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十七条罪状2

文章引用了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官员艾里森的话，来评价丘得斯法官：“他需要有所罗门的智慧，这个案子抓住了人们的心，媒体当然也深有感受，他是由田纳西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亲自挑选出来处理这个棘手案子的，可见他多么受人尊重。案子审理了这么久，每天都是从上午九点审到晚上十点以后，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丘得斯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记录了180页笔记，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一直很平和，对律师对证人都很有耐心，从没高声说话，更不会咄咄逼人。”一个熟悉丘得斯的律师说，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法官，一个有感情的父亲。而丘得斯的一个法官同事则表示，他人品极好，不贪赃枉法，肯定会做出公正的诚实的判决。

确实，在孟菲斯，我们耳闻目睹的，都是对丘得斯法官的赞美之声，从没有听见半句有关他的八卦或绯闻。一个完全可以在蜡像馆塑一尊蜡像供人们景仰的人物，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还有什么怀疑呢？煮熟的鸭子难道还会飞吗？所以，贺绍强叮嘱我：“妹妹，你去联系一家餐馆，准备一下，12日只要丘得斯法官宣布我们赢了，我们就来个开怀畅饮，好好庆祝一下。”我告诉他，人家蔡金良、潘太太早已经联系好了餐馆，而且还是免费无偿提供给我们的。他听到这消息，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非常赞同贺绍强的想法。其实，在我心里把感谢放在第一位的当然是我们的律师大卫和瑞奇先生，还有蔡金良、岳东晓、张征夫妇和黄净等人。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几欲放弃的时候，是他们推着我们走，拉着我们跑，还一直在我们耳边鼓励我们：“千万别放弃。”这样，我们的官司才有了圆满的结局，一杯薄酒虽不成敬意，但我们感谢的千言万语，恰恰就融入在那薄酒里面。

九天加班加点的庭审，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自然就引来社会民众的围观。对于这么一个拖了好几年，换就好几任法官的儿童案，岳东晓说，这个案子很简单，就是一个“有”和“无”的遗弃的问题，而民众看法还要删繁就简，就是“有借有还”的问题。

庭内庭外，胜利的砝码都重重地加在了我们这一边。特别是4月11日，即宣布判决结果的前夕，《今日美国》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冲突是一场痛苦的抚养权战斗的中心》，里面谈到了安娜的近况，谈到了贝克设下陷阱的伎俩，甚至还谈到少数激进的中国人，称贝克是宗教狂。文章说，贝克太太称对那些指责的东西已经麻木了，而贝克先生则说，一旦安娜离去，犹如他的心肝被人摘去了一样，他可能彻夜失眠，那种痛苦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

贝克先生又说错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因为我们这几年，都是处在失去心肝一样的煎熬中。所以，在读过《今日美国》的文章后，我们并没有一场白刃战后获胜的狂喜，相反，我们都陷入了沉思。安娜的离去，肯定对贝克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一直视安娜为己出，有无尽的舐犊之情。这一切，我们不仅看在眼里，更是记在心里，但安娜回到父母身边，也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我们在心里反而安慰起贝克夫妇来，你们也有四个小孩，用我们坊间的话说，也是不愁柴烧的人了，你们肯定会其乐融融的，但你们的恩惠，我们不会忘记，安娜更不会忘记。

果然如此，安娜及她的弟弟妹妹，于2011年和2012年两年的暑假，远渡重洋，去美国看望贝克夫妇，这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4月12日这天，孟菲斯也起了个早，当一抹朝霞刚刚映红了天际的时候，鸟儿们已经开始齐唱悦耳的晨曲了，随着一阵清风，淡淡的花香，已经在整座城市中飘逸。这时，我刚出门，就听见一只乌鸦在聒噪，好像是冲着我来的，我心里一下涌出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我又在心里自我安慰，这次不会是真的吧。

