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色故事（第一辑） | 贺龙：不拘一格聚贤才

“听说你原来的名字不叫蒋医民？”

“我看不惯国民党当官的，开了诊所以后，就把原来的名字蒋俊儒改成蒋医民了，要为民治病。”

“共产党、解放军的官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他们都是群众的一员呢！”

经过一番动员，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的蒋医民最终来到了第七军医大学（本文简称“七军医大”）工作，而成功对他进行动员的人则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1950年秋，西南军区部队中伤病员大量增加。在此情况下，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创建第七军医大学，即第三军医大学的前身。

创建军医大学，光有校舍可不行，还得有一批高质量的医学专业人才。因此，就在校舍兴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当时，重庆、成都两地算得上是人才济济，而且有真才实学、医术高超者确实不少，许多人开着私人诊所，但他们对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甚了解，对到七军医大工作犹豫不决。

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叫蒋俊儒，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上海医学院也曾慕名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随中央医院内迁重庆，此后就留在了重庆，并改名为蒋医民，开了一个“蒋医民诊所”。有段时间，贺龙的眼睛常常无法控制地流泪，但一时又查不出病因，便派人慕名去请蒋医民。蒋医民听说是给西南军区司令员看病，心里有点犯怵。然而当贺龙亲自出门相迎并热情奉茶后，蒋医民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官员作风。他为贺龙检查后，对贺龙身边的人说需要动个小手术，但他怕贺龙痛起来会发脾气。贺龙听到后笑着说：“治眼不就是捅那么一下嘛！还能比子弹厉害吗？一个军人身上不钻几个枪眼儿都不算军人。”听完贺龙的话，蒋医民的顾虑即刻消失，贺龙的眼病手术也顺利完成。后来在贺龙的真诚邀请和动员下，蒋医民加入了七军医大。

当年，“咸临诊所”主治医生宁誉，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留学德国后归国，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在全国医学界名望很高，被誉为第一流的皮肤科专家。贺龙得知后立即让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和李幼轩登门拜访，动员宁誉到七军医大工作。宁誉提了三点要求：一是不参加军队正在搞的“三反”运动的政治学习；二是希望学校能分配一栋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就希望上下班有车接送；三是希望每天供应他一磅牛奶。贺龙听后，握着烟斗的手一抬说道：“我们在搞‘三反’运动，他不参加也不必强求，可以把书和学习材料发给他，由他自愿好了。房子和汽车，人家自己原来就有的，到七军医大来，当然要给人家解决。牛奶，现在重庆供应困难，但你们七军医大要想法子保证供应。薪金，他要多少给多少，就等于我们把他的诊所包下来，包他一辈子。”后经贺龙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楼房。竣工之前，贺龙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下课，薪金为每月364万元（旧币）。此外，学校还派专人照顾他。宁誉全家很是感动，到七军医大就职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了。

此外，在延揽人才方面，贺龙还强调充分发挥原国民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医疗专长。原国民党四川省卫生处处长董秉奇，1924年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毕业，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的两家医院进修，他还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被誉为当时“中国外科第一把刀”。国民党政府撤离成都时，派人送给他一封带有3个“X”的紧急信件和飞机票，要他赶快去台湾，但他没去。贺龙听说后，吩咐相关人员立即接董秉奇到重庆，请他对七军医大的创建出主意。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有些人一听说董秉奇是从美国回来的，历史情况很复杂，就有意见：“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贺龙对这些人说：“建设国家需要人才嘛，不能靠咱们山沟里那一套了，要发挥别人一技之长。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眼睛要解放，不要只看到鼻子尖，要看远些！”“董秉奇不去台湾，愿意为新中国服务，就应该竭诚欢迎。”当贺龙迁往重庆办公时，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祁开仁等把董秉奇带到重庆，安排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当顾问。七军医大成立时，经贺龙提议，任命董秉奇为第一副校长，同时给董秉奇派了一名警卫员，配备一辆专车，送给他一支银色美制象牙柄左轮手枪。贺龙还几次登门看望他，勉励他努力改造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新中国多培养一些外科人才。

贺龙对七军医大的人才队伍百般爱护，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格外关心，几乎同每一位教授都谈过话。他诚恳地对这些教授说：“你们要敞开思想，对教学和其他工作有什么意见，随便讲，我们随时改进。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咱们尽量解决。”为了让教授们更加安心工作，根据贺龙的指示，七军医大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盖了一些两层高的教授楼，解决了教授们的住房问题。贺龙还特别叮嘱七军医大为教授们多买些图书和参考资料，并设法买些外文书籍。此外，为使七军医大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安心工作，贺龙还指示，西南军区有关部门开办的八一小学和人民小学，要接收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子女入学，接受良好教育。贺龙经常对七军医大的校领导说：“你们对待教授，政治上要从严，生活待遇要从宽。在政治上从严是要知道人家经常在想些什么，要从思想上和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逢年过节，你们要宴请教授和技术人员，而且要丰盛；学校开会，要请教授们坐第一排；看戏、看电影，要给教授们发最好的票，带夫人一起去看。不要看这是小事，这其实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让他们留恋这里，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第七军医大学运动会（陆军军医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教授们的思想觉悟也都很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高的要求。他们说：“贺老总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算收入比开业少些，我们也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由于贺龙对知识分子和人才的特别尊重和关照，使得许多起初不愿意穿军装、不愿在重庆工作的教授，最后都主动要求穿军装，留在了重庆。还有许多教授如赵东海、蒋医民、王世闻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军医大学也成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优秀典型。

【点评】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四句话的人才观：“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也正是贺龙元帅对待人才的真实写照。今天，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像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供稿：俞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