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决战：林彪对决白崇禧》| 9.关于林总的林林总总

20世纪60年代中期，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突然成了一个仅次于韶山的圣地。无数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血脉贲张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打破了这个村落往日的宁静。年轻人神情庄重地瞻仰着大别山南麓的这片丘陵，一遍遍地敬祝着“永远健康”。每个人思绪的时针都拨回到1906年12月7日，把这一天想象成一个紫气氤氲，祥云缭绕的日子。

其实那一天很平常，那一天林家诞生的孩子也弱质多病，未见异像。所以，直到上了黄埔军校，他仍是全连最瘦弱的一个。而且，他的身体似乎经常不好。

1928年10月中旬，得知敌人将要“会剿”井冈山，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以囤积粮草长期守山。军长朱德带头翻山越岭，来回百多里地，把存放在宁冈大陇的粮食运上山。

萧克老将军回忆：“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

长征中物质匮乏，红军营养不良，林彪的身体就更差了。杨尚昆记得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林彪上到半山腰喘得不行，就下来了，第二天是用担架把他抬过去的。

早年的林彪，有些云里雾里，影影绰绰的看不大真切。

目前已公布的林彪简历，最官方最权威的仍然是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历史却远不是这么简约——

1925年8月下旬，林育蓉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时改名林彪，填写的家庭地址是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村属回龙山镇，距武汉有80多公里。

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制与前三期不同，前三期入伍生半年期满后直接升为军官生，而从第四期开始，入伍生接受半年的军事预备教育后，需进行甄别考试，及格者升为军官生，再修满一年军事课目后方可毕业。

那年9月林彪被录取后，分到黄埔军校入伍生第2团第9连。连长就是一期毕业留校，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的陈赓。

陈赓是个好连长。

同是9连入伍生，后来当过国民党军统局广东站站长的何崇校回忆陈赓时说：“当时我们驻在距校不远的主将南岸沙路。记得是冬末春初的寒冷之夜，他在我们入伍生就寝之后，就手提马灯，随带一个勤务兵捧着几件棉大衣巡夜，沿途问：‘冷不冷？冷不冷？’有同学答：‘有些冷。’他就给加上一件棉大衣。在我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革命军官爱护士兵的形象，大家无不感动。”

何崇校更了解他的同学林彪，说：“那时校里常有演讲会，民主空气很浓，林彪是连里最爱讲话的一个，爱出风头。但九连的同学是广东人多，外省人少。他讲北方话大家听不懂，我就成了粤语翻译员。林彪爱演讲，我就常常做他的‘译员’，两人因此就比较接近和熟悉。”

如果他的记忆准确，与后来沉默寡言的林彪简直判若两人。

1926年3月，经过甄别考试，林彪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编入步兵科第2团第3连。

值得多写一笔的是：这个3连后来出了2个国防部长，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元帅林彪，另一个则是台湾政府国防部长、陆军一级上将高魁元。

林彪升为军官生时，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但人们仍习惯性的称这期学生为黄埔四期生。四期生中的著名共产党人,除了林彪,还有刘志丹、伍中豪、曾中生、郭化若、王世英、曾希圣、段德昌、靖任秋、李天柱、李鸣珂、倪志亮、袁国平、李运昌、肖芳、陆更夫、陈毅安，以及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等。

1926年9月初，两湖战场北伐军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已打到武昌城下。但由于连经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几场恶战，北伐主力第4、第7军伤亡甚大。

9月5日，第7军军长李宗仁和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报告第二次进攻武昌城的战况：“······敌人用机关枪、放炸弹的枪、炸弹从高处同时向我们开火，因此许多我们的军士被杀或受伤，彼此层层叠叠堆积着。独立团的死伤数目特别大，营长赵勇战死在这一仗里。”

为此，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决定：黄埔军校四期生提前于10月毕业。2300多名四期生，大部分分配到武汉战场，一小部分去了江西战场。

四期生中的共产党员到达武汉后，统由湖北省军委负责分配。时任湖北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抓住张发奎部急需补充基层军官的机会，将这批党员学员重点派到第4军中。其中林彪就是经聂荣臻的手，被分配到第4军第12师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规定的见习期3个月，期满后才安排正式职务。

据《黄埔日刊》报道，这批包括林彪在内的黄埔四期生赶到武汉的时间，大约已是11月上旬了。此时,被围困了40天的武昌城已经攻陷，北伐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林彪到任不足两个月，第4军参加北伐的第10、第12师扩编成第4、第11军。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林彪任该团第1营3连的排长。

