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最后的斗争

既然宣战的时间都定了，剩下的事就是赶紧作战前准备。

在中国打官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法庭之友文件”。在美国，“法庭之友文件”，却有着渊源的历史。何为法庭之友文件？简单地说吧，就是甲乙双方打官司，丙觉得这场官司与他的利益有关，他就可以向法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就叫“法庭之友文件”。打个比方吧，张三李四在阅览室里，为一个问题争吵起来。王五走过来对二人说：“先生，对不起，你们的争吵影响了我的阅读。”王五的这句话就相当于法庭之友文件。

岳东晓的法庭之友文件一共五十七页，符合法庭不超过七十页的限制，而且按照法庭要求，其文件必须是绿色封面，岳东晓在绿色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中国公民岳东晓博士的法庭之友文件。本来按照惯例，法庭之友文件，只寄给相关的人士，如大法官、双方律师等。哪知，有个维护儿童权利的网站收到文件后，立刻照登出来，这个网站还评论说：“这份文件是爆炸性的，一剑封喉，就看最高法庭怎样接招了。”

打官司不是搞派对，我们是绞尽脑汁，做好充分准备的。我们的战前准备，是三套马车，并驾齐驱。自古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驾马车之一，自然是我这个“粮草官”的事。

在我的印象中，美国人的性格十分洒脱简要，然而，一旦走进法庭，美国人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钟爱上了啰唆。比如，上诉法庭给我们的判决书吧，若是在我们国家，最多几页纸，这倒不是为了节约公办经费，法院不是属于国家机关吗？花的是国库的钱，国库的钱有的是，绝不会为区区办公费而小气。关键是，判决就是判决，只需要那么几句话，多的话岂不成了画蛇添足？

美国法庭则不然，上诉法庭给我们的判决，竟然多达一百一十四页。不要说研读，就是看一遍，也翻得你手发软。所以，衡平法庭的庭审资料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就见怪不怪了。问题是，我们必须入乡随俗，法庭喜欢冗长文件，我们就必须准备冗长文件，不管有用的无用的，都来个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为啥我们凡是与案件有点瓜葛的资料都要准备呢？美国的法庭还有条规定，凡是你认为需要的文件，都须按照法庭规定时间提前上交法庭，如果逾期了，哪怕是联合国秘书长出具的证词，也照样视为无效。所以，我们必须宽打窄用，需要复印大量的文件和光盘。

还好，美国专门有从事这项业务的店。我在孟菲斯一条背街，找到这么一家小店，老板是位墨西哥裔女人，帮工是位潇洒的小青年，当复印完后准备结账时，女老板说：“一共三十美元。”我将钱递了过去，老板没有伸手来接，她看了看我们在法庭上的照片，说：“你就是安娜的母亲？”我点点头，女老板说：“我不收你的钱了，算我对你表示一点敬意，祝你好运。”捧着那厚厚的一摞资料，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套马车由岳东晓驾驶，他向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法庭之友文件。

第三套马车至关重要，当然非大卫律师和瑞奇律师莫属了，而大卫得知要上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消息后，既紧张又兴奋，两晚上都睡不着觉。

大卫律师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能在州最高法院上，面对五位赫赫有名的大法官，对于一个普通律师来说，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有的律师可能一生中都没有这个机会。比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全州注册律师有二十余万，而每年加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子仅一百余件，律师遇上的概率，简直比中彩票大奖还小。所以，一个律师，如果能上最高法院打一次官司，他就有了炫耀的资本，如果他打赢了一场官司，他就犹如司法界突然升起的一颗新星，熠熠星光，闪耀于天庭。

为了应对大法官可能提出的问题，我们设计了若干个预案，让大卫律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了预演，他付出的心血，比我和贺绍强上衡平法庭前的预演肯定要多得多。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篇课文：“九月里，秋风凉，棉花白，稻子黄，摘了棉花收了稻，家家户户喜洋洋。”一年风调雨顺，洒下的汗水有了回报，人们当然会喜洋洋，所以，人们将九、十月称为金色的季节，收获的季节。

