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勇斗阿里森法官

时间过得真快，从7月份我被“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房，在里面待了32小时出来后，转眼间到了2003年的春节。其实，说时间过得真快，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快与慢都是自己的感受而已，时间就像家中一位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你想把他留在你的身边，他却飞快地离你而去；你叫他去打酱油，他却死死地粘住你，像你身后拖着的那条影子。

像我这样一个心事重重的女人，觉得每一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而一月一月的时间，反而有点白驹过隙的感觉。

按照我们中国人习俗，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账目，恩恩怨怨，都应该在腊月间了结。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不管是熟人生人见面，都只能笑容满面，说一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祥话。

春节那天，我和贺绍强带着小女儿，还有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儿子安迪，去沃尔玛买点年货，刚走进超市，我就对贺绍强说：“我眼皮在跳，心也在跳。”贺绍强回头看着我，问：“是哪只眼皮在跳？”我说：“左眼在跳。”贺绍强笑了，说：“好事，左眼跳财，说不定，我们去买彩票，还能中大奖哩。”我摇摇头说：“我不稀罕中啥大奖，我只想今天能够见到安娜，也算是我们合家团圆。”

我的一句话，将在中大奖臆想中的贺绍强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来。

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凝固的笑容很难看，因为他也在想女儿了。

是啊，算算看，从2001年那个春节我们见过女儿后，两年了，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女儿一眼，她长高了吗？是胖了还是瘦了？特别是现在她还会不会用中国话喊一声“爸爸妈妈”？

早晨起来，我看了一会儿央视2003年的“春晚”，马年“春晚”的主打牌是“温情”，主题歌曲《让爱住我家》里的妻子这么唱道：“我爱我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感谢，不计任何代价，让爱住我家。”都说现在地球成了一个村，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为什么贝克、帕瑞习、阿里森，要与我们过不去呢？是不是我们这些村东头的人，不应该跑到村西头来犯贱，自讨苦吃？

想着想着，我的眼圈发红了。贺绍强见状，他的脸上又挂起了笑容：“老大初一的，不能哭啊，否则一年都不吉利。”贺绍强的话提醒了我，老实说，我是有点儿迷信的，有几次去法庭的路上，头上的乌鸦高声叫着，声音很凄凉，我心里暗自叫苦：“糟糕，又要输官司了。”结果，官司成了“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不过，今天只是眼圈红了，眼泪还没有掉下来。

我先跟着贺绍强，向超市的左边走去，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去儿童欢乐区玩。因为是投币，我的硬币用完了，孩子们还想玩，我就只好再去换硬币。当我站在收银机面前等待收银员换硬币给我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种预感，安娜就在附近。我一回头，一下子就看见了安娜。她正站在购物车上，她一头乌亮的长发，扎着一只粉红色的蝴蝶结，我一眼就认出这不是别人，她就是安娜。人们常说孪生姊妹间，有一种心灵感应，而母子之间，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心灵感应。

我没有一丁点的犹豫，一边大声喊“安娜，安娜”，一边张开双臂，向小女孩冲了过去。

小女孩看见我要伸手抱她，我还不停地喊着：“安娜，别怕，妈妈在这里，我是你妈妈。”对于我这母爱本能的举动，安娜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恐惧。她双手抱着头，身子往后退，她睁大双眼，像一只突然受到惊吓的小鹿，四处寻找她的鹿妈妈。

贝克夫妇这时不知从哪里冲了过来，贝克太太像发疯一样大声地嚷道：“快叫警察！这个女人是恐怖分子，她要绑架孩子！”贝克则一把将安娜紧紧地抱在怀里，一边用手不住地抚摸她的头发，一边对她说：“宝贝，别怕，爸爸会保护你的。”

贝克的这句话，像晴空霹雳，“轰”的一声，震得我七魂出窍。七魂出窍后，我像一尊颓废的塑像，呆呆地站在那里。

贝克夫人的叫嚷，就像一声警笛，自从“911”以后，把美国搞得来谈恐变色。光天化日之下，超市竟然出现了绑架儿童的恐怖分子，那还了得。在顾客们用惊讶的眼光包围我们的时候，超市的经理和保安冲了过来，将我们围住。

贺绍强连忙用英语大声向他们解释，并用手指着紧紧搂着贝克脖子的安娜说，那是我的女儿，事情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经理看见我们一家四口人，拖儿带女的，不像是人体炸弹，才说：“请你们双方到办公室去谈，不要影响其他顾客。”

走进办公室，不等贺绍强开腔，我马上对经理说：“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抢走我们的女儿，我要我的女儿。”贝克太太马上打断我的话：“谁抢了你的女儿，看看女儿应该属于谁。”贝克太太向贝克努了努嘴，贝克立刻打开他的公文包，取出一大摞安娜的法庭资料来，递给超市经理。

经理看后，突然声色俱厉地对我们说：“法庭已经判了归谁，你们怎么还在胡搅蛮缠？”

