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我们算是狱友了

2002年2月8日，正是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前夕，全国又开始了一轮人口大迁徙。在外的游子准备好了礼物，准备回家给父母一个惊喜，而父母已经熏好了腊肉，倚门等待远方的游子。腊梅怒放，美酒飘香，全国都弥漫着一种普天同庆的喜悦，然而，这一天对于在异国他乡的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受难日。

这天，衡平法庭第二次开庭了。这次开庭我们就更惨了，简直就像一场“文革”的批斗会，我们是受批斗的对象，我们只有低头悔过的资格绝没有半句申辩的权利。因此，我们每一次举手发言，要么阿里森法官视而不见，要么就被阿里森法官蛮横地打断。

不一会儿，全体起立，由法官向我们宣布六项决定：“一、不得向新闻媒体透露此案情；二、罗秦、贺绍强必须做精神检查；三、交出安娜的护照；四、交15000美元押金；五、交出结婚证；六、承担一切法律费用。”

我一听这样的判决，像当头挨了一棒，差点跌倒在地。我一边在心里大骂贺绍强：“你这个王八蛋，肯定是上次你‘冒皮皮’（重庆话，即夸海口）能借100万惹的祸。”一边又大声抗议：“这算什么法庭，一点也不公平！”

阿里森以我咆哮公堂，扰乱法庭秩序，大声地警告我说：“再这样，我就逮捕你。”阿里森深凹的碧眼里，闪着绿幽幽的冷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令我不寒而栗。他说：“安娜是美国公民，不叫你们交出她的护照，你们将她藏匿起来，或是带着她离开美国怎么办？不叫你们交15000美元的押金，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怎么办？你们不是有100万的资产吗？区区15000元，又何足挂齿？”

我们又输了，不是输给了美国的法律，而是输给了阿里森大法官。

不知是不是阿里森法官觉得“六项决定”没有过足瘾，或者是觉得他的拳脚还不够狠，第二天，他又给我们发出两条由他签发的命令：“一、不准贺家与小孩有任何接触；二、正式授予贝克对小孩的监护权。”

剥夺亲生父母的监护权属于非常严厉的制裁，按照美国的法律，法官下达如此严厉的命令，必须双方当事人在场，否则就是违法。我想，阿里森肯定不怕违法，他当时肯定在想：“违法又怎样，谁能奈得何我？”

事到如今，我们才知道中国那句古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意义了。我们想，美国是看重家庭的，阿里森法官也快年过花甲，肯定是儿孙满堂，每日里都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所以，我们决定给他私人写封信，让他跳出冰冷的法律篱笆，唤起他大爱的人性，然后，恳请他网开一面，让我们能探视自己的女儿，让女儿能回到我们身边。

那天晚上，由我口述，贺绍强执笔，我们给阿里森法官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主要内容是：“恳请慈悲的法官，同情中国弱女子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母女团圆。孩子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您也是为人父母的人，请你理解这种无尽的痛苦与折磨，只要能与女儿见面，我们愿意听从您的判决，我们一定坚守自己的承诺。”信发出去了，泥牛入海了，我们那声声泪，句句情的倾诉，并没有打动阿里森法官的铁石心肠，唤起他的大爱人性。

阿里森法官发布“六项决定”和补充的两条命令后，通过我们的律师索沙门向我们传话，“必须在24小时内，执行命令，交出安娜的护照及15000美元的押金。”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一字一顿地对索沙门说：“我——不——交。”索沙门见我态度强硬，就说：“贺太太，阿里森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如果不交的话，他会在24小时里派人来抓你，把你投进监狱。”我一听索沙门的话，更来气了，我不光气阿里森法官是一个典型的昏官，同时也气索沙门，气他到底是坐在哪条板凳上的，气他是不是吃里扒外的家伙。我面带愠色，对索沙门说：“好的，请你转告法官大人，我在家等着他来逮捕我。”索沙门知道我一半是冲着他的，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请你相信，我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他的话我全部转告给你，你的话我一定转告给他。”

24小时没有人来抓我，48小时也没有人来抓我。我正感到有点疑惑的时候，索沙门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法庭将于2月14日就我们拒不执行法庭的命令举行听证会。