我们的官司，正好在这个金色的季节开庭，我们五个年头的艰辛，抛洒出的一腔心血，是否能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酿造出一纸胜利的判决，回报于我们？

我天天都这么想，但又觉得这么想并不踏实，仅仅是一种奢望，所以，我就情不自禁地低头吟起《国际歌》中的两句歌词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开始，贺绍强给我开玩笑：“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你也信仰共产主义？”久了，贺绍强心中有点不快，责怪我：“这怎么是最后的斗争？退一步说，即使在州最高法院输了官司，我们还可以打到美国联邦法院去。”我乜了他一眼问：“有可能吗？”贺绍强说：“怎么没有可能，理论上说，绝对有可能。”我忍不住笑了说：“尊敬的贺教授，请你不要在书斋中说理论，回到现实中来好不好？理论上说人的寿命，可以活到两百岁，你活给我看看？还有中国足球，专家都说，理论说中国足球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结果呢，冲出了通州，走到了广州就刹车了。”

贺绍强无语了，我的笑容也凝固了，心里升腾起丝丝凉意。

事实上，将州最高法院这次庭审看成是“最后的斗争”的，绝非只有我这个不怕辣辣不怕的重庆女人，安娜案子的参与者与支持者，都厉兵秣马，做着“最后的斗争”的准备。

10月3日清晨，孟菲斯还在酣睡，我请邻居一位白人老太太来家照看两个小孩。我们事先就约好在一个地方集合，由蔡金良头天晚上租好一辆可以装十几人的中巴车，由蔡金良亲自开车，我们就这样在晨曦中上路了，直奔田纳西州的首府纳西维尔。

从孟菲斯到纳西维尔，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其实，论城市的规模，纳西维尔比孟菲斯要小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孟菲斯不是田纳西州的首府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纳西维尔有所大学，知名度和实力都比孟菲斯高出一截，城市的大学就是城市的名片，大学的知名度自然就带动了城市的知名度，这所大学就是田纳西州立大学。

另外，比田纳西州立大学知名度还要高得多的是它的乡村音乐。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这里的蓝领阶层，为了摆脱孤独的打工生活，向往温暖安宁的田园生活，于是就创立了伤感而朴实的乡村音乐。后来，乡村音乐迅速蹿红，不仅唱遍了全美国，也风靡全球，因此，纳西维尔被誉为“乡村音乐的圣地”。就凭这两个知名度，纳西维尔成为田纳西州的首府，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早晨8点多的时候，我们一行十几人到达了纳西维尔，同行者有张太太和她的丈夫，潘太太以及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父母，还有一位我都忘记他的姓名的白人，自从我们在衡平法庭打官司，他就出现在我们的阵营里，还有中国大使馆的两位官员和从加州赶过来的岳东晓。

由于早晨忙于赶路，大家都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趁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开始用早餐了。说是用早餐，未免正规了点，因为一般的早餐，至少有牛奶、鸡蛋、面包、果酱之类的东西，而我们的早餐，每人一个三明治，一瓶矿泉水，饭量大的，恐怕只能吃个半饱了。

三明治是我亲手做的，除了吐司、鸡蛋、青菜外，我还来了点创新。我在重庆的时候，不是跟着杨姐学过几天厨艺吗？我就用做炸酱面的方法，做出了肉末炸酱，夹在三明治当中，丰富了三明治的味道，一下子使三明治的香气四溢。大家一口矿泉水，一口三明治，边吃边赞不绝口：“罗秦，等官司完结后，你再做一次三明治，让我们吃个够。”我说：“不，三明治的技术含量不高，等官司结束后，我做一桌地地道道的重庆火锅，保证辣得你们流眼泪，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筷子。”

大家都笑了，我却没有笑，提到“官司”二字，我心里总是掠过一丝寒意。

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大楼，不算巍峨，但很稳重，四周由大理石垒成，俨如一座城堡，让人相信，即使这里天天刮龙卷风，也不能动它一根毫毛。

我们一行人，沿着宽阔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此刻，电视台的摄像机，正跟拍着我们，我们昂首挺胸，步履坚定地走向最高法院的大门，那气势，有点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北军官兵义无反顾，用血肉之躯去迎接南军的炮火的场景。