不一会儿，有两位警察赶过来了，我的律师瑞奇先生也过来了。办公室里，除了我们几个黄种人外，全部都是白种人了，而且都算是孟菲斯的老乡，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亲不亲故乡人”，所以，他们沟通起来，特别容易，而瑞奇先生向超市经理和警察解释时，他们不住地点头。

其实，在孟菲斯只要稍稍关注媒体的人，都知道“安娜案”，因为这桩由中美家庭友谊之树演变为中美家庭对簿公堂的官司，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了。所以，一位警察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事，你们只能通过法律解决，今天我们不逮捕你，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超市。”

警察已经对我们网开一面了，我们总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跑到监狱去过春节。我们准备转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又有两位黑人走进了办公室，依然是穿着制服，所不同的是，他们胸前没有佩戴警徽，而是挂着“孟菲斯儿童福利局”的牌子。

福利局的官员，似乎比两位警察更坚持秉公执法，一进门就大声问：“这儿有没有绑架儿童？”瑞奇律师马上迎上去，打着手势，向福利局的官员解释。

我儿子安迪刚从中国回来，还没有完全倒过时差，蜷曲着身子，竟在地毯上睡着了，完全像大街上的一名流浪儿。我心里更加难过，便对贺绍强说：“你先把两个孩子带回家吧，我留在这里。”“No.”那位身材高大的福利局官员摇摇头，严肃地告诉我，“这位女士，按照美国的法律，绑架儿童算重罪。如果你真有绑架儿童的动机，除安娜我们要带回福利局进行保护外，为了防止你可能的犯罪，你身边的两个孩子，我们也要带回局里去。”

“什么，我的孩子统统都要带回局里？”官员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背心发凉，我真想扑上前去，抓住福利局的官员，大声地质问他：“贝克抢走了我们的一个孩子，你们还要抢走我的另外两个孩子，我们就输得更惨了，你们有没有良心？”我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人都差点瘫痪了，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扑上去。

刚才说话的那位警察，走到那位身材高大的福利局官员的面前，跟他耳语一番。然后，转过身来对我和贺绍强说：“我已经给他们解释了，你们没有绑架儿童的动机，所以，你们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我们离开超市，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我差点要失去三个孩子的一幕，心里感到一阵惊悸。贺绍强大概看出来我的后怕，就给我揭开了为什么在美国特别看重和保护儿童的谜底。

以前学政治经济学的贺绍强说：“在美国，商品经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物是标了价的，而人也是标了价的。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就像我们所说的山西煤老板身家过亿一样自然。那么，美国怎样给人标价呢？儿童价值100万美元，而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老人，价值是1400美元。理由是儿童光辉的前程，谁也无法预测，说不定他将来当总统，当宇航员，或者迈克尔·乔丹，老虎·伍兹。比如当伍兹吧，每年收入过亿，区区100万美元，怎么也不能体现他的价值。”

贺绍强这么一点拨，我如梦初醒，把刚才对儿童福利局两位官员的怨恨，抛到爪哇国去了，心中油然对他们生起一股敬意。

没过多久，在一档电视专题节目中，我又看见了安娜，还是墨玉般的眼睛，白玉般的皮肤。所不同的是女儿的长发，已经染成了褐色，戴着一顶墨西哥草帽，女儿对着镜头说：“我是墨西哥人。”我不敢再看下去了，随手关掉了电视。

关掉了电视，并没有关掉我对女儿的思念和担忧。我在心里说：“安娜，难道你真的忘记了你的爸爸妈妈了？可爸爸妈妈并没有忘记你啊，你的生日，我们都要给你买生日蛋糕，点蜡烛，唱生日歌，也许你看不见听不着，但你应该感受到父母的爱意。”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要引出两位朋友来。其实，他们二人早就参与到我家安娜的案件了，并在他们的鼓舞和帮助下，我们挺了过来，熬出了头，最后终于让破碎八年之久的家庭，弥合裂痕，重新团圆。我在梳理这些回忆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一秩，十个寒暑，十个春秋，许多人和事都淡忘了，唯独对他们两个人的印象，却像一坛窖在记忆沟壑中的酒，愈久弥香。

我曾经读到一本《赢在美国》的书，对他们二人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还有非常精准的评价。但，我认为那些评价，未免太理性了，我记得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如果让我对他们二人进行评价，我会像俄罗斯的女人说“嫁人就要嫁普京”那样说：“嫁人就要嫁蔡金良和岳东晓。”因为他们是我们家没齿不忘的大恩人。

早在2002年2月8日，阿里森法官下达不准我们向媒体透露案件，交纳15000元押金等六项决定的时候，蔡金良就开始关注我们的案情了，只不过当时他像海边浴场的一名救生员，只要你能竭尽全力，哪怕是挣扎着游回岸边来，他都不会轻易施以援手。