凡是遇到棘手的事，都是我出面打前锋，就像杨家将里杨宗保不出征，让穆桂英挂帅一样。贺绍强对我说：“听证会看来也只有你出面了。”贺绍强见我没有否定，便来了兴趣，说：“妹妹，中国伟人的语录，收入英语词典的，只有毛主席的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我把他这句话送给你。”

第二天听证会上，索沙门特地去了个早，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打瞌睡，他不时用眼睛看着我，好像在对我说：“贺太太，加油。”

阿里森登场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为什么不交护照，押金？”

我回答说：“要我们交押金，贝克为什么不交？”阿里森打断我的话：“我问你的事，与贝克无关。”我有点愤怒了，大声地说：“这就是司法的不公平，你在践踏你们的法律！”阿里森也提高了嗓音：“你扰乱法庭，你信不信我可以逮捕你？”我说：“我不信，你不是在48小时里没派人来抓我吗？”

我这句话踩到了阿里森的痛脚，他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大声地指责我：“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法庭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我一听，当时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我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顾了，我用手愤怒地指着阿里森法官：“我不怕你，你是一只纸老虎，你是一个不公平的法官，一个有偏见的法官！”我用英语大声地说道，阿里森法官听得一清二楚，否则，他不会一下子从法椅上站起身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迅速地从法庭上那个小门退了进去。

担任翻译的尤牧师，被我的话吓得有点脸青面黑，一个劲地对我说：“你不要辱骂法官，小心他把你投进监狱。”可惜，我已经骂了，也许今后我们的官司会输得很惨，但是在当时我感到自己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是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我当时一下想起了那句名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回家以后，我把听证会的情况讲给贺绍强听，我骂阿里森法官是纸老虎，是有偏见和不公平的法官，骂得他灰溜溜地从法庭上溜走了。开始贺绍强还拍手称快说骂得好，没想到的是，我讲得越得意，贺绍强的眉头就锁得越紧，我讲完后，他双手一拍，对我说：“这下，我们又有麻烦了。”不等我回答，贺绍强开始对我讲解起美国的国情教育来。

像美国这种法制进化得完善，甚至是完美的国家，法官的权利有时比总统还大。你不犯事则已，如果你犯了事，对不起，总统犯法与庶民同罪，总统也得出庭，也要规规矩矩接受法庭的询问，总统绝不能找个下级来顶包，更不能说：“此事与我无关，是临时工干的。”

既然你让阿里森法官丢了面子，让他尊严扫地，他会怎样想？你还让口若悬河的帕瑞习失声了，他岂会善罢甘休？

贺绍强不仅眉头紧锁，而且满脸秋色，我本想骂他几句：“当初是你的主意，怎么现在后悔了，想当缩头乌龟？”贺绍强看出了我的不满，摇着头说：“妹妹，你做得对，长了我们的志气，关键是他们现在肯定又要出手了，我们该怎么办？”

贺绍强的话让我不忍心骂他了。我突然做了个我们这代人当“红小兵”时的招牌动作，挺胸收腹昂首，左手指向左前方，眼睛望着左前方，我用带着重庆味道的普通话，大声地朗诵了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贺绍强笑了，一把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我左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这是我们少有的浪漫。

贺绍强的判断是对的，阿里森联手帕瑞习和我们就像在下一盘棋，棋盘上还没有分出胜负来，谁会拱手认输？当然，这盘棋他们占了上风，步步都是先手，步步都欲“将”死我们。果然，帕瑞习出手了，如果将帕瑞习这步棋归类的话，应该算是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帕瑞习给我们的律师西格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感，信中说：“贺绍强为非法移民，并且还有刑事案，这种人留在美国，必然会给美国的社会和治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向移民局举报非法移民，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帕瑞习知道西格律师会将这封信转给我们，他相信我们在看到这封信后，最佳的选择只有两个字：逃匿。美国地大物博，随便跑到哪里，都能打黑工，混口饭吃。而且贝克也对我们说过，在美国打黑工的到处都是，又不光是我们两个人。戴安·常也出面劝我们，因为她是我们最早认识的朋友，又是女性，所以，她就对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具有可信度，她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去华人多的地方躲起来，帕瑞习找不到你们，再怎样告你们，也是无用的，你们何必呆在孟菲斯这个码头，整天担惊受怕。”

