视自己的女儿。电话都是贝克接的，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家里有派对，不宜过来。”“家里有事正忙着，忙完了再说吧。”“其实，现在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们给她制订了一个完整的培训计划，这样对小孩有好处，你们不会反对吧。所以，你们不必每周过来，两三周来一次就行了。”

贝克说话的语气不快不慢，依然很客气，但我觉得他客气的语气中流露出了一种霸气。

11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又准备去探望女儿。我们认为已经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所以，临出门前，就像当年革命群众背诵“老三篇”那样，我们表情严肃地将毛主席的语录背诵出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击掌励志，向贝克家出发。

到了贝克家，贺绍强反客为主，将贝克请进了另一间房。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好能看见屋里，只见两人相对而坐，贝克给贺绍强倒了杯咖啡，贺绍强说了声：“谢谢。”然后就用双手紧紧地握着那只咖啡杯，贝克将他肥胖的身躯摊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从容地等待着贺绍强的开场白。

贺绍强看看贝克，又看看咖啡杯，好像他准备好了的话，不小心溶解到了咖啡里了，现在要想办法，把它从咖啡中萃取出来。过了好半天，贺绍强终于说话了：“贝克先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了。”贺绍强看了看贝克，接着说：“改善了就是变好了，而且会越来越好。”

这时，贝克笑了，笑得有些诡异，而我却怒气冲天，我恨不得冲进屋去，抽贺绍强一记耳光，将他一顿数落：“贺绍强，你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亏你还当过教授，当年你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潇洒自如的派头哪里去了？刚才背过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毛主席的教导，你也忘了？”

我在心里正在咒骂贺绍强的时候，贝克说话了，他说：“Jack，你们中国人有个毛病，说话老爱绕圈子，半天都不谈主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贺绍强一愕，小眼睛瞪大了，我的心一惊，耳朵向房间贴过去。贝克说：“你们是想把孩子接回去吧，孩子毕竟是你们的，迟早都有一天要回到你们身边，我们仅仅是暂时地替你们照顾着。不过，我太太怀孕的事，你们是知道的。”

我们当然知道，而且贝克太太怀孕有七八个月了，还有严重的妊娠反应。此刻，只有我一人在客厅陪安娜玩，贝克太太在卧室里休息。

贝克接着说：“我太太曾经发生过流产事件，她只要一激动，很可能再次流产。我太太非常喜欢安娜，如果现在你们将安娜带走，我太太激动了，出了事，谁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所以，等我太太生完孩子，再说小孩回家的事吧，算我求你们了。”

贝克说话的时候，动了感情，声音有些哽咽。我们知道贝克是爱他的太太的，而且爱得深沉，因为他们是一同从密西西比州的田埂上走出来的。贝克之所以有今天的发迹，少不了其夫人的辅佐，所以，糟糠之妻不下堂，更何况，贝克喜欢孩子，太太又怀了孩子，自然家里弥漫着添丁的喜悦，他对太太由真爱发展到了宠爱。

贝克说的是实话，实话就是力量，就有感染力。我们将女儿放在人家家里，贝克夫妇视为己出，照顾得无懈可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今，人家求我们打个让手，缓一段时间把女儿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反过来安慰贝克，并请他向他的夫人转达我们的问候后，便离开了贝克家。

所以，我们除了打工挣钱糊口，贺绍强为强奸案奔波外，还有件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就是贝克太太生孩子的问题。而且就这个问题，我和贝克太太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我知道了贝克太太的预产期后，经常在家里扳着指拇算，还有多少天，贝克太太就要生小孩了，还有多少天，安娜就要回家了。因为贝克的承诺，按照通常的人情世故，贝克太太产子之日，当然就是安娜回到我们身边之日。所以，有时我竟喃喃自语地说：“孩子，你早点出来好不好，你一出来，安娜姐姐就好回家了。”

然而，贝克太太却不这么看，我们去他们家做客，贝克太太常常抚摸着河豚般的肚皮，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亮，对我说：“虽然我现在像头笨母熊，行动很不方便，但是我还是希望，孩子在我肚子里多待上几天，因为多待一天，孩子就健康一些。”贝克太太特意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安娜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少待了一个月，体质就差了。所以，我们对她就特别照顾，特别监护。如果不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不知安娜会是个什么样子。”

贝克太太最后一句话，分明是说给我听的，而且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但，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觉得贝克太太的话十分有理。因为我也是个母亲，足月的婴儿与早产的婴儿，真的有天壤之别，我家的安娜就是吃了大亏的。所以，贝克太太的话，让我觉得我的想法有点滑稽，不单单是滑稽，还有点自私，我叹了一声气，自我安慰道：“管他的，他想在他妈肚子里待好久，就待好久吧，我不相信，他会待上一辈子。”