开一个小型庆祝会，原本是贺绍强的主意，然而安娜基金会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在离法庭不远处一个叫“好运来”的酒店，租了一个二楼的包房，而媒体则在楼下的大厅等待。包房里香槟还有水果，点心都准备好了，电视机开着，音乐放着，朋友们都陆续来了，一进门就和我们热烈拥抱，又是祝贺又是问好，一屋里的欢歌笑语，让喜悦之情在不断地发酵。

贺绍强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我耳语了几句，我根本就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时，他已经站在了房间中间，用力地拍了三个巴掌，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后他高声地向大家宣布：“我和太太结婚时，没有举行婚礼，今天就借女儿回家的大喜日子，我们干脆补办一个婚礼。”

贺绍强的话刚说完，下面便响起了掌声和喝彩声，因为来的大多是华人，知道婚礼的程序，便说：“好啊，这里有酒，有糖果点心，正好补办一个婚礼。”有的说：“你们这叫李双双式爱情，先结婚后恋爱。”有的则取笑贺绍强：“你小子的算盘真精啊，不用再掏腰包请客，这叫毕其功于一役。”

贺绍强的话，让我感到很突然，但也感到很温馨，补办一个婚礼又何尝不可呢？作为一个女人，在中国在美国，我都没有披上婚纱，没有戴一枚婚戒，喝一杯交杯酒。此刻，只要有老公的吻，有朋友的祝福，足矣。我几乎又重回到少女时代，脸红了，心跳了。

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句：“大家静静，正常的电视节目中断，要播突发新闻。”

一听这话，我突然想到出门时乌鸦的叫声，我的心跳频率加快了，一种不祥之兆让我浑身乏力。在美国，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插播突发新闻，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不是火灾，就是地震，要么就是校园枪击案。

真的，不幸被我言中了。电视屏幕上，在一片暗蓝色的背景下，那位金发碧眼的女主播，带着困惑的表情说：“孟菲斯衡平法庭，法官丘得斯就安娜案做出判决，剥夺贺绍强、罗秦的父母权。”

一下子，刚才还喜气洋洋的屋里，像突然遭遇了雪崩，刹那间人们被埋在了冰之下。大家惊呆了，我和贺绍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感觉我被什么东西击了下，全身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几乎都不能呼吸了，疼痛慢慢散开，一会又收拢来。我头脑一片空白，我感觉快失去知觉要昏倒了，我赶紧用右手去掐住我左手的虎口，尽量不让自己倒下去。还是蔡金良有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站在贺绍强刚才站的那个位置上，声音沉稳，但不失穿透力地说：“贺绍强，罗秦，看看，这就是美国的司法体制，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坚持，坚持，再坚持！”说完，蔡金良又煽情地补充了一句：“大家说是不是？”大家齐声回答：“是！”一个“是”字，带着无限的真情，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像一个被人欺负了的小女孩，在亲人们的面前伤伤心心地大哭起来。

大卫律师和瑞奇律师也从法庭赶过来了，他们两人觉得法官的做法太不可思议了。判决应该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而不是先告诉媒体。他们看见我哭得很伤心，也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我。大卫只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嘴里喃喃有词：“怎么会这样？一定是法官搞错了。”

但现实就摆在面前，我们被剥夺了父母权。

电视媒体真像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判决本身就像一把匕首，在我们身上割开了一条伤口，鲜血汩汩地流着，但它还嫌我们疼得不够狠，还在我们伤口上撒一把盐。电视画面里，贝克太太满脸红光，扭动着胖胖的身躯，向朋友们挥手致意，而贝克先生对着电视特写镜头，竖着大拇指，说：“谢谢帕瑞习先生，谢谢丘得斯法官，法庭做了正确的判决。”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以前那位从来都是认真听人讲话，从不高声说话，也从不打断别人说话的气质高雅的法官，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赤膊上阵了。按照法律程序，丘得斯法官签字的判决书，应先交给我们的律师大卫，再由他直接给我们。因为这个案子的全部文件都是保密的，田纳西州法律规定，恶意公布有关法律文件是一项重罪。