帕瑞习那封义正辞严的信，戴安·常那番温情脉脉的话，我们都把它当成一把牛草，先是囫囵吞枣地吞进肚子里，然后再像牛那样把它反刍在嘴里，慢慢地进行咀嚼，慢慢咀嚼的结果，差点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我们如果真的爬起来跑了，我们就犯下两宗罪，一是贺绍强刑事案逃逸罪，二是蓄意遗弃罪，特别是后者一成立，今生今世安娜再也不能回到我们身边了。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其实，帕瑞习的想法符合正常人的思维的，移民局就像警察，非法移民就像小偷，警察如果在小偷面前，小偷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小偷绝不会对警察说：“我是小偷，请你逮捕我吧。”所以，帕瑞习还有戴安·常，做梦也没有想到，像“小偷”主动请求警察抓自己一样，我们会主动到移民局去自首。

孟菲斯的移民局离市区很远，坐落在一座小山的旁边，移民局的房屋呈扇形，前面是一幢两层楼的独幢楼，办理各种移民服务，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政务服务中心，后面一排弧形的平房，一头是移民官员的办公室，一头则是羁押非法移民的监狱。移民局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前面是芳草萋萋的草坪，如果不是房顶上，那面迎风飘扬的星条旗，还有门口上那块金属铭牌，谁也不会想到这景致幽深，人迹罕至的地方是移民局，还以为这是一所星级疗养院。

走到移民局门口的时候，我开始紧张了，心里“怦怦”地乱跳，因为在我们没有把脚踏进移民局时，我们还是自由的，可以打黑工，还可以打官司，但，我们一旦把脚踏进移民局，说不定我们会马上被抓起来，投进后边的监狱，待一切手续办妥以后，强行把我们遣送回中国。

这次，贺绍强没有让我打头阵了，他方显出男子汉本色，一把抓住我的手，好像在说：“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们十指紧扣，走进了移民局的办事大厅。

一位白人女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她是一位中年妇女，胖胖的，有点矮小，她问我们：“你们来办什么事？”贺绍强说：“我们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她重复着贺绍强的话，上下打量着我们，一边打着让我们离开的手势，一边对我们说：“既然是非法移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难道你们不怕蹲监狱？赶快离开这里，赶快回去。”

后来那位女士听了贺绍强的解释后，不住地点头，最后，她答应引我们去见她的上司。

我们走进了后面那排房子的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一男两女，都穿着移民局的制服，应该是移民局的官员。

在贺绍强向那几位官员讲述我们情况的时候，我低声问其中那位女官员：“有没有录像机？我想放带子。”她说有，并从隔壁的办公室里抱来一台播放机。

开始播放的内容是美国广播公司ABC拍摄的新闻，时间是召开听证会那天，法官要我们交出护照，否则要将我投进监狱，我们走出法庭接受了采访，我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大声地哭诉：“我要回自己的女儿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投进监狱？法官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讲道理？”

再现往日的痛苦，无异于再揭一次伤疤，我禁不住“呜呜”地抽泣起来。在镜头中，我说的是中文，贺绍强将它翻译成了英语，而且情感，声调都相当吻合，完全像在为一部译制片配音。

悲怆的情节感染了屋里的人，另两位黑人女官员也用手轻轻地拭着眼睛，一位还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说：“女士，不用难过，我们会处理好你的问题的。”

那位中年的白人官员，看完带子后，眉头微皱，咬紧嘴唇，他看看他的三位女下属，像在和他们沟通，或在征求她们的意见，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官司没有打完之前，我们移民局决不遣返你们，等你们官司了结后再说吧。”我和贺绍强都流泪了，连声说着“谢谢”，我蓦然想起阿庆嫂的那句话来：“也是司令的洪福广，方能遇难又呈祥。”我们能够遇难呈祥，不是我们的洪福广，而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有良知的人都占到90％以上。

2月中旬的一天，贺绍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介绍起自己来：“我叫大卫·西格，是一名律师，我从ABC电视新闻节目，看见贺太太，她在大声哭诉的场景，我很感动，也很震惊，在美国法制如此健全的国家里，居然无端剥夺亲生父母的抚养权，这太不公平了，我愿意免费为你们提供法律援助。”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衡平法庭给我们指定的免费律师索沙门，因为是免费的，自然就不能调动他的积极性，这些我能理解，就像当年我们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愿意流大汗，出大力？所以，他有点不像我们的律师，倒像一个观察员，比如说，帕瑞习问贺绍强有多少资产时，如果当时索沙门在旁边点拨几句，就是借贺绍强八个胆子，他也不敢说可以借一百万了。