形容女人分娩的最准确的成语叫瓜熟蒂落，瓜成熟了就一定要从瓜藤上掉下来，让命运对它进行第二次安排。同理，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你不能说肚子里有吃有喝又安全，我就多待几天吧。不行，该出来你就必须出来，这就是瓜熟蒂落，说学术点，这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连上帝也不能违抗的，所以，我在扳着指拇计算贝克太太预产期的时候，时光已经从我的指缝中，悄悄地溜了过去。

2000年2月底，贝克夫人终于顺利地生了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我比自己生了女儿还要高兴，立刻去超市买了尿不湿、奶粉等婴儿用品，还专门买了一束康乃馨。据说，康乃馨有康宁与温馨的意思，自然我们是祝福他们第四个孩子健康而温馨。

我们去到贝克家，贝克夫妇见我们带着礼物来的，非常感动，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我问贝克太太，感觉怎么样？贝克太太因为刚生完孩子不久，脸色有些苍白，但苍白的脸上仍然泛着再为人母的红晕，她说：“感觉还不错，特别是以后他们五姊妹在一起玩耍，一起学习，肯定很有意思。”

我一听这话，张大了嘴巴，差点跳了起来，真想当面质问贝克太太，什么叫五姊妹，难道安娜算你的女儿，难道你真的想占有我的女儿？我瞪圆双眼，脸色阴沉，贺绍强读懂了我写在脸上的意思，他对我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打手势，嘴唇动了几下，好像想对我说：“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发作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在上帝的面上，贝克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贺绍强欲言又止的表情，让我冲到嗓子眼的气，又压了回去。我在想，如果我的话真的冲出嗓子，屋里肯定有场暴风骤雨，我们刚刚送的那束康乃馨，岂不让我们显得虚伪和滑稽？

没有在贝克家出的气，不等于不出，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贺绍强说：“贝克这个家伙不简单，我低估了他。我以为他那个大肚皮中，装的全是脂肪，其实还装着狡诈，你防着他点。”贺绍强没有马上作答，用一双狐疑的眼睛看着我。我说：“看啥？贝克太太的话，不是旁敲侧击地表明了要我们的安娜吗？”贺绍强严肃起来了，用一种誓死捍卫贝克夫妇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么说，是对贝克夫妇的一种侮辱。人家一再表示，是寄养，寄通借，就是将孩子暂时借给他们养着。贝克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高尚度相当于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我马上回敬贺绍强：“就看怎么个借法，当年英国向清政府借香港，借期九十九年，九十九是啥意思，就是久久不还你，既然英国人有这样的强盗思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话一出口，我又有点后悔，觉得自己用词不当，不应该用“强盗”二字，应该用“逻辑”二字。

贺绍强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依然用严肃的口气反驳我：“你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为啥，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孟菲斯虽是美国南部城市，但毕竟是二月天，一股寒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我浑身一颤，激动的心也平和了下来。

我觉得贺绍强说的也对，且不说我们落魄潦倒的时候，是人家伸出援手，拉了我们一把，作为一个母亲，我感觉他们对安娜的爱，简直胜过白玉，因为白玉尚且有瑕疵，而他们对安娜的爱，爱得伟大，爱得深沉，爱得真诚，没有丝毫瑕疵。

而贺绍强更看重的是他和贝克之间的哥们义气。中国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贝克好几次都拍着胸口对贺绍强说：“在孟菲斯，贝克是你最忠诚的朋友。”这句话让贺绍强，不，还有我，感激涕零。因为这句话变成了一颗定心丸，服用后，我们便可以在孟菲斯这个码头上，看密西西比河的潮起潮落，过我们从容的生活。

基于这种判断，贝克是君子，我当回小人又何妨？我原本就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从小处看，这是贺贝两家人的私交甚笃；如果让媒体放大了看，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谁不愿意友谊之树常青，年年岁岁，硕果累累？

2000年4月，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光，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放眼望去，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叫人心旷神怡，我们正是带着这样的好心情前往贝克家。

在简短的问候仪式后，我这个快人快语的人，就直奔主题而去，我说：“贝克先生，你曾经说过，你们的孩子出生之日，也就是我们安娜回家之时。今天，我们准备将安娜带走。”

贝克夫妇好像早有心理准备，他们一点也不惊慌失措，贝克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对贺绍强说：“我们到隔壁客厅谈谈。”