但当他读到《中国孕妇因见小孩反被锒铛入狱》的报道时，他知道，我和贺绍强面对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我们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的前途只有沉到海底，去喂鲨鱼。“安娜案”虽然令孟菲斯的司法界溅上了污点，但时间是最好的去污剂，它会很快地将污点抹去，让污点在人们的回忆中消失。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蔡金良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拽着我们的手，大声地鼓励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起向岸边游去。

蔡金良也是在皇城根脚下长大的人。我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也”字，因为我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个人来，那就是齐小莲女士。同样是嚼着冰糖葫芦，喝着大碗茶，在纵横交错的胡同中长大的人，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一个想用官司置我们于死地，一个是想用官司救我们于悬崖。

蔡金良过了不惑之年，他身材伟岸，衣着考究，谈吐不凡，既不失现代男人的魅力，又不乏温文儒雅的气质。用我们重庆话来说，随便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人。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外交官员的家庭，良好的家风和家教，使他从小就走得很正。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镀了金，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联邦快递，并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

蔡金良怎么也算成功人士了，但他却很低调，一点也不恃才傲物。

有的成功人士成功了，回家后就颐指气使，将太太当奴婢，而蔡金良有点像广告词说的那样：“在公司我是老板，在家里他们是我的老板。”蔡太太是一名印尼华人，在美国读护士学校，蔡金良除了帮她做一些家务外，他周末还要修剪草坪，冲洗游泳池，替孩子们修理玩具。

既然蔡金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想必传统文化必然浸润过他的心灵，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所以，蔡金良才能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同时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帮助我们。

蔡金良联络了其他几位华人及一些美国人，由他执笔，向华人社区发出了一封援助“安娜案”的呼吁信。写文章原本就是他的强项，所以，一篇并不长的呼吁信，结构缜密，行文大气，煽情处催人泪下，说理处则铿锵有力，多少有点骈文的韵味。因此，这封信在华人社区引起了反响，《侨报》那位记者也是在读了呼吁信后，主动从加州到我们家采访，对我们的遭遇进行了报道。

但，蔡金良不是赵括，只会纸上谈兵，蔡金良像康熙，还御驾亲征。他除了向华人社区向社会散发呼吁信外，他还带我去穆斯林的礼拜堂。在教堂里，我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蔡金良一口流利英语的慷慨陈词，让穆斯林感慨不已。当场就有人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支援我们打官司。

周末，蔡金良还在他家前院的草坪上搞义卖，为我们筹款。一台电视机反复播放着CNN拍摄的我们与贝克打官司的新闻报道，这算是造势，既不扰民，又非常有说服力。义卖的东西除了蔡金良家的外，还有华人、穆斯林、韩国人送来的东西，东西很杂乱，小到文具盒，大到自行车，完全像一个跳蚤市场。最兴奋的要算蔡金良那两个宝贝女儿，她们拍着小手，大喊招呼着过往的行人。这使我想起在八一路的时候，店员站在门口，使劲地拍着手，大声地向路人吆喝：“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蔡金良搞的义卖活动，效益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造声势，花钱赚吆喝，买支持。

除了蔡金良先生外，我们的另外一位大恩人，就是岳东晓了。

岳东晓与我的老公是同乡，都是湖南人，都是从湖南山沟沟里面走出来的湘伢子，努力地脱掉了布鞋，换成了皮鞋，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岳东晓向我们伸出援手，绝不是看在家乡人的面上，而是在他的骨子里，早就有匡扶正义，好打抱不平的琴心侠骨。

岳东晓这个名字，看来是很随意，其实很刻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脑子里自然而然就想起毛主席的那首诗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岳东晓也许正是用这首诗来鞭策自己，迎着破晓的朝阳前进，战胜路途上的电闪雷鸣，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一道独好的风景。

岳东晓对我们拔刀相助的时候，正是我们被语言暴力抽打得浑身淤青的时候。让我想不通的是，假如这些语言暴力来自贝克的支持者，我觉得很正常，就像两军厮杀，谁不想置对方于死地？然而，让我痛心的是，向我们施以语言暴力的，却是同祖同宗的大陆华人兄弟。当然，若是你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我们也就认了。问题是，有的人颠倒黑白，有的人心怀叵测，有的人是道听途说，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

岳东晓采取的是“牵牛鼻子”的办法。他认为“安娜案”其实很简单，简单得就是“有”与“无”两个字的问题。如果，你贺家有遗弃罪，孩子就是贝克的；如果你贺家无遗弃罪，孩子就是贺家的。岳东晓认为，这些都与我们的人品、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没有必然的关联。但眼前第一步，是要给那些语言暴力者致命的一击。

岳东晓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们像一对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突然东方欲晓，闪现出黎明的曙光。我们异常兴奋，便把庭审记录，抚养权移交文件，法庭听证会文件，律师来往信件等林林总总，三百多页资料，寄给了岳东晓。岳东晓在研究和吃透了这些文件后，很快写出了上万字的文章：《安娜案的基本事实及对CCQ等人的反质疑》。