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时，贺绍强突然对我说：“罗秦你说得对，这是最后的斗争。”我望着他，轻轻一笑，说：“还有两句，团结起来到明天，明天，英特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这次笑是真心的，因为，我希望我的丈夫，在这场“最后的斗争”中，也能像大义凛然的北军一样，为了正义和人权，不惧马革裹尸还。

对一名律师而言，能够跨进最高法院的大门，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因而，来到最高法院，他们就像来到了耶路撒冷，怀揣着一颗虔诚的朝圣之心。律师是这样，对于一般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就拿我们来说吧，不是贝克与法官合谋制造了这起安娜案，我们一辈子也不知道最高法院的门，到底是朝东还是朝西开。所以，大家抓住开庭前的时间，纷纷在最高法院大厅里合影留念。

此刻，又有一些人员陆续走进了大厅，有贝克夫妇和他的律师，但他们那边几乎没有支持者，只有他的两三个亲戚。人真是有一种心灵感应，陆续走进大厅的人员，并没有任何人的安排，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自己的阵营，我们的人站在大厅的东侧，贝克的人站在大厅的西侧，中间留出了很宽的一条通道，姑且视为楚河汉界吧。

突然，有人轻轻拍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像一尊铁塔似的屹立在我的身边，他对我微微一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他竖着大拇指，对我说：“贺太太，你是好样的，上帝会保佑你。”

此人叫格雷，是当地一名牧师，他身高体壮，比起一般的黑人来，他的五官非常匀称。他前额宽阔，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直挺，嘴唇上还蓄着优雅的胡子。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他全身洋溢着男人的魅力，他又很幽默，我觉得他像一位父亲，像一座山，能为你遮风挡雨，有他在身边，自己就有一种安全感。

格雷不仅仪表堂堂，而且他还有颗正义仁慈之心。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彩虹”组织的成员，一位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有一次，一位黑人小孩因玩仿真枪，被警察射杀后，他组织群众示威游行，为无辜罹难的黑人孩子伸张正义，让他幼小的灵魂，在天堂里得到安息。贺绍强被“红太阳”解雇后，又是他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安排贺绍强去他的教会打工。时至今日，我只要一哼起刘欢的那两句歌词：“每一次无眠，你都浮现，每一次危难，你都相援。”我就会想起他来，因为，我心灵那本记事册中，已经永远地镌刻下了他的名字：格雷。

趁大家都在法庭大厅等候的时候，潘太太开始散发我们的资料了。

潘太太是台湾人，虽然年纪已过了不惑之年，但热情奔放，精力旺盛，完全像个大三的学生。那天她蓄着齐耳的短发，穿一套印花筒裙，乍一看，有点像高山族的土著人。

潘太太发资料的原则是，“上山打鸟，见者有份”。她把资料递到每一个人的手上，然后说声“谢谢”，并赠予一个微笑。

当她把资料递给一位气宇轩昂的白人时，白人拒绝了，那人说：“对不起，我不是贺先生的律师，而是贝克的律师。”潘太太一听，先是一怔，然后将脚轻轻地一跺，满脸惊喜：“哎呀，看看，我有眼不识金镶玉，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帕瑞习律师？”帕瑞习点点头。潘太太接着说：“那就更应该看看这份资料了。”帕瑞习律师双手一摊，耸耸肩，问：“为什么？”潘太太笑着说：“现在美国的精英们，都在读中国《孙子兵法》，其中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看看我们的资料，了解了我们的情况，肯定能帮贝克打赢官司。”帕瑞习觉得潘太太言之有理，顺手接过了那叠资料。

这一幕都被我看在眼里，后来，我悄悄地问潘太太：“你不认识帕瑞习律师？”潘太太说：“我怎么会不认识？他胸前的那条红领带就是他的招牌。但我也曾想过，帕瑞习犹如一河水，如果用它来灌溉庄稼，它就恩泽四方；如果用它来淹没庄稼，它就是万民的罪人。安娜案的结局，也许会让他一蹶不振，也许会毁掉他的一世英名。”潘太太说完，一声叹息，我有点惊讶了，我没料到的是，平时嫉恶如仇的潘太太，此时，竟显现出一个中国女人，如此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

