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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手迹故事》 | 向毛泽东汇报基本建设工作

发布日期:2020-09-15 16:22 来源:重庆出版集团

毛主席:

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的报告已经写了一个,是宋劭文同志起草,党组经过几次讨论的。我回北京后第二日又感冒了,直到今天还未办事。想养精蓄锐力争参加武汉会议。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报告已送中央书记处,特专送上一份,请你看看是否可用,那些地方不妥,也请指示,以便修改。敬礼!

陈云

十一月十七日

这是1958年11月17日陈云关于报送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请他批示。信中特别指出,该报告是宋劭文起草、经过基建委党组几次讨论的。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因为“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从1958年起,全国基本建设投入大大增加,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关来管理这项工作。毛泽东几次对陈云说过,并让他准备:“中央部门要分开,一个部门抓生产;一个部门抓基本建设;还有一个部门搞计划。”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云担任主任,宋劭文、刘岱峰、柴树藩担任副主任。

中央基建委成立后,陈云和三位副主任分头参加了全国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部署1958年冬和1959年的基本建设工作。其中,9月至10月间,陈云亲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先后主持了华北、东北和西北三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几次会上,陈云都提出基建项目的施工次序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使重点建设和一般建设结合起来。在“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陈云不可能直接提要削减基建投资和项目,但“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的观点,其实是他“基建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思想的委婉表达。

此外,陈云还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二是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工业布局不能过分集中,应当力求适当分散;三是新建企业应当确立大中小相结合,目前以中小型为主的思想。

陈云在三个协作区的讲话为后来起草的中央基建委《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奠定了基础。

几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一个多月,一直到10月25日,陈云等人才先后回到北京。27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都已结束,请求当面报告一些问题,以便准备提交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28日,陈云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当前基本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写一份书面报告,并指定11月7日交卷。

然而,连续一个多月主持三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短时间内奔波往返于大半个中国,这是陈云体力难以支持的。11月2日,陈云因发烧住进了医院。书面报告不得不由宋劭文执笔,延期交卷。宋劭文时任国家基建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从20世纪40年代起从事财经工作,一直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他根据陈云在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整理了一份书面报告,基建委多次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17日,陈云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附了这封说明情况的信。两天后,11月19日,毛泽东在陈云送去的文件上作了批示,说“此件很好”,“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陈云是到武昌后提交的报告。他来这里是为了准备和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武昌会议”)。

武昌会议于11月21日至27日召开,由毛泽东主持,是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武昌会议是“大跃进”期间一次较有影响的会议,主要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延续之前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再次郑重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要“压缩空气”。会议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了纠“左”的努力。

反映陈云思想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印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各同志。报告分六个部分:“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推广快速施工”;“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与会者对报告进行了讨论,11月27日,陈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指示,又对报告作了修改,增加了开展快速施工运动应该加强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和施工中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避免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切实保证安全作业等内容。

这个报告对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基本建设战线畸形发展的形势和混乱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武昌会议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左”的倾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其中,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但是,《决议》对“高指标”的压缩仍然很不够。陈云对这些指标有所保留,并向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不要在会议公报中公布指标,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同时,“大跃进”中,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陈云忧心如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六中全会后,陈云又奔赴杭州,视察刚刚发生过生产事故的杭州半山钢铁厂。在掌握了现场第一手材料后,他于1958年12月22日至26日主持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力图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采取补救措施。陈云在会上首先发言,分析产生事故的五点原因。经过几天的讨论,他最后对大会作了总结,提出解决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六条措施。

回京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将他在杭州现场会议的讲话和会议纪要作了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很坏,事故很多”,存在“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多快省而不讲好”,“基建任务很大很急,但基建的工人(新的)和设备都与任务不相称”等。陈云所说的这些直指基建工作的问题核心。

经毛泽东同意,1959年1月6日,陈云在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杭州现场会议情况。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决定“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可以放慢”、“具体安排上要保证重点”等,并批转了陈云在杭州两次讲话的纪要。

在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纪要的同时,陈云根据对新中国基本建设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深思熟虑,整理了自己在三大协作区会议上的讲话和杭州现场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写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刊载于1959年《红旗》杂志第5期,同时于1959年3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的总结讲话被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题为《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他西北协作区的讲话被整理收入《陈云文集》,题为《基本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直至今天,陈云关于基本建设的真知灼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人深思。

总之,陈云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抓全国基本建设的,也是作为反“冒进”的受批评者担任基建委主任的,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整个氛围,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然而,陈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他力求能把工作做得符合实际,反对单纯图快而主观蛮干,并在“大跃进”中发出很清醒的声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陈云手迹故事》 | 向毛泽东汇报基本建设工作

2020-09-12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

毛主席:

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的报告已经写了一个,是宋劭文同志起草,党组经过几次讨论的。我回北京后第二日又感冒了,直到今天还未办事。想养精蓄锐力争参加武汉会议。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报告已送中央书记处,特专送上一份,请你看看是否可用,那些地方不妥,也请指示,以便修改。敬礼!