文章虽然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但脉络清晰，厘清了“有”和“无”两个字的问题。文章说，贺绍强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女儿的抚养权，所以，贺家无过错，更无罪；而CCQ，AHQ等人从未与贺家联系，便信口雌黄，为虎作伥。文章斥责了那些口口声声说贺绍强、罗秦丢了中国人脸的人，事实上有意无意将一把白粉抹在了自己的鼻梁上，成了真正丢中国人脸的《法门寺》中的贾桂们。

岳东晓的文章，像是用真相作垒土，一板一板，夯得严严实实的一堵墙，不是几个白衣秀士的口水就能将它淹没的。

都是出来混的，特别是美国这个码头混的，都不是傻子，都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理。所以，CCQ，AHQ的主角，像秋蝉一样，停止了嘶鸣，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一个说：“我不再关心安娜的抚养权，我不会去调查事实。”另一个说：“在法庭判决之前，我对案件没有任何兴趣，再见，安娜案。”

岳东晓写的文章，像锋利的匕首和标枪，让一些人感到了恐慌，而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不仅仅是看到了希望，而且还看到了力量，许多华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纷纷走进了支持我们的阵营。如美国亚太律师协会，美华协会，加拿大湖南同乡会，以及由杰出的美国华人组成的美国百人会等。道家有种说法，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句话用在岳东晓身上十分恰当。他既与我们唇齿相依，竭力帮助我们打官司，直到迎来胜利的晨曦。但他又不是直接的当事人，他不会优柔寡断，感情用事。岳东晓就像一名医生，他不会因为病人眼泪婆娑地叫疼，他就不给病人拔火罐，扎银针。

按照美国的法律，审理小孩父母权的案件，不能超过两年时间。原因很简单，孩子是生长着的宝贝，两年时间，足以影响他们对亲情的判断。

阿里森法官自从2001年6月接手我们的官司后，除2002年2月8日，开过一次庭，向我们颁布了八条命令后，就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开庭，早已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我们的律师大卫，开始是请求他开庭，继而是恳求他开庭，最后是哀求他开庭，而傲气的阿里森是一盘四季豆，根本不进油盐。

有一天，贺绍强回家，走进门就满脸笑容大声嚷道：“妹妹，准备点好吃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你中了彩票，捡到了钱包？”“我比中了彩票，捡了钱包还要高兴。”不等我问为什么，贺绍强就主动“招供”了：“大卫律师今天打电话给我，阿里森通知他，安娜的案子拟定于4月8日开庭。”

我们朝朝暮暮，盼啊想啊，就盼开庭的这一天，好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作为一个女人，我应该喜极而泣。然而，都说女人有第六感，凭我的第六感，我觉得这件事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贺绍强不赞同我的感觉。他认真地对我说：“罗秦，你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我的印象中，贺绍强平时绝对不会说我“小人之心”，这是第二次说我，可见他的严肃程度。他接着说：“阿里森也是人，而且是有子女的人，说不定他看着他的孙子时，就突然想到我们安娜，想到我们的处境，所以，他的良心发现了，决定开庭了，这就是人性，伟大的人性。”

贺绍强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有点“小人之心”。那天，我们讨论着开庭的场景，心里有几分忐忑，但也有几分兴奋。晚饭，我特意煮了一块从家乡带来的腊肉，炒了几个菜，开了一瓶啤酒，那顿晚饭，我们吃得很开心。

但是，我说过，一用“但是”二字，恐怕就没有好事。离安娜案开庭的4月8日还有三天，大卫律师给我们打来电话。一听他那沮丧的口气，我们知道开庭的事又有变数。果不其然，阿里森告诉大卫律师，由于他八十六岁的老父亲驾鹤西去，因为他与老爸父子情深，所以他悲痛不已，现在精神处于恍惚状态，肯定不适合开庭审理案件，因此要求推迟开庭。

阿里森以孝子身份示人，我们心里明白，阿里森是在说，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百善孝为先”吗，我就以此为托词，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耐着性子，等待阿里森法官哪个时候恢复了常态，哪个时候开庭。

其实，阿里森法官在安娜案件中，所持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早就领教过的，阿里森的八条命令中，强行要我们向法庭交纳15000美元的押金。大卫认为，纵然是砸锅卖铁，这笔钱我们必须交，这样方显得我们对他命令的尊重，对他本人的服从，他就会对我们产生好感。好感是什么，肯定是好的开端。当然，受儒家思想熏陶长大的蔡金良，也同意大卫律师的看法，他说：“哀兵必胜，人心都是肉长的。”