第4军在武汉驻防到1927年4月下旬，奉国民党武汉政府命令，与第11军和贺龙独立第15师编为第一纵队，二次北伐，开赴中原，迎战军阀张作霖的奉军。临颍一仗，奉军全线溃败。战后，林彪提升为3营7连连长。

6月中旬，第4军班师回汉后，编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7月，第二方面军各部移驻南昌、九江地区。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南昌3000多敌军停止了抵抗,清晨6时起义军便已控制全城。

这天上午，在南昌以北百公里外的马回岭，聂荣臻、周士第率第25师第73、第75团和第74团重机枪连起义，下午即向南昌开拔。他们赶到南昌时，已是2日的拂晓了。

因此，即便将第25师的马回岭起义和南下广东作战的因素考虑进去，也可以说林彪没有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他不属于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的那群共产党人。

3日开始，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林彪随第25师担任后卫。

10月，南昌起义军潮汕失败，2万多人仅余2千，其中就有瘦巴巴的林彪。时任第9军副军长的朱德慨然担起历史使命，力挽狂澜于既倒，收拾起义军残部，辗转千里，向西转移。然而，苦闷沮丧的情绪，危机四伏的环境和连续行军的困顿，一路追逐着这支浑身创伤的残破队伍。官兵中许多人丧失信心，意志动摇，从士兵偷偷开小差发展到干部公开“开大差”：整班、整排，甚至整连地把部队带走，另谋出路。走到安远县的天心圩，起义军仅剩800来人。连第25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都走了，团以上政工干部就剩一个陈毅。

林彪终于也撑不住了，带着几个黄埔四期的连长来劝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陈毅则反劝道：“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起义军撤离大余西去的那天，林彪还是独自往南朝梅关方向走了。

但当天夜里，他又回到800人的队伍里，跟随朱德、陈毅西进宜章，竖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镰刀斧头旗，发起湘南暴动。

44年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林彪叛逃时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陈毅激愤地说：“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这话多少有些情绪化。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处于最低谷阶段，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从未动摇过的，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极少数领袖型的人物。林彪显然不属于此类。但他一不曾叛变，二是想到上海重头再来，因此，一度离队并没影响他的前程。归队后他不仅受到欢迎继续当连长，1928年3月二打耒阳时第1营营长周子昆负伤，朱德仍指令林彪代理1营营长。

这个营是由第73团余部编成的，下辖4个连的大营。

4月，林彪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整编中被正式任命为第28团第1营营长。

8月25日，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遭叛徒袁崇全枪击牺牲，痛心不已的朱德兼起了第28团团长，但9月下旬即将这一职务交给了林彪。

这个团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装备好战斗力强，是红四军的绝对主力团。

此前，林彪未显出过人之处，初当团长也不尽如人意。好几位开国将帅回顾历史，都提到1929年初的林彪——

这年年初，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由茨坪、小荇州下山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1月23日，红四军不费一弹占领大余城。当时确定第28团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和第31团及特务营开展群众工作。但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

25日，大余城内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发放土豪浮财，由遂川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第7师李文彬旅突然发起攻击。这个旅是赣敌中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下就突破了第28团的警戒阵地。听到枪声大作，又看见林彪带着少部分人后撤，城里顿时就乱了。

毛泽东急忙拦住林彪，要他赶快带部队挡住敌人。林彪却面有难色，说部队已退下来了。毛泽东火了，命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一旁的陈毅也愤然地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

林彪只好折回头去，重新组织抵抗，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这一仗，损失了第31团的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重伤，数日后也牺牲了。

此后，红四军一连十几天没能摆脱敌人的追击，被撵得在赣南、闽西山区打圈子。

毛泽东在这年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艰苦的时候。”

粟裕大将回忆说：“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就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军队，使拥有二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寝食不安。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就这样，我们忍着疲劳、严寒和饥饿，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

初下井冈山的红四军艰苦备尝，险情迭出。

陈毅、粟裕、肖克等老将老帅们都说，最险的一次是2月1日在圳下。

圳下是寻乌县吉潭镇南边3、4里地的一个小村子，那天晚上红四军领导都在这个村里宿营。当时前卫第31团驻吉潭，后卫第28团驻圳下以西。

2日凌晨，紧追不舍的敌第7师刘士毅部打过来了。

当时在第28团当连长的粟裕回忆说：“那次第28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28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

林彪儿戏般放弃掩护军部的职责，擅自率部开拔的行为，至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敌人冲进圳下村时，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尚未起床；陈毅和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等正吃早饭。

但毛泽东命大，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后，他跳下床就跑。正好敌先头分队从他门前刚过去，敌后续部队还没上来。他借此空当，乘天色昏暗，有惊无险地与警卫员转移到村外。