这下好了，索沙门走了，西格律师来了，尽管，两人都是免费的律师。但，主动的免费律师和被动的免费律师，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做生意的人，爱说一句话：“卖钱不卖钱，圈子要扯圆。”打官司就如做生意，赢了不等于赚了，输了未必等于赔了。西格律师接手安娜案后，扯的“圈子”就是，要求法庭废除这个残忍的“不准接触令”，允许贺家探望自己的孩子。西格律师以为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人权的角度来说，这个要求是件非常自然的事，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

然而，如果真是这样，阿里森就不是阿里森了。

2002年3月7日，阿里森就西格律师的动议举行了听证会，当西格律师提出取消“不准接触令”的问题后，阿里森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是的，我是需要搞这么一个听证会，来看我是该撤销我自己的命令呢，

还是维持我的命令呢。我忠于我的职责，我是按照法律发布的命令，而不是依照感情。我不能说今天天气好，你可以探望，明天天气不好，你不能探望······我的工作需要果断，而不能当骑墙派，我的工作还需要冷静，甚至冷酷，而不能感情用事，感情是什么？”

阿里森卖了个关子，环视了会场一圈，依旧面带微笑地接着说：“莎士比亚说过，感情热衷的时候，就像火和火药的接吻一样，在它们最得

意的一瞬间，变得烟消灰灭。”阿里森将双手向上一伸，嘴里“轰”的一声，接着说：“我们大家都不在这里了，我们都到上帝那里吃水果了。”

阿里森法官笑了，笑得非常开心，非常惬意。这不是一场听证会，分明是场演讲会，初出道的西格律师，显然被阿里森法官的演讲征服了，或者说镇住了，不住地点着头说：“是的，法官大人！”后来，查阅当天听证会的记录，这句话竟出现了几十次。

不过，至今我还是依然喜欢和思念他们一家人，不管是热也好，冷也好，甜也好，苦也好，他义无反顾地陪着我们，用五年多的时间，直至打赢安娜的官司。自从听了阿里森法官在听证会上的演讲后，西格律师的斗争策略改变了，他知道强攻不是阿里森的对手，就来个攻心为上吧。西格律师建议我们绝对要听从法官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来赢得法官的好感。

对于西格律师的建议，我并不同意，我对他说了我们给阿里森法官写信的故事，我边说边哽咽，西格律师听完后，对我说：“贺太太，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听从了他的话，就满足了他的尊严，说不定，他就会网开一面。退一步说，我们现在很被动，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需要争取时间，争取社会的同情。”

西格毕竟是律师，他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我们接受了，我们向衡平法庭交出了我们的结婚证和安娜的护照，还东拼西凑，交足了15000美元的押金。

自从我在法庭上指着阿里森法官的鼻子，大骂他是纸老虎后，法庭就不开庭了。不开庭不等于休战了，无非是转移成了暗战。比如，帕瑞习给我们律师西格写信，就是一次暗战；他们拖着不开庭，其实就是一步妙棋。首先，你一个穷学生，连在孟菲斯打黑工的权利都被我们一纸公文封杀了，你们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几天？其次，我拖你一天，孩子就与你疏远一天，就与贝克夫妇亲近一天，久而久之，孩子就会依偎在贝克夫妇怀抱里，用完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她的生身父母，可谓一石二鸟。

所以，我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2001年1月28日，见到安娜张开小手，像燕子一样飞翔的形象，扫描进脑子里，然后告诫自己：“罗秦，为了女儿，你必须坚强，不能被他们逼疯，更不要自杀。”

6月，孟菲斯已经进入了夏季，骄阳似火，蝉声高唱，地面上翻滚着一股一股的热浪。灼热的天气，让贺绍强感到心烦意乱，整个脑袋热得大汗直冒，他干脆用一条湿毛巾扎在头上，像一个走西口的东北汉子。

然而，比贺绍强难受的应该是我，当时，我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因为营养不良，我的脸显得浮肿；而女儿迟迟不能回到我的身边，又使我心急如焚，就让原本浮肿的脸上，又时时挂着泪痕。