所以，蔡金良成立了安娜基金会，他事必躬亲，到处募捐，搞义卖，东拼西凑，好不容易为我们凑齐了15000美元。大卫将押金交到法庭后，原本以为阿里森法官会感动，会动容，甚至还会说：“贺家克服困难，执行我的命令，看来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然而，事实却出了我们的洋相。阿里森法官收到我们交的押金，既没有动容，也没有动怒，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贺家以前不是说没钱交押金吗，看来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大卫面有赧色，一个劲地对我们说“对不起”。

好像那15000美元，不是被揣进了法庭的腰包，而是被他拿去玩了游戏机。

蔡金良一米八的身材，双手抱在胸前，一动也不动，俨如美术学院课堂上的一名模特儿。好一阵子，他吟诵道：“以地事秦，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啊。”然后，他才看着我们有点口谕的味道说：“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贺绍强悄悄地问我，蔡金良的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第一句我也不清楚，第二句话，我知道是毛主席说的，‘文革’中最爱用的语录。”

你别说，阿里森法官还真是个讲诚信的人，失去慈父的痛苦，并没有将他禁锢在家里守热孝，三年不出门。反之，他化悲痛为力量，用工作上的成绩来慰藉他父亲的在天之灵。所以，阿里森法官决定，2003年9月29日开庭，作为对安娜案件最后判决的日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可谓喜忧参半，忧的是总有点担心，官司能否取胜；喜的是再过一天，就是祖国的国庆，一个神州大地，张灯结彩的节日，一旦安娜的官司获胜，就算是祖国母亲漂泊海外的女儿，向她的生日献上的一份礼物，也算是向国内两家亲人报的一个喜。

9月29日的庭审，很有气场。当地的华人，还有美国人赶到法庭来声援我们，在法庭内坐满了参加庭审的人，加上记者们的长枪短炮，营造出一种即将开战的气氛。

最让我们感到吃惊和欣喜的是，临到开庭的时间了，当事人贝克夫妇还没有到庭。我想，贝克夫妇不到场也是正常的，我们的官司犹如一场篮球赛，我方已取得大比分领先了，剩下的是垃圾时间了，他何必来球场作无谓的努力。

阿里森进场了，坐下了。我以为今天我们的队伍，一定能把阿里森法官镇住。恰恰我又幼稚了，阿里森是个老江湖，什么场合没见过，连总统都不怕的人，难道还怕你几十个黑眼睛黄皮肤？

法庭庭审变成了一堂法律讲座。阿里森法官狠狠地给大卫和瑞奇上了一堂法律课。阿里森直视着大卫，不时也瞟瑞奇一眼，耳提面命起来：“我感到很遗憾，亏你还是个律师，你懂不懂什么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我知道你不懂，你就好好听着。一是经济上，贝克夫妇有房有车，有殷实的经济基础。而贺绍强夫妇，非法移民，打黑工，自身难保，他们能给孩子的成长提供最佳的条件吗？二是要从文化背景看问题，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你看过《中国遗失的女儿们》这本书吗？这本书就记载了女孩在中国受到的歧视和虐……”

阿里森侃侃而谈，大放厥词，大卫不住点头，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卫是真心信服了阿里森法官，或是仅仅应付而已。不过，在美国，律师害怕法官，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官如老虎，律师若是摸了老虎的屁股，法官有权当庭将律师驱逐出去。也许，阿里森法官意识到，法庭的气氛有点窒息，于是他换了个话题。阿里森环视了全场一眼，用优雅的声调提问：“女士们，先生们，谁能告诉我，法律是什么？”大家愣住了，谁也想不到阿里森法官，不按正常的庭审程序走，提出了这么一个刁钻的问题。阿里森见大家面面相觑，笑了笑说：“简单说吧，我是法官，我掌握着法律，我也拥有着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一颗原子弹，再多的人在原子弹面前，只能是一堆肉。”

阿里森法官讲完这番话，不让大卫律师发言，更不听我和贺绍强的申辩，他站起身来，大声地宣布：“法庭应安娜的监护人律师的要求，本案无限期地延期。”说完，将法槌重重地一敲，转身离去了。

阿里森法官把大家忽悠了一把，走了。留下大家在那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有一位华人干脆劝我们：“贺先生，贺太太，你们已经尽力了，已经筋疲力尽，放弃算了。等二十年后安娜长大成人后，她会知道她的身世，她会回来找你们的。”

那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王亦工先生，周倩小姐，也来到法庭观察，看看美国法庭是怎样对待中国公民的。结果却让两位官员非常失望，非常气愤。

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支持我们的华人们感到特别郁闷，我们感到特别伤心，而大卫比我们还要伤心，他脸色很难看，搓着双手，像上次15000美元的押金事件一样，一个劲地向我们赔不是，说“对不起”。他看见我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又过来安慰我。贺绍强看见他难过的样子，苦笑着安慰说：“没事，你已经尽力了，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我们说的是心里话，没有半点虚伪的意思。因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整版刊登了我们的遭遇后，大卫就主动地给贺绍强打电话说：“读了你们的报道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没想到美国万里晴空，孟菲斯居然还滚滚乌云。我如果很有钱，我愿意花所有的钱来帮助你们打官司，即使现在，我也愿意免费地为你们打官司，因为我们一定会赢。贺先生，你知道战斗与战争的区别吗？我们可能输掉战斗，但我们要赢的是战争。”