但靠吃法律这碗饭，浪迹江湖二十多年的丘得斯法官，居然直接将判决的电子文本交给NBC电视台，让一篇对我们全盘否定的檄文转瞬间传遍全世界。一直支持我们的李海航博士，看完丘得斯法官的判决后，生动地评价两个字“骂街”，蔡金良冷静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岳东晓热血沸腾地说：“邪恶如此强大，世间黑白颠倒，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它翻过来，我们现在不再有任何幻想，有的是战斗到最后的决心。”

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贺绍强，没有看完丘得斯的判决书，没有看完用行话来说，就是不忍卒读。丘得斯的判决书，满纸的谎言，满纸邪恶的偏激之词，贺绍强哪里有勇气将它读完哩？

贺绍强告诉我，丘得斯法官穿着黑色法袍，正襟危坐的样子，让他突然想到了魔术师，魔术师就有这样的本事，转瞬间，能把一只白兔变成一只黑兔。丘得斯法官也有这样的本事。我告诉贺绍强，其实，我想到的是川剧中的变脸，丘得斯法官本来还是千般儒雅的一介书生，一转身，就变成了青面獠牙的阴曹判官，丘得斯法官就是这样的角色。

特别说，地域文化还真具有传承性，当年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作为家乡人的岳东晓，也传承了这种潜质。安娜案件判决的第二天，岳东晓就站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下了一万余字的文章，《对罗伯特·丘得斯的判决的评价》，并发给媒体和相关人士。

文章针对丘得斯对我们列举出来的十七条“罪状”，一一进行了驳斥。我发现，在这两篇文章中，岳东晓博士一反他以往行文犀利，壮怀激烈的风格，而是行文如水，波澜不惊，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而是用反诘的方法，既然你丘得斯把铃铛系在老虎的脖子上了，我就看你如何再把它解下来。比如，丘得斯说我们是未领结婚证就生下了安娜，岳东晓的文章说，美国有40％的女性，在少年阶段就怀孕，美国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非婚生的，你丘得斯为什么不进行谴责呢？你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是什么哩？比如丘得斯说贺绍强不诚实，是因为他会上网，英语好，精通计算机，岳东晓说，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拿了美国硕士的中国人，买一台计算机，八竿子也和不诚实打不到一起，难道你要贺绍强拖着一条长辫子，夹着一把算盘来孟菲斯，你才心理平衡？还有罗秦在法庭上，回答问题时说了两句英语，试问一个来美国六年之久的年轻女性，能说几句英语，怎么也被扣上不诚实的帽子？特别是说罗秦在法庭上，谈到孩子时，便大声哭泣，是在精心演戏。丘得斯法官，你实际给罗秦穿上了一双“二难推理”的鞋子，罗秦哭，你说她在精心演戏；罗秦不哭，你肯定会说，没有母爱，意在遗弃。法官大人，你能否给罗秦指出第三条路来？

岳东晓还在文章中说，按照丘得斯对贺绍强夫妇的道德标准，99％的美国人都不能达到，包括总统克林顿、布什等人。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丘得斯法官一种极端憎恶心理的发泄。

文章升高了一个调子，说判决还攻击中国的国家政策，假以两国的文化差异、物质条件的优劣说事，严重地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对这个孟菲斯法官的无理和放肆，必须严正地加以斥责。

最后，岳东晓的檄文真情地说：“换成其他人，贺绍强夫妇早已带上一双金童玉女，远走他乡，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他们选择了留下来，对骨肉的爱，对正义和公理的追求，将成为他们未来人生的艰苦历程和悲壮旋律。但即使他们像夸父逐日那样，被晒死，被渴死，我们也会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是在追求温暖，追求光明。”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们的官司又输了，而且是输得淋漓尽致，输得来只剩内衣。丘得斯法官在判决书中，给我和贺绍强罗列出来的，白纸黑字的“罪状”，居然有十七条，如果再加上一条，足以将我们两口子打入“十八层地狱”。若这份判决书，是出自阿里森法官之手，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觉得很自然，犹如狗咬人一样自然。因为阿里森法官，自接手安娜案后，便与贝克的律师帕瑞习穿一条裤子，坐一条板凳，沆瀣一气，这是阿里森的可恨之处。其实，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他一上台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至少让我们有所提防。