待我们走进法庭坐下来后，法庭书记员向我们宣读了法庭的规矩，书记员突然大喊了一声“全体起立！”我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向法庭前方的侧门行着注目礼，五位大法官穿着黑色法袍，鱼贯而入，在高高的法桌前，一字儿坐定。

口头辩论开始了，先是由上诉方——我们的律师大卫发言。法庭里很安静，安静得来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因为大卫知道，自己的职业前途都在此一举，所以做足了功课。他站得笔挺，神情却泰然，当他“尊敬的法官大人”一出口，我就知道今天有戏了。

果不其然，大卫无论是阐述，还是批驳，都是那么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开始他的语述还很慢，后来越来越快，最后，像排山倒海的多米诺骨牌，一泻到底，一气呵成。我内心在为大卫的成功叫好，为他的成功而喜悦。老实说，后来两家律师相互辩论，以及五位大法官的提问，我都没有注意听。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上午刚刚10点50分，庭审就宣布结束，并叫大家迅速退出法庭，因为下一个案子11点要正式开庭。美国法庭审案，也像他们在底特律生产汽车一样，开的是流水线。

刚走出法庭，记者们就围了过来，要采访我们。潘太太立即出面，她对记者说：“请你们稍等一下，我们还有个程序没完成。”她转过身来对我说：“罗秦，我们照个相，留个纪念，以后我们再没有上法庭的机会了。”我问：“你怎么知道？”潘太太说：“凭着女人的第六感官。”于是，我们横排站在第二第三级台阶上，唯独潘太太突出自己，她一个人站在第一级台阶上，双手将标语牌捧在胸前，笑容灿烂地看着镜头，一脸信心满满的神情。

在回孟菲斯的路上，《世界日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潘太太，请她谈谈今天法庭的一些情况。她告诉那位记者，她感觉今天法庭的气氛，好极了，她说我们这次一定会赢。那位记者问她为什么，她说凭一个女人的直觉。

傍晚，岳东晓打来电话，和贺绍强畅谈着今天庭审的情况。夜已经很深了，孟菲斯的秋夜是美丽的，一弯新月挂在天空上，天空是深蓝色的，上面缀着几颗闪烁的星星，整个夜空像童话中的布景，深邃的夜，并没有催生两人的睡意，反而谈兴更浓，真有点当年周亚夫“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遗风。我催了贺绍强好几遍，他都说快了快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就在他的“快了快了”的回答中睡着了。第二天，我端详着自己的丈夫，他老了一头，面容憔悴，才刚刚“奔四”的人，鱼尾纹已经悄悄地爬上了他的眼角。是啊，三个官司，像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漫长的诉讼之路，无形的恫吓势力，整得我们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们没有被压垮，被逼疯，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突然想起我在画报上看到过的一个雕塑作品，一个小红军坐在地上，依偎在一个红军战士的身上，托着下巴，眼睛专注着红军战士；而那位红军，正专注地吹着笛子，雕塑的名字是“艰难岁月”。评论家们不惜赞美之词，说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也同样在艰难岁月中，但贺绍强笑了，而且还笑得很开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革命的乐观主义。

2006年10月15日，我们用信函的形式，向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寄出了洋洋洒洒长达两万余字的“动议”。老实说，动议是长了点，但美国司法界的人几乎都有个怪癖，喜欢长文件，一份判决书，一两百页是常事，所以，我们只有投其所好，干脆在锅里多加两瓢水，将干饭熬成稀粥，让他们慢慢喝。其实，动议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请归还我们的父母权和抚养权。

动议寄出去以后，开始我们还兴奋了两天，后来，我们就平静了，甚至还有点漠然了。因为，我们已经适应美国法院的规矩了，一个控告一个申诉，拖几个月很正常，反而速审速判就不正常了，更何况动议？

我们就像去照了CT的病人，又渴望拿到结果，又怕拿到结果，害怕结果上写着两个字：癌变。

孟菲斯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这是2007年的春天，这个春天来得特别早，好像春姑娘在孟菲斯找了一个情人，急匆匆地赶过来和他相会。于是，花含苞，柳吐絮，这个城市一派春意盎然。