贺绍强怎么会不知道哩？应该说中国人民都知道，大卫律师说的战斗与战争的关系，实际上是毛主席几十年前就提出来的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

大卫律师实实在在是个富有正义感的好人，但好人不一定能胜得了恶人。比如，大卫主张的我们对阿里森法官绝对的绥靖政策，结果呢？

他把我们都变成了一堆软柿子，阿里森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如果说大卫律师是个鸽派人物的话，岳东晓绝对算个鹰派人物。其实，岳东晓一介书生，当代高知，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学的是“凝聚态物理”。他原本在分子原子的聚散中，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之梦，决不愿意卷入人世间的纷争之中，然而，岳东晓这次卷入我家安娜的案件，却是心甘情愿的。

岳东晓为什么完全义务地为我们打这场官司呢？这就要从美国的立法习惯说起，美国的法律就是根据案例来判决，以前美国没有的某件案子，这次出现了并判决了，以后要是再有此类案件，就依样画葫芦了。

从此，他（她）的名字就永远地出现在美国的法典里。这有点像“宫保鸡丁”的来历，这道菜漂洋过海，风靡欧美，不变的是它的菜名“宫保鸡丁”。

安娜案的核心问题是，以前美国还没有这种案件的先例，不管我们是输是赢，都有可能催生出一部新的法案，以后所有美国的法庭都可以根据这个案子判案。我们赢了，说明强行剥夺我们的探视权是非法的，蓄意四个月不探视也就不成立，剥夺我们的父母权，自然也是非法的。

这样，会给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带来福音。反之，我们输掉官司，就使有钱人在堂而皇之的法律庇护下，剥夺穷人的父母权，轻易取得抚养权。

我们不能不佩服岳东晓看问题的高屋建瓴。

早在2003年12月，岳东晓就给中国大使馆发出了《请中国政府救救安娜这个中国孩子》一信，信中写道：“中国大使馆一开始就对安娜案十分关注，李瑞佑总领事于2002年8月15日亲自给阿里森法官写过信，但美国法官把尊重视为软弱，试图通过拖延审理造成既成事实，把贝克家对安娜的非法扣押变成合法领养。我建议中国大使馆，直接向美国政府和法庭表达我们的观点，孩子必须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安娜应该回家。”

9月29日的庭审后，我们的情绪又处于一个低潮期。原来我们设想，如果官司赢了，我们肯定会在国庆节这天打电话回国，与家人分享安娜回家的喜悦，安娜没有回来，我们无颜打电话回去。

贺绍强的情绪更低落，时而沉默，时而焦躁。有几次他都抓住我的手，向我倾诉：“妹妹，除了性骚扰案我赢了，安娜案子我们屡战屡败，遥遥无期。我的精神真的要崩溃了，我真的坚持不住了，我真的想放弃了。”

贺绍强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我在心里一阵隐隐作痛后，选择了坚持。我将贺绍强的头轻轻地扶起来，让他靠在我的肩上，我一边用手轻轻地替他按摩着肩膀，一边轻轻地对他说：“人在受了重伤后，最怕的是什么？”贺绍强摇摇头，我说：“睡觉，一旦睡着了，就必死无疑。

我们现在好比受重伤的人，我们一旦放弃，就等于睡着了，就等于死了，安娜就永远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贺绍强觉得我的话言之有理，他用双手捂着脸，点了点头。曹雪芹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此话还真有点道理，泥做的男人，被大水一冲，就成了一堆烂泥；而水做的女人，根本不怕水冲，如果遇上天寒地冻更不怕，水会结成坚冰，比柔水坚硬十倍百倍。

10月2日，岳东晓给贺绍强发来邮件，只有一句话，“前日庭审之结果？”贺绍强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回复的邮件就更短：“输了。”哪知，岳东晓对这样的结果，反而有点“幸灾乐祸”，他立即回了邮件：“绍强，恭喜你，也许这正是安娜案走向胜利的转机，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吧。在我们爷爷辈的时候，毛主席就用他的双脚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包括你的家乡邵阳，我的家乡益阳，写出了流芳千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为什么说他流芳千古呢，因为他的观点，现在还有借鉴的意义。他说，地主阶级有良田沃土，反对革命，中农阶级也有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他们对革命并不热心。唯有贫农，他们一无所有，对革命最热心，也最忠诚。以前你算是中农，总有点投鼠忌器，而‘9·29’庭审像一把火，把你烧成了贫农。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你自己站出来，向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控告阿里森法官的徇私枉法，要求撤换法官，你才有生的希望。”