而丘得斯法官这样的判决，我们就觉得不自然了，就像人咬了狗一样的不自然。因为，在孟菲斯这座城市里，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对他的评价是高度的一致，是一位非常完美的人，用我们家乡话来说，他就是一个“除了肚脐眼，连疙疤都没有”的人。所以，我前面评价他说，他虽然不能像美国国父华盛顿一样到处塑铜像，但他至少可以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里塑一尊蜡像，供民众瞻仰。

丘得斯法官的判决书，在社会上传播开以后，孟菲斯的舆论，立即分成了两派，一派叫“挺丘派”，是支持丘得斯的判决的，另一派叫“挺贺派”，是支持我们的，认为判决完全是一个冤案。“挺丘派”如果排除他们对我们贺家有深仇大恨的话，他们挺丘得斯法官的心理基础大概就是逻辑学上的“三段论”：因为丘得斯断案一直是正确的，安娜案是由丘得斯决断的，所以安娜案也是正确的。古语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性骚扰案虽然疑罪从无，但永远也与你贺绍强脱不了干系。既然你有了案底，我们只能对你低看一眼，所以有人认为，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输赢，只想把官司打下去，打官司成了我们敛财的手段，我们完全沦为了水浒中那个牛二式的刁民和讼棍。

《青年参考》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夫妇因说谎痛失监护权，女儿由养父母抚养》的文章，文章说：“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贺家贫穷，生活状况不稳定，而且屡出事端，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好，怎么为人父母？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李琨教授，在美国生活多年，她看了此案的来龙去脉，对判决一点也不吃掠，她说，这不是特例，很正常。美国人对争夺孩子的判决，出发点就是，是否符合孩子的利益。美国人的确会考虑个人的经济状况，犯罪记录，精神表现等。”

“挺贺派”当然也大有人在，12日法庭判决的当天，中国大使馆就派出周倩等两位官员，旁听了判决的全过程。三天后，即5月15日，中国驻美大使馆李瑞佑参赞兼总领事，就贺绍强夫妇父母权和安娜案判决结果发表谈话：“对田纳西法院5月12日关于贺绍强父母权和安娜抚养权一案的判决，感到失望，并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已经注意到，贺家将提出上诉，中国驻美大使馆将继续对此案给予高度关注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李参赞的谈话就这么几句，而且都是中性语言和外交辞令，但我们听起来都特别地震撼，因为这是娘家人的声音，说明我们的身后站着十三亿娘家人，这就为我们选择上诉，增强了活力和底气。

作为贺绍强家乡媒体，《潇湘晨报》5月14日便通过越洋电话，对贺绍强进行了采访报道，拟出了重点提纲：一、贺绍强，湖南人，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二、湖南市民强烈谴责美国人太霸道了；三、爷爷奶奶说，这个孙女我们还没见过；四、兄弟姐妹：我们坚决支持贺绍强；五、母校：我们能做点什么？六、贺绍强：官司胜利马上举家回国。《潇湘晨报》然后继续刊登文章，澄清了事实真相，让父老乡亲知道，我们并没有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

看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并非梁山好汉的专利，而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一个道德规则。被誉为“孟菲斯最牛法官”丘得斯的枉法，不仅引起了我们中国同胞和中文媒体的伐挞，老外们也看不下去了，也来了个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父母没有被骗——抚养权案法官判决》，文章相当准确地回顾了案情，并抓住了法官的判决要点：“贺家只是为了逃避被递解出境，才去要回抚养权，这是法官臆想出来的臆断。”5月14日英文报纸《中南商报》发表了一篇颇有分量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安娜案需要快速解决方案》，文章说，无论罗伯特·丘得斯如何判决，总让人伤心。文章分析说，法庭造成的拖延，使贝克与安娜建立了更加牢固的纽带，但她的父母仍然决心将她带回身边，从安娜的最佳利益出发，这个案子应该尽快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应该上诉。