陈毅披着大衣向村外急走时，忽然斜刺里冲过来个敌兵，一把抓住他的大衣。情急中陈毅将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兵的脑袋，他趁机一阵猛跑脱身。

毛泽覃慢了一步，腿部中弹，幸亏特务营全力抵抗，掩护他撤出圳下。

朱德住在离毛泽东不远的一户农家里，他听到枪声奔出门时，村里已是弹雨横飞，人群奔突。

此后的情形，《朱德年谱》里有记载：“朱德手提机枪率警卫班战士作后卫，且战且退，在支持了十几里后，和战斗到最后的三名战士插上一条侧路，与大队会合，然后再退到寻乌县境罗福嶂。朱德妻子伍若兰在这次战斗中被俘，受尽残酷折磨后于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圳下，险些改写中国现代革命史。

红军险地求生，直到这年的大年初一，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冒雨歼灭敌第15旅两个团，才算摆脱了敌人。

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红四军在大余、圳下两次遇险，都与林彪有关。但毛泽东也只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2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寻乌县境内的罗幅嶂整编，将所属部队编为2个纵队，仍旧任命林彪担任一纵队司令。这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林彪又当选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

此时的林彪毕竟才23岁，当了纵队司令、前委委员，仍不能理解一年来红四军转战闽西意义何在，看不到革命前途在哪里。

林彪不爱说话，但肯动笔。想不通了，他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红军中的这种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敌第三次“会剿”井冈山之前已经出现。1928年10月5日，在茅坪步云山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已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如今正处于上升期的林彪又以书信形式提出这个问题，这使得毛泽东格外重视。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结束一周之后，毛泽东给林彪回信，并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部队干部。信中，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3个月内，毛泽东2次在5日这天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毛泽东一直保存着。1948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把这封信翻找出来，准备收入到选集中。

当时正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闻讯后，急忙致电毛泽东，要求不要将此信收入选集。毛泽东没有同意。林彪再电毛泽东，说完全拥护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能不能只公布信的内容，不要公布我的名字？

毛泽东这才同意删去他的名字和指明批评他的部分。不过，毛泽东同时也提醒他一句，说这可是桩历史公案，你林彪以后不能翻这个案哟······这封信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批评归批评，使用归使用。

“古田会议”半年之后，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时，毛泽东仍然提携年仅24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

1932年3月，中革军委重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提升红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数月后改称军团长；下辖红四军、红十五军，全军团总人数近万，为中央红军主力军团。是时，林彪还不到26岁。或许正是因为军团长太年轻，中革军委为红一军团配了个大林彪7岁的政治委员——聂荣臻。

这位来自川东小镇江津县吴滩的开国元勋，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1924年10月，聂荣臻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3个月后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其间，在他和王若飞的介绍下，同班同学、原孙中山警卫营营长叶挺成为中共党员。

1925年9月，因中国大革命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军事干部，聂荣臻经海参崴回国，被组织上派往黄埔军校，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的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

据聂荣臻回忆：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林彪，那时他还是个刚刚进校的入伍生。

“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职务，先后调任中共广东区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军委书记、第11军党代表、广东省军委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5月，中央调聂荣臻回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当时和他一起在特科担负镇压叛徒、特务任务的，还有陈赓。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奉命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委。

由此始聂荣臻与林彪共搭档了5年半，直到1937年11月八路军第115师分兵，两人才各奔东西。林彪率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聂荣臻率一部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是与林彪共事时间最长的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知人善任，深知林彪性情孤傲，年轻气盛，非得聂荣臻这样资深稳健，坚持原则的政委，才能防止他跑偏。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这两个军政一把手就在执行城市政策问题上发生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后，部队分散到周边各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

聂荣臻回忆说：“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而在漳州前线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我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我说：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更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此后在长征路上，两人还有过几次事关原则的争吵。吵后虽也相安无事，但聂荣臻明显感觉到跟林彪交心更难了，有些话只好跟参谋长说说。

搭档5年半，两人指挥红一军团、八路军第115师，从中央苏区一直到平型关，打了许多漂亮仗。但不知从什么起，谈起这些战绩就说林彪会打仗，光环在他一个人头上闪耀。事实上，战争年代的政治委员，没有不懂军事的。而且，在作战决心上，一个部队的政委有最后拍板权。更何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是经过苏联红军学校深造的，不仅在香港、天津、上海做过整整4年的白区地下工作，还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军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他是十大开国元帅中唯一组织、领导了两次重大起义的，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阅历和经验。八路军第115师分兵后，他带着3千人在敌后开辟出偌大一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个例证。