天气宜人，恰好圣约翰儿童医院来电话，我儿子预约的手术可以进行了。这天清早，我和贺绍强带着儿子安迪，前往圣约翰儿童医院，做右耳外沿先天性部分粘连手术。

说到儿子的手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不得不说那句话：“美国，要说爱你不容易。”

儿子是在我们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时怀上的，但是，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后来又因为贺绍强的强奸案，我们每月几乎都去法庭，而每次去法庭，都要经过安检。安迪是在孟菲斯市中心MED医院出生的。安娜是剖腹产，安迪却是我自然分娩生的，我听“大中华”的老板娘温蒂说，小孩要自然生，最好不要打麻药，不然对小孩不好，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自然分娩。由于安迪是男孩，他长得又大，我生起来特别费劲，我生了两个多小时才生下他，而我已精疲力竭，昏昏欲睡。

这时，贺绍强过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一听睡意全无，立刻追问什么事。贺绍强还是吞吞吐吐的，不愿意回答我，我有点急了，贺绍强说：“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儿子生下来，他的耳朵有残疾。”我一听，只觉得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直打哆嗦。贺绍强摇着头，嘟哝着：“怎么会呢，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没有这种遗传疾病。”我早已泪眼蒙眬了，说：“我们家也没有这种遗传病史啊。”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我用产后无力的手拉着贺绍强的手说：“不怪你，也不怪我，都是官司惹的祸。”

贺绍强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忙说：“妹妹，官司当初是由我惹起的，我对不起你，还有孩子。”我摇摇头：“这不是谁对不起谁的问题，这是命，是命我们就只能认了。”

为什么我说是官司惹的祸？因为在美国，杀人的利器枪支是可以买卖的，可以买卖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泛滥，所以，美国到处都有枪击事件。然而，美国人并不长记性，冤魂并没有换来一纸禁枪令，他们最大的努力是加强安检。

所以，进法庭就像坐飞机，要进行严格的安检，生怕谁带着武器进去，刺杀法官大人或者冤家对头。我在美国的几年时间里，进法庭的次数，比进超市的次数还要多，腹中的胎儿，受到辐射的伤害，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医生是个好人，她看见我哭得凄凄切切，便安慰说：“这种缺陷只影响美观，并不影响听力。”我听了心里一热，叫贺绍强把我扶起来，我告诉医生：“把我的耳朵割给儿子，我的头发长，我可以用头发来遮掩。”

这时我看见医生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我想她也许是一位母亲，只有母亲的心灵才是相通的。她告诉我，现在科学很发达，用不着割我的耳朵，她会给我们联系孟菲斯最好的医生，等孩子大了，就去做手术。所以，儿子才如约住进了儿童医院，准备接受手术。

安迪住的是单间病房，设施很齐全，有电视，还有独立的卫生间。白天晚上，家长都可以在此陪伴。

2007年1月23日，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但对于贺绍强和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儿子已经推进了手术室，我们正在房间里等待的时候，贺绍强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大卫律师打来的，贺绍强一听，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我一见贺绍强的样子，心里“咯噔”一声，心想，完了，莫非动议被驳回了？过了几秒钟，贺绍强对着手机，大声吼道：“请你再说一遍。”只见贺绍强嗯嗯两声，说了句：“大卫，谢谢你。”贺绍强的声音，明显地发哽。

突然，贺绍强转过身来，也不怕众目睽睽之下，一把将我抱住，只说了两个字“赢了”。便浑身抽搐着，号啕大哭起来，我也哭成泪人一般。此时此刻，对于贺绍强来说，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而对于我来说，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盼这一天。

我特别佩服记者，他们虽然戴着一顶无冕之王的帽子，却没有王者的架子，只要哪里有新鲜的事件，他们哪怕跋山涉水，也会蜂拥而至。不一会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以及ABC、CBS、NBC、CNN电视台，都赶到儿童医院，一时人头攒动，话筒高擎，闪光灯闪烁着，一时间让儿童医院热闹非凡。