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丘得斯法官的指责，并没有引起他的恐慌，因为他清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司法体系，媒体再怎么刮起风暴，让沙尘暴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他受的仅仅是皮外伤，决不可能对他伤筋动骨。然而，如果是能看出门道的内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内行一眼就能看穿，你违反了哪些法律条文，内行的话语权，将大大会使他在司法圈内的威望和信誉度减分。

丘得斯法官的判决公布后，全美亚裔律师协会的执行主席王德，对判决书中粗暴的语言和对贺家人格的践踏，非常反感，他愠怒地说：“我们非常关切，判决似乎很偏颇，而且判决的调子令人吃惊，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个案子的上诉。”孟菲斯当地的法律服务委员会主任也说，他对此案判决感到震惊，一个全世界关注的案子，竟判得如此糊涂。同行的责备，让丘得斯坐不住了。5月14日，出乎大家的意料，丘得斯法官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安娜案是他二十年来遇到的最困难的案子，他阅读了上万页文件，一个判决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一个判决绝不能带有偏见、成见和同情心，法律无情云云。

声明的文风又恢复了丘得斯法官一贯的风格，严谨，文雅，甚至还有几分谦恭，比起那份刻薄，粗暴，甚至英语中不带脏字的骂人的话都用上的判决书，谁也不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丘得斯还真有点像英国的足球流氓，走进球场时，流气十足，寻衅滋事，而走出球场后，又西装革履，相互问候，彬彬有礼。

如果丘得斯判决后，不管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做一个缩头乌龟，不理不睬，我们一时还拿他真没办法。没想到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的人，居然沉不住气了，急匆匆地跳将出来，发表了一纸声明，声明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从狂躁中冷静下来后，知道他的判决漏洞百出，也说明他的心理防线裂开了一条口子，这正好给我们的反击提供了契机。

舆论继续着对丘得斯的讨伐，一点也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比如创刊于1841年，获过普利策奖，在美国中南部几个州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英文报纸《中南商报》就在一天之内，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尤其是第三篇文章，是由老记者雪莉采访各路法律专家后写成的文章，题目为：《法律专家对判决表示尊重，也表示震惊》。

文章说许多律师对丘得斯法官过去的表现非常敬佩，而对这次表现却“惊骇”，“目瞪口呆”，“震惊”等等。芝加哥的法学教授史蒂夫·罗伯特是司法伦理方面的专家，他对丘得斯判定贺家故意遗弃表示简直不可想象，他说丘得斯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都在含沙射影地攻击贺氏夫妇，而且没有任何依据。罗伯特在愤怒之后，气突然消了一半，他认为，全美国可以充当教材的正面案例比比皆是，而可以充当反面教材的案例却寥寥无几。此案例百分之百地，可以充当他教学课堂上的反面教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之前，蔡金良、黄净以及我们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安娜基金会”，来为我们筹款。但贝克视基金会为洪水猛兽，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来为我们提供“军需”，来与他血战到底。所以，他向丘得斯法官要求冻结基金会。丘得斯法官早就与贝克坐在一条船上了，对于贝克的要求，焉有不同意之理？立即下令，冻结“安娜基金会”，理由是，既然叫“安娜基金会”，所以筹得的款项，一律归安娜和养父母贝克家。

“安娜基金会”关张了，而另一个基金会却开张了。2004年5月24日，在蔡金良等人的倡导下，孟菲斯的华人成立了“贺家团聚基金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蔡金良说：“你不准使用‘安娜’二字，我们就用‘贺家’二字。不过，堂堂正正的法官，在这些事情上斗心眼，实在是很掉价。”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