离上次开庭已经过去四个多月时间了，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绝对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我们绕过法官，也绕过律师，由第二长老会牵线搭桥，与贝克夫妇进行了几次谈判，但，越谈分歧越大。最后贝克很礼貌地丢下几句话：“Jack，Casey，我同意给你们孩子的探视权，但你们却不同意给我孩子的父母权，抚养权。看来，你们是缺乏诚意的，我不愿意和你们再浪费时间，后会有期，咱们法庭上见。”

说完，扬长而去，留下一股劣质男士香水的气味，我们没有想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仅仅在上帝面前很慈善，在众生面前，竟是如此蛮横。我们沉默了，沉默是因为我们无话可说，沉默是因为他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我们在痛定思痛后，决定寻求新闻媒体的帮助，让媒体来关注小安娜的命运。在移民局的时候，我们仅仅播放了几分钟ABC采访我的新闻，竟然引起了移民局官员的共鸣，并伸出了正义之手，做出了不递解我们出境这一有悖法律的条文，但维护了正义的决定。在从移民局回家的路上，我确确实实相信了哲学家说的那句话：“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精神既然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就可以变成武器，我们就可以用武器摧毁孟菲斯司法界不公正的堡垒。

孟菲斯是一个典型的“军属烈属，不如人熟”的城市，因为它的司法界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孟菲斯大学法学院的大门走出来的。没想到的是，在贺绍强强奸案这场大象与蚂蚁的对决中，孟菲斯大学居然在阴沟里翻了船，弄得孟菲斯大学脸面扫地，母校既然丢了面子，它的学生自然脸上也暗灭了光泽，自然会耿耿于怀。还好，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今，你贺绍强还有件案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便开始驾车到华盛顿，去求助于媒体的帮助和社会的关注。

我们在车上，装了许多与案件相关的资料，带上几箱矿泉水和面包就上路的。说真的，我们一定像吉普赛人，所不同的是，吉普赛人开着大篷车流浪，是一种生存方式，一路上他们算命占卜，载歌载舞，奔波并快乐着；而我们开着小汽车流浪，则仅仅是一种无奈的手段，是让女儿回到我们身边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是奔波并焦虑着。

美国的六七月份，也到了酷热的时候，甚至比我的家乡火炉重庆，有过之而无不及。太阳肆虐着大地，高速路变成了一块巨大的铁板烧，车厢里宛如蒸笼，但我们舍不得开空调，正如冬天我们舍不得开空调，无非是想省下些汽油钱。

实在热不住时，我们喝几口矿泉水，然后用矿泉水将手帕打湿，互相擦擦身子。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选择人多的地方，将小汽车停在路边。贺绍强向路人演说：“在孟菲斯，司法体系充满黑暗，道貌岸然的法官与有钱人狼狈为奸，想抢走我的女儿。”

贺绍强的演讲慷慨激昂，有理有据，引得路人驻足聆听。有一次，他演讲完后，几位白人老太太拉着贺绍强的手，了解案件的真相，听罢以后，有的摇头，有的唏嘘，有的甚至还流泪，她们都表示支持我们将官司进行到底。

贺绍强在演讲，我就在下面发资料，然后双手举着安娜的相片和媒体的报道。我大声地向路人呼喊着：“有钱人抢走了我的女儿，请求你们帮助我！”

我的泪水在流，汗水也在流，汗水顺着眼角流进眼眶，一阵阵发怵和刺痛，但我仍然高举着孩子的相片和资料，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多坚持一分钟，就多一个人了解案情，就多一个人支持我们。”

我们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人权组织办公室，向他们递交了相关资料；我们也到了中国大使馆，时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王亦工接待了我们。

王亦工是位东北汉子，身材魁梧，已过了而立之年。他身上既有着东北人的憨厚，也有着外交官的飘逸的气质。王亦工一边听着我们的控诉，一边做着笔记。有时他甚至打断我们的话，让我们把某些细节讲得更准确些。

我们讲完后，王亦工慢慢合上笔记本，他用右手松了松领带，左手始终攥着拳头。他表情凝重，沉思良久后才对我们说：“请你们放心，中国大使馆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王秘看看表说：“这样吧，他乡遇故知也很难得，该吃午饭了，大使馆外恰好有家川菜馆。”那顿午饭点的是一份回锅肉，一个麻婆豆腐和一个小菜汤。俗话说，汤多人笑和，其实汤少人也笑和，我觉得这是我在美国吃得最可口的一顿饭，非但可口而且可心。