很明显，儿童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又惊又喜。喜的是，全国如此多的知名媒体，都来圣约翰儿童医院，这岂不是给儿童医院打了个免费广告？惊的是，这毕竟不是茶坊酒肆，是医院。所以，他们干脆给我们找了间会议室，我们就在那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午，CNN的记者打来电话，告诉贺绍强，拉瑞·金要现场采访我们。拉瑞·金是全美国最大牌也是身价最高的节目主持人，他的年薪是八百万美金，他采访的都是全美国最具轰动效应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和事，在美国都以能上拉瑞的节目为荣耀。

此时，我们还没想好在哪里接受拉瑞的采访，大卫供职的律师楼老板立马打来电话说，他的律师事务所房间宽大明亮，而且离儿童医院不远，他乐意将他的事务所作为CNN的采访地点。说实话，以前为大卫免费为我们打官司，蹉跎了好几年的岁月，消耗了不少精力，结果犹如种下了一棵无花果树，只开花不结果，老板对大卫颇有微词。而这次老板为何主动提出来，去他那里接受采访呢？原因很简单，无花果终于结果了，对于胜利果实谁不垂涎？大卫是他手下的员工，军功章有大卫的一半，当然就有他的一半。更何况媒体一来蓬荜生辉，一下子提高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度，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的CNN，不管你信不信，确实是实力派选手，当天就在孟菲斯花了十几万租下了一辆卫星转播车，又马上给洛杉矶打去电话，请资深化妆师乘当天最早的班机，赶到孟菲斯来替我们化妆。

下午，化妆师赶到了孟菲斯，化妆师是位白人老太太，个儿高大，满头银丝，脸上爬上了皱纹，但依然难掩昔日的风韵。一月的孟菲斯，寒气袭人，但老太太穿着得体的套裙，她给我化妆前，端详着我，犹如一名画家在下笔前端详模特儿一样，然后，她才动手给我化妆。

化妆师边给我化妆，边对我说：“贺太太，给你化妆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历了这么漫长的艰难岁月，肯定心力交瘁，但你要上镜，面对拉瑞和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观众，所以，我既不能让你雍容华贵，又不能让你满脸憔悴，我要让你既有东方女人的婉约、善良和内涵，还要有东方女人的美丽，不，你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化妆师还真不是在奉承我，因为我在镜子中，似乎找回了我年轻时那个青春靓丽的影子。

采访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最忙的人要数大卫的老板了，他放下了老板的架子，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完全像一名茶楼里的伙计，只差嘴里没有吆喝了。

我们接受CNN采访时，就由贺绍强唱主角，我坐在他身边，觉得非常疲倦，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那种疲倦是长时间积淀的，就像一名长跑运动员，冲过了终点，他不可能因为胜利而精神亢奋，相反，他是因为胜利而筋疲力尽，而瘫倒在地，我差一点在采访中靠在贺绍强身上睡着了。

2007年1月23日，好像是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将我们的生活剪成了两半截。前半截我们原本打算在美国来落脚谋生，当一介安分守己的良民，但命运就是要作弄我们，让我们躺着也中枪。我们也求助过媒体，许多媒体爱理不理。而后半截，一夜间，我们实现了蝶变，由一只丑陋的蝶蛹，转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

采访后，紧接着就是见报、上电视，孟菲斯的电视台，用专题节目的方式，对安娜案子进行了跟踪报道，全美几家大报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同时，还刊登了许多读者或观众来信。报道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公正而深得人心，而读者论评更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贝克的律师有点横眉冷对，口诛笔伐的意思。

有位女读者评论道：“如果贝克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贺家渡过难关，而不是企图拆散贺家，那将是一个神圣的故事，但他们的好心从开始就值得怀疑，无论他们有多爱这个孩子，也不能作为他们偷走她的理由，可耻的孟菲斯司法系统，它蹩脚地失败了。”

一位读者几乎在指着丘得斯的鼻子说：“丘得斯法官可耻。贺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太久了。很高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恢复了法律的尊严。”

一位读者，肯定是在胸前画着十字说：“感谢上帝，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贝克咎由自取。”