还真应了“人在做，天在看”的古训，阿里森法官在庭上撒谎的事，被我们抓住了把柄，岳东晓听了后，信心满满地说：“单凭这一条，就能够将阿里森掀翻在地。撒谎，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个信用问题，而对于法官这种特殊职业来说，撒谎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法官都谎话连篇，他怎么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呢？何况，美国还有一句极端的格言：‘一个人撒过一次谎，一辈子都会撒谎。’”

岳东晓还建议我们，这件事不用与他人商量，包括我们的律师大卫和瑞奇先生，否则人多嘴杂，由我们直接给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写控告信，并将其内容告诉广大媒体。

控告信是由加州的一位华人律师李朝阳先生代我们写的，行文非常流畅，而且还不乏排比句，有点散文的韵味。李律师写完后还抑扬顿挫地朗读了一遍，并赢得了我们的掌声。也许我们的掌声使李律师从激情中冷静了下来，他犹犹豫豫地，不愿意在控告信上签名。他不愿意在信上签名，我们非常理解，而且还非常感激他的帮助。

这封信当然是由我和贺绍强来签了。贺绍强签名时表情很凝重，动作也迟缓，显然没有那次向沃腾先生支付律师费签名时那样流利和潇洒。我们封好信，贴上邮票，我还在信封上轻轻一吻，说了句：“宝贝，今天我没有听见乌鸦叫，愿你给我们一家带来好运。”

没有听见乌鸦叫，果然是一个好的征兆。没过多久，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回函给我们，确认收到由我俩签名宣誓的控告信，并且已经展开初步调查了。

第三天，我们接到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打来的电话，那位官员在电话中询问了许多控告信中所提及的细节。但对方不解地问，“既然你们有这么多充足的理由，为什么不早点来信控告法官呢？”贺绍强笑了，笑得有些无奈，他对着话筒说：“我们中国文化和贵国的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讲究的是中庸之道。比如，美国的领导新上任，会对他的下属说，‘伙计们，我是来领导你们的，今后大家都听我的。’而中国的领导新上任，会对他的下属说，‘同志们，我是来向大家学习，今后大家还要多多帮助我。’所以，我们中国人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绝不会主动反击的。”

我正为贺绍强这段精彩回答翘大拇指的时候，贺绍强把话筒递给我，说：“人家还想和你聊几句。”

我接过话筒，电话里传来的是女孩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好听，宛如初夏田间鸣叫的夜莺。她先问了我一些安娜的情况，又说她是从媒体上得知我们的遭遇。她对我很佩服，佩服中国母亲对女儿那种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的母爱精神。她还在电话中安慰我说：“贺太太，请相信美国的法律，请相信美国人，美国人从他们建国开始，就有一颗包容的心。美国的法律像一个健康人体，发现他长了肿瘤，把肿瘤切掉后，他依然是一个健康的人。”

最后，她说她要为我朗诵几句美国著名的经典演讲，让我猜猜是谁的演讲，于是电话筒传来了她的朗诵声：“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黑人，都享有不可转让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我对着话筒说：“这是马丁·路德·金先生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而且，马丁·路德·金先生被暗杀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孟菲斯。”

女士笑了，笑得很灿烂。她最后说：“鉴于我在调查这个案件，我不能给你透露相关细节。但愿上帝保佑你，祝你好运。”放下电话，我又流泪了，不是伤感的眼泪，而是喜悦之泪。

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官员几次来电话询问情况，都问得很客观，大多用的敬语和中性语言。客观，实质就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这一下子就提振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向蔡金良和岳东晓讲明了这些情况，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平时，两人在案件的对策上，看法常常有些分歧，一个略显沉稳，一个略显激情，但这次他们的看法却高度一致，认为这次是个好机遇，一方面要我们主动催促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尽快查办此事；另一方面，与媒体沟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一句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两点建议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度，贺绍强隔三差五就给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打电话，最后一句都是给他们戴高帽子：“我们相信你们是公平女神的化身，你们肯定会归还我的女儿，你们将在田纳西州的司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由于2002年6月，我们已经到过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多个城市，进行了舆论宣传，有了实践经验，所以，此番再与媒体交流，进行造势，我们可谓轻车熟路了。

当贺绍强还在“红太阳”打工时，他就用双语招揽生意，这次，他依然用双语向中文和英文媒体，控诉法官妨碍司法公正，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所以这次造势的效果非常好，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报道犹如平地刮起的风暴，一下子将那个傲气十足的阿里森法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2003年的11月，孟菲斯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天，孟菲斯的秋天是美丽的，各种各样的树木，经过夏天的激情疯长，此刻成熟了，成熟了就要换上鲜艳的服饰，赤橙黄绿青蓝紫，将孟菲斯点缀得色彩斑斓。秋天是个美好的季节，但对于有些树木并不美好，落光树叶的树干，像一位佝偻的老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打颤。

阿里森就有点像在秋风中打颤的老人。2003年11月14日，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上，一向准时的阿里森法官，迟到了十几分钟才来到法庭。