王秘不是在作秀，我们返回孟菲斯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正义之举，正义之战。

我们行驶数千公里，当再回到孟菲斯时，我们变得又黑又瘦，连有的朋友都认不出我们了，但是心情极好，我们干了一件正经的事，用贺绍强的话来说：“毛主席说过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这次长征不也是宣传队，播种机吗？”

贺绍强说对了，在以后打官司的过程中，美国的媒体和人民，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正能量。

回到孟菲斯后，衡平法庭依然没有开庭的消息。作为母亲，越是不开庭，我的思念就越浓，睡在床上就辗转反侧，女儿在我肚子时曾遭受过王玉鹏的暗算，受过“震”，所以体质羸弱，现在三岁多了，身体怎么样？让我最担心的是，以前我们去看她的时候，总要教她汉语“中国，爸爸，妈妈”，现在，恐怕她已经说不出来一个汉语词语来了。

想到这里，我和贺绍强都感到担忧，甚至还感到恐惧。但转念一想，我们能在美国大城市去举牌，为什么不能去贝克家举牌抗议？

于是，我举着一块写着“贝克先生，把孩子还给我”的牌子，跑到贝克家门前的草坪上，并向屋里大声喊着：“安娜，妈妈在这里！”贝克家的草坪很大，但我举的牌子和我的喊声，贝克肯定看得见听得着，而且贝克太太有时还会带着孩子，当然也有安娜，来草坪做游戏，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安娜了。

然而，我又低估了贝克。我以为这样做会让贝克很难堪，贝克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必然要开门出来和我们理论，这样，我就有见到我的女儿的可能性。但贝克像乌龟一样，他把头缩进龟壳里，任凭你冷水激，开水烫，荆条抽，大棒敲，他誓死也不把头伸出来，看你怎么奈何他。

有几次我看见他隔着窗户盯着我，嘴唇嚅动着，表情十分古怪。

贝克不理睬我，并不等于其他人也不理睬我。我举牌子的第三天，随着警车的一阵凄厉的叫声，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在公路停住后，两位警察向我走来，其中一位问我：“你精神有问题？”我回答：“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来讨回我女儿的。”另一位问：“贝克先生打电话，说你是个疯女人，在他家门口滋事。”我再次重申：“我真的不是神经病，我是想来看我的女儿，要回我的女儿。”第一位警察突然提高了声音，警告我说：“这是私人住宅，你在这里闹事，我们有权抓你，把你关进监狱。”

两位警察推推攘攘，将我推上了汽车，他们临上警车时，又警告我，“以后再见到你，必抓你无疑，并把你投进监狱。”两位警察的临别赠言，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无非是吓唬吓唬我而已。阿里森说24小时内来抓我，24小时没来抓我，48小时也没来抓我，我咆哮公堂，扫了阿里森的脸面，阿里森还是没抓我，我怕什么，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然而，没想到的是，我犯了个经验主义的错误，这回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2年7月31日，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我又去了贝克家的草坪，举着讨还女儿的牌子，没料到的是，在贝克家的门外，竖着一块比我举着的牌子更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此住宅已卖。”

什么？一见这块木牌，我差点发疯了，贝克将我的女儿藏匿到哪里去了，或是贩卖了，难道我将永远见不到我的骨肉了吗？孟菲斯原本是个贩卖奴隶的地方，一座建筑在奴隶的血泪史上的城市，将奴隶们的子女一卖一拐，上演了一幕幕骨肉永远分离的人间悲剧。难道在21世纪，这样的人间悲剧还会延续？

我不敢想下去了，我想给贺绍强打个电话，告诉他这瘟疫一样的消息。但贺绍强远在密西西比州打工，他不可能马上赶回来处理此事，我只有去法庭问个究竟。

我火急火燎地赶到法庭，我用英语吃力地向一个法庭的白人工作人员说明我想见阿里森法官，那位工作人员对我爱理不理的，她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说：“法官大人现在很忙，他没时间见你。”