两人刚跨进客厅，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不一会儿，门又打开了，两人走出来。贝克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满脸的轻松，而贺绍强则满脸的愁云，我心里一凉，知道风云突变了。贝克依然热情地给我们倒水，递饮料。当他把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时，我摆了摆手，从挎包中取出自己的水来，我这不是在演戏，我是在抗议。倏忽之间，我已经把贝克家的水视为盗泉之水了，志士是不饮盗泉之水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四个人成了哑巴，屋里的气氛滑稽而尴尬。我站起来，冲着贝克夫妇点了点头，权当告别，然后径直走了出去，贺绍强也马上跟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贺绍强才说出了他与贝克单独谈话的情况。他说：“贝克一进屋，就马上训斥他说，你这样嚷嚷，别人还以为我伤害了孩子，你们这样做，给我的荣誉造成了损失，你们要负法律责任。”

贺绍强接着说，他从来没见过贝克如此发怒，脸上的肌肉一颤一颤的，他不停挥舞着双臂，完全像一个拳击运动员，恨不得一拳把贺绍强打倒在地上。也许贺绍强被贝克的气势吓住了，不敢辩解。

贝克乘胜追击，他将话锋一转：“我就把话挑明吧，你们现在打黑工，偷偷摸摸地干活，经济毫无保证，即使我马上将安娜还给你，你能给她办医保，能保证她健康成长吗？其实，如果不是今天，我也不愿意揭你的伤疤。你既是非法移民，又负案在身，如果开庭审判，至少也要判你七年徒刑。”

贝克不是拳击运动员，却胜过拳击运动员，他的话像一套组合拳，第一拳击中了贺绍强的太阳穴，让他眼前直冒金星，头脑昏沉；第二拳击中了贺绍强的肝区，痛得他顿时倒地，莫说让裁判数到10，就是让裁判数到9999，贺绍强也爬不起来了。

贺绍强讲述完后，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承认错误一样，可怜巴巴地对我说：“妹妹，我现在相信你的话了，贝克用我们非法移民的身份和我的案件为把柄，来要挟我们，目的就是想占有我们的女儿。”

我没有立即回答贺绍强。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过，为什么爱恨只在一瞬间。看来，我们两家象征的中美两国友谊之树，不能常青了，而且恐怕是要枯死了。

贺绍强见我没搭理他，有点急了：“你说话呀，你出个主意呀。”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还真有点共产党员的风格。比如，贺绍强问我出个主意，其实，主意早在我的心里酝酿成熟了，但就像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所说的：“上级的名字我知道，下级的名字我也知道，我就是不说。”

但，我现在必须说了，我平静地对贺绍强说：“先到孟菲斯少儿法庭咨询情况，然后控告贝克霸占我们的女儿。”

“啥？”贺绍强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浑身一震，满脸通红地说：“贝克在孟菲斯算得上一个人物，有钱有势，我们控告他能告倒他吗？万一失败，我们不就更惨了。”我一听火冒三丈：“贺绍强，我是一个女人，都视死如归了，看你吓得那熊样，你还算个男人？”

其实，嘴上这么说，我内心还是十分胆怯。我知道贝克像一把双刃剑，你顺从他，他会亮剑保护你；你与他作对，他会劈剑斩你，斩得你血肉模糊。在孟菲斯拿我们的实力与贝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与贝克斗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打官司，我们要回女儿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如果不打官司，我们要回女儿是万万没有希望。

所以，与贝克对簿公堂，是我们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是那个时候，贺绍强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的硕士毕业论文马上就要答辩了，我陪贺绍强立刻赶了过去。贺绍强的答辩非常顺利，5月初就拿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语专业的硕士文凭。

答辩结束后，贺绍强提议，顺道去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大峡谷游览一下。开始我不同意，贺绍强对我说：“你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我只带你去过亚特兰大，还是你刚来时。我确实很惭愧，亏欠你太多太多，别说旅游，就是安稳的日子也没有让你过上，这次去大峡谷，就算我对你的犒劳吧。”贺绍强出了张悲情牌，我听了鼻子发酸，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

其他的游客站在大峡谷的悬空的天桥上，都被大自然这鬼斧神工的杰作震撼了，显得异常兴奋，不管男女老少，赞叹着，惊叫着，摆着姿势拍照。唯有我算是个另类，望着大峡谷底部细如白练的河流，我在心里敬畏着大自然的威力，伤感着人如蚂蚁般的渺小，然而，让人想不通的是，就在我们如此渺小和短暂的生命旅程中，为什么每一步都走得这么艰难，这么辛酸？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并不开心的旅游，种下了一颗更不开心的种子，成了日后贝克的律师控诉我们“有钱游大峡谷，无钱支付抚养费”的证据。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