当我看见阿里森法官的那一瞬间，不免心里一惊，心想：“难道阿里森果真摊上事了？”因为他面色憔悴，突然苍老了不少，表情沮丧。坐定后，他低着头，没有像以往那样环视全场。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缓缓地说：“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与安娜案件的利益冲突，我无法继续担任此案主审法官，我宣布我退出此案，并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宣布退休。”他的决定来得太突然了，法庭内鸦雀无声，人们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因为太突然了，他的支持者没有表现出惋惜的神情，我们这些冤家对头，也没有表现出亢奋的神情。

阿里森法官站起身来，收拾好文件夹，转身向法庭的那扇小门走去。就在他刚要跨进小门时，他突然转过身来，将目光在我和贺绍强的身上停留了片刻。那目光很奇特，看不出来是善意，或是恶意，是悔意，或是怨意。

同年12月初，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宣布阿里森法官的三项违法行为。阿里森法官早在2002年2月份，在做出对贺家的八项命令前，曾单独与贝克的律师帕瑞习私下接触，搞了幕后交易。道貌岸然的法官，竟被贝克当枪使，既违法又悲剧。

当然，压垮阿里森法官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源于一个“谎”字，他在法庭上撒了谎。在9月29日的法庭上，贺绍强及律师大卫，就提出了反对帕瑞习律师延期开庭的动议，然而阿里森法官却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说：“我怎么没有收到你们反对延期开庭的请求呢？”对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的质讯，阿里森法官又将这个谎言重复了一遍。第一次说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次说谎，却砸了自己的腰和脊椎，受了重伤，人都不能站直了。

第二年春天，当万物复苏的时候，阿里森法官的事业却走向了迟暮之时，他宣布退休了。当时，有的媒体惊呼：“阿里森法官提前退休，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此话不错，但谁是这个不寻常现象的始作俑者呢？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并不能阻止大自然轮回的脚步，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樱花，如三月的朝霞，开得如此的热烈，如此的绚丽。我又来到了密西西比河的岸边，记得上次我来这里，是贺绍强强奸案最绝望的时候，我恨不得一头扎进密西西比河，一了百了，做一个永远在异国他乡游荡的孤魂野鬼；而这次我来密西西比河，心情比上次来这里好多了，因为女儿的案子出现了转机。

人的思维有时确实很诡异，你越想的事不一定想得起来，你越不想的事，却装满了脑海，挥之不去。望着滔滔南去的河水，我想得最多的竟然是让我恨得牙痒痒的阿里森法官。

阿里森法官生于孟菲斯的司法世家，身上遗传着上等人的基因，他智商极高，办事有点西部牛仔的味道，又快又狠，所以，孟菲斯司法界都赞誉他为“榔头”。然而，没想到，一个老江湖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法庭撒谎。如此一世英名的阿里森法官，像一颗流星，在天空划出一道弧线，坠落了。

你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全世界的人，为什么你不能也有一点密西西比河的包容之心，非要置一对中国夫妇于死地呢？

阿里森法官的黯然退场，也是迫不得已的，这背后还是有故事的。

我和贺绍强这个中国穷学生，居然在孟菲斯有一定的曝光度，引起了市民的关注，不是因为我们选上了议员，也不是我们中了大奖，而是因为我们在打官司，而且是同时在打强奸案、夺子案、殴伤案三宗官司。

在强奸案上，我们胜利了，让头上顶着光环的孟菲斯大学蒙了羞，她的学生自然心里也不好受，作为毕业于孟菲斯大学法学院的阿里森，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安娜这桩案子，替母校出口恶气。

哪晓得人算不如天算，又是我们这对中国“刁民”，居然向田纳西州纪律委员会举报了阿里森的违法行为，而田纳西州进行多方调查，准备动真格。阿里森急了，忙向我们的律师大卫施压，希望他说服我们，撤销向州纪律委员会的控告，大家有话好好说。

大卫给贺绍强打来电话，转弯抹角地表达了希望我们撤诉的意思。

完了，他还补充了一句：“希望你们能考虑考虑我的处境。”近乎一种乞求的口气。大卫的话让我们为难了，中国有句成语叫“行商坐贾”，我们像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今天走这里，明天走那里，浪迹天涯，得罪了人我不怕。而大卫就像开门市做生意的，来的都是客，一个也得罪不起。更何况，大卫是免费为我们打官司的，不为名不为利，这是什么精神？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要心存感激。

我们举棋不定了，只好将这个问题推给岳东晓。岳东晓似乎有点发火了，在电话来大声说：“开弓哪有回头箭？这场官司，从小处说是你们要回女儿的问题，从大处说是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阿里森想媾和，正好说明对他不利，对你们有利，现在是成功的关键时候，即使大卫退出，你们也必须干到底。”

就这样，我们让阿里森黯淡了，让大卫遗憾了，但也让自己获得了转机。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