我连忙对他说：“我在这里等他，等他忙完了，我再见他。我有很急的事要告诉他，我今天发现贝克卖了房子，搬走了，我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我想知道他几时开庭。”那位工作人员还是不理睬我，自己干自己的事。我心里非常着急，我哭着哀求她，请她进去通报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见阿里森法官。她见我赖着不走，非常生气，正色对我说：“如果你再不离开这里，我马上叫警察逮捕你。”她马上拨打了一个电话，不到两分钟，一男一女两位黑人警察就站在我的面前。那位女工作人员叫他们把我带走，我只有哭着告诉他们，“我想见阿里森法官，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庭。”他们再一次警告我必须离开。我告诉他们：“贝克已经搬家，我不知道他们搬迁去哪里了，我看不到我的女儿，我想亲自问法官什么时候开庭。”时间一分一秒地就这样过去了，我继续哀求他们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女儿的案件什么时候开庭，他们还叫来一个翻译，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今天我见不到法官，我决不离开。那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不由分说，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我的手上。同时，对我宣布：“你因为妨碍公务和拒捕而被捕。”

就这样，美国人盗用了秦桧“莫须有”罪名的专利，动起真格来，将我关进了监狱。

进监狱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也像坐飞机一样，必须经过安检，而且比机场安检还严格，连我这位身怀六甲的孕妇，也脱得精光，进行检查，随身带的钥匙、矿泉水等等，统统暂时没收，由监狱代为保管。

我一进去后，就不得不捂住鼻子，不停地干呕。监狱的面积原本不大，关的人却不少，又是夏天，人体散发出来的汗味，还有那只金属马桶散发出来的臭味，混合成熏人的异味，令人要么呕吐，要么昏厥。

女监还是比男监好得多，这里没有暴力，也没有新来的必须与马桶相依为伴的潜规则。而且，还有两位中年的黑人，对我友好地笑了笑，其中一位还到我的面前，安慰我说：“姑娘，别难过，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没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

也许正是有这种观念，监狱里的女人都显得很平静，仿佛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一个候车室。大家各行其是，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断断续续地哼着催眠曲，有的将马桶旁的卷筒纸扯下来，编成两条纸辫子，顶在自己的头上，又酷又滑稽。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子，用卷筒纸折成若干朵小花，在地上摆成一个“心”形，然后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马克，真的不是我酗酒，而是他们抓错了人，真的，马克，我爱你。”

望着眼前这群乐观豁达的女人，我的心平静了许多，但我唯一着急的是，监狱有电话，但我却没有钱打电话，我无法与在密西西比州打工的贺绍强取得联系。

好在贺绍强有个每天要给家里打几个电话的习惯，那天他一连打了几个电话，家里都无人接听。他知道我出事了，他急忙给我们的律师西格打电话，请他出面打听我的消息。消息落实后，贺绍强又惊又急，连忙请假赶回了孟菲斯。

第二天，西格律师亲自上法庭，向负责审理我案子的一位中年白人女法官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说我还怀孕在身，我没有犯什么事，我只是想见我的女儿。白人女法官听了大吃一惊，她深表同情，并表示当庭释放我。由于我穿的是囚服，我必须回到监狱换衣服，才能回家，我又等女法官把所有的案子审完，再坐囚车回到监狱。

直到傍晚，我才走出监狱的大门，一下子从黑暗回到光明，肯定不适应，所以我就眯缝着眼，看着前来接我的贺绍强和西格律师，我看见西格律师就像看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忍不住靠在他肩上哭起来。

贺绍强也疾步上前，一把抱紧我，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此刻的贺绍强早已泪如雨坠，嘴里还喃喃地向我赔不是：“都怪我贺绍强不好，害得你又受委屈。”

贺绍强的话，真的教人伤感。一对中国留学生，双双被投入美国监狱，这种事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不知道，但这种事即使不算传奇，也算得上稀奇，想起我们两口子的遭遇，蓦然有种惺惺惜相惜的感觉。

贺绍强哭得像个泪人时，我反而没掉一滴眼泪。我将他那早已被泪水浸湿的眼镜取下来，用我身上的衣服将镜片上的泪水擦干，然后给他戴上，然后对他说：“你进了监狱，我也进了监狱，这回我们算是狱友了。不过，我们不用难过，因为进监狱的不一定是坏人，没进监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

我这几句话让贺绍强与西格律师都感到惊异，都用一双困惑的眼睛望着我，我对他们笑了笑，但我的笑比贺绍强的哭还要难看，因为那是苦笑。

当时，《孟菲斯商业诉求报》曝光了这一事件，题目是《中国孕妇因见小孩反被锒铛入狱》。报纸一出，在孟菲斯这座死水一潭的城市，总算掀起了一点波澜。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