陈云

十一月十七日

这是1958年11月17日陈云关于报送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请他批示。信中特别指出,该报告是宋劭文起草、经过基建委党组几次讨论的。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因为“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从1958年起,全国基本建设投入大大增加,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关来管理这项工作。毛泽东几次对陈云说过,并让他准备:“中央部门要分开,一个部门抓生产;一个部门抓基本建设;还有一个部门搞计划。”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云担任主任,宋劭文、刘岱峰、柴树藩担任副主任。

中央基建委成立后,陈云和三位副主任分头参加了全国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部署1958年冬和1959年的基本建设工作。其中,9月至10月间,陈云亲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先后主持了华北、东北和西北三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几次会上,陈云都提出基建项目的施工次序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使重点建设和一般建设结合起来。在“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陈云不可能直接提要削减基建投资和项目,但“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的观点,其实是他“基建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思想的委婉表达。

此外,陈云还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二是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工业布局不能过分集中,应当力求适当分散;三是新建企业应当确立大中小相结合,目前以中小型为主的思想。

陈云在三个协作区的讲话为后来起草的中央基建委《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奠定了基础。

几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一个多月,一直到10月25日,陈云等人才先后回到北京。27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都已结束,请求当面报告一些问题,以便准备提交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28日,陈云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当前基本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写一份书面报告,并指定11月7日交卷。

然而,连续一个多月主持三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短时间内奔波往返于大半个中国,这是陈云体力难以支持的。11月2日,陈云因发烧住进了医院。书面报告不得不由宋劭文执笔,延期交卷。宋劭文时任国家基建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从20世纪40年代起从事财经工作,一直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他根据陈云在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整理了一份书面报告,基建委多次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17日,陈云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附了这封说明情况的信。两天后,11月19日,毛泽东在陈云送去的文件上作了批示,说“此件很好”,“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陈云是到武昌后提交的报告。他来这里是为了准备和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武昌会议”)。

武昌会议于11月21日至27日召开,由毛泽东主持,是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武昌会议是“大跃进”期间一次较有影响的会议,主要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延续之前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再次郑重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要“压缩空气”。会议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了纠“左”的努力。

反映陈云思想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印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各同志。报告分六个部分:“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推广快速施工”;“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与会者对报告进行了讨论,11月27日,陈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指示,又对报告作了修改,增加了开展快速施工运动应该加强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和施工中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避免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切实保证安全作业等内容。

这个报告对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基本建设战线畸形发展的形势和混乱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武昌会议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左”的倾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其中,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但是,《决议》对“高指标”的压缩仍然很不够。陈云对这些指标有所保留,并向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不要在会议公报中公布指标,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同时,“大跃进”中,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陈云忧心如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六中全会后,陈云又奔赴杭州,视察刚刚发生过生产事故的杭州半山钢铁厂。在掌握了现场第一手材料后,他于1958年12月22日至26日主持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力图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采取补救措施。陈云在会上首先发言,分析产生事故的五点原因。经过几天的讨论,他最后对大会作了总结,提出解决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六条措施。

回京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将他在杭州现场会议的讲话和会议纪要作了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很坏,事故很多”,存在“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多快省而不讲好”,“基建任务很大很急,但基建的工人(新的)和设备都与任务不相称”等。陈云所说的这些直指基建工作的问题核心。

经毛泽东同意,1959年1月6日,陈云在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杭州现场会议情况。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决定“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可以放慢”、“具体安排上要保证重点”等,并批转了陈云在杭州两次讲话的纪要。

在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纪要的同时,陈云根据对新中国基本建设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深思熟虑,整理了自己在三大协作区会议上的讲话和杭州现场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写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刊载于1959年《红旗》杂志第5期,同时于1959年3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的总结讲话被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题为《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他西北协作区的讲话被整理收入《陈云文集》,题为《基本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直至今天,陈云关于基本建设的真知灼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人深思。

总之,陈云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抓全国基本建设的,也是作为反“冒进”的受批评者担任基建委主任的,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整个氛围,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然而,陈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他力求能把工作做得符合实际,反对单纯图快而主观蛮干,并在“大跃进”中发出很清醒的声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