回顾这段历史，重新审视林彪头上的光环，或许可以说它多少有些被神化了。

对林彪知之甚深的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如此评价说：“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泽东却一直很欣赏林彪。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林彪至少有两次表现也让他感到失望。一次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原本不同意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曾和聂荣臻一起向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建议坚持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但在遭到严厉的批评后，林彪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卖力地执行起“短促突击”战术，并于1934年的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李德等对此很是赞赏。

毛泽东看了没有说话，但嘴角的笑却嘲意十足。

再一次是四渡赤水之后，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埋怨毛泽东尽带红军走弓背路，而不是按军事常识走弓弦，走捷径，提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带领红军迅速北进，与红4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返领导岗位不久，林彪就向他的军事权威挑战，这给他刺激很深。在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并没来由地指责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根据地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此后24年里，毛泽东曾4次在不同场合重提这事儿。但他把这笔账记在了彭德怀头上，却原谅了比彭德怀小9岁的娃娃林彪。林彪的提拔使用并没有受此事影响，29岁时一身兼了红军大学校长、政委两职。指挥八路军第115师打平型关战役时，他刚进而立之年。1946年6月，毛泽东索性把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三副担子全交给了40岁的林彪。

“会理会议”后，林彪长大了许多，对毛泽东显得恭敬有加；尤其是辽沈战役以后，他与毛泽东之间再没发生过争论，即使意见偶有相左也不形于色。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总是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对的，走“弓背”路也是对的，不打长春打锦州还是对的。他是党内很小一部分领导人中有幸直接目睹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全过程的一个，较早认识到毛泽东驾驭军事，掌控政治，预见未来的才干是罕见的天赋。在这种天生的领袖素质面前，他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像自己的个头一样，永远不可能与之比肩。

几十年后，他颂扬毛泽东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或许也不全是阿谀之言。只是这个“天才论”的气泡吹得太大了，被毛泽东一下就戳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

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将帅中，林彪是唯一一个功过是非一言难尽的人物。

原四野第46军政委李中权这样评价说：“过去林彪这人还可以，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住在延安师范学校，跟林彪的住处挨得很近。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员吵了几句嘴，让他听到了。事隔好几天，我路上碰到他带个警卫员散步。我给他敬了个礼，说：‘校长。’他点点头，问我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解决了。他说解决了就好。1947年7月，我们冀东军区部队组成九纵入关，部队归林彪指挥，我们接触就更多了。我多次向他汇报情况，他听汇报从不插话。听完脑子很清楚，明确回答你几点，绝不罗嗦，态度也很好。”

解放战争期间曾先后在第127师、第128师当过政委的宋维拭也说：“战争年代的林彪总的来看，还是不错的。在东北时，我们6纵离总部近，与林彪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感觉到，那时候的林彪，执行中央的指示很坚决，作风比较深入，对下边情况很熟悉，遇事也愿意跟下边的同志商量商量，在处理人事关系上也很公道、正派，仗打好了就用你、提拔你，仗打不好就撤了你。其作法，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很有透明度，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来。”

原第47军政委周赤萍在1960年所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中写道：“林总最了解他的部队，他熟悉干部的音容笑貌，熟悉部队的军事，政治动态，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他信任部队，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

可袁也烈将军不这么看。

袁也烈原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当干事，第四期入伍生进校时，被调到入伍生第2团7连当指导员。那时，林彪是第2团第9连入伍生。同在一个营里，林彪不可能不认识兄弟连队的袁指导员。

“9.13事件”后，袁老将军很恼火地说：“南昌起义时，林彪正在60多公里外的涂家埠（现永修县），根本不在南昌。他说自己在南昌起义时如何如何，完全是瞎吹。我直接管过林彪好几年，可解放后到了北京，他竟装做不认识我。”

那时林彪位列10大元帅，而袁也烈却在1359名少将名录中。

历史纷纭，常常让人无言以对。

但袁老将军有两点记忆不准，一是南昌起义时林彪不在涂家埠，而是在距离南昌更远的马回岭。

二是袁也烈1925年9月到入伍生第2团7连当指导员，11月即被调到广东肇庆，担任刚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6连连长；北伐中又升任独立团第1营副营长。林彪1926年10月黄埔军校毕业，分派到袁也烈的第1营任见习排长。这年年底第4军扩编为第4、第11军时，袁也烈升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林彪则编在第4军第25师第73团，3个月排长见习期还没满。

所以，袁也烈曾直接管过林彪几个月，而不是“好几年”。

（作者：张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