一位读者调侃道：“为什么此事发生在贺家身上？对了，他们不是美国人。”

许多美国人为什么都支持我们？我想，恐怕还有孟菲斯历史的原因。一两百年前，孟菲斯就是一个贩卖奴隶的码头，用美元便能将奴隶买走。但现在，贝克想不花一个子，仅用一纸协议，就将一个小女孩掠走，简直比奴隶贩子的心还黑，阴谋变成了路人皆知的阴谋了，摆在桌面上丢人现眼，你教那些口口声声嚷着“人权神圣”的同胞，脸往哪里搁？你教孟菲斯的父老乡亲们，情何以堪？

我说过，2007年1月23日，对于我和贺绍强来说，绝对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安娜案终于尘埃落定，我们赢了，但我们赢了，并不表示安娜可以马上回到我们身边，因为还有一些法律手续要办，孩子回家还需要一个缓冲期。

这期间，我们主要干了两件事。我们几次去超市，买回来一些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并将她的卧室刷成了她最喜欢的天蓝色。还有就是回忆，说来奇怪，按照一般女人的思维，八年的日子，犹如做了一个漫长的噩梦，巴不得早早将它忘掉，谁还愿意去咀嚼那苦涩的往事。

我算是另类，我经常是眼里噙着泪花，一边唱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已经回了家门”，一边回忆着往事，回忆着贺绍强抬头纹中讲述的故事，回忆我早生的华发中隐藏的故事。

其实，文学即人学，故事是因为人的行为而诞生的，与其说是回忆故事，不如说是回忆那些永存于我心中的两个人。他就是大卫律师，大卫与我们这个案子，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开始，大卫交了个女朋友，叫莉莎，美国白人，身材苗条，颇有几分姿色，与年轻帅气的大卫站在一起，肯定算是一对金童玉女。莉莎去“红太阳”吃饭的时候，认识了贺绍强，莉莎主动对贺绍强说：“我男朋友是律师，我请他帮助你们打官司，也许很快就可以获胜。”于是，由于莉莎的撮合，大卫很快加入我们的联盟之中，他闻鸡起舞，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的官司而辛勤耕耘。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莉莎、大卫，还有我们，以为这桩简单的民事官司，要不了一年的时间就会瓜熟蒂落。哪知道，这原本只算一轴折子戏的官司，居然发酵成了一部肥皂剧，好像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演下去。的确，大卫费力没有讨到好，没有银子进账，开门七件事却成了问题，这自然为感情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尽管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原创，但它肯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莉莎是个现实的姑娘，难道她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最后，两人相拥而泣，举手长劳劳，一步一回头，莉莎远离了大卫，嫁给了俄亥俄州的一名工程师。

那几天，大卫像掉了魂似的，本来就深凹的眼眶，显得更深凹了，本来就颀长的身材，显得更清瘦了。谈到案子的时候，他还能强打起精神来，一旦空下来的时候，他便一人呆坐在那里，面壁而思。

看见大卫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也非常难过，知道都是我们这个案子造的孽，我就对他说：“我们确实给你添麻烦了，又没能给你带来利益，你就放弃这个案子吧。”开始，大卫并不搭理我，等我说第三遍的时候，大卫眼中的忧虑，变成了愠怒，他对我一字一顿地说：“Casey，希望这是你说的最后一次，否则，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安娜的官司打赢了，刹那间，大卫便成了孟菲斯司法界的一颗新星，他不仅上了最高法院，他还在最高法院有上佳表现，而且还是最后的胜利者。这下大卫可不得了，刹那间，他的崇拜者成千上万，对他倾情倾心。熬过了六个年头，苦尽甘来，大卫自然是鸟枪换炮了，公寓换成了别墅，律师事务所也从乡间小路搬迁到了孟菲斯的主干道边，一幢单体楼，庄重而气派。

收获了名誉，收获了金钱，自然也收获了爱情，一个叫当娜的女士与他结成了伉俪。当娜是我的好朋友，人很能干，安娜那间蓝色的卧室，都是她来帮忙刷的油漆。

有位女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贺太太，你们请到了一位好律师，如果你们请的是白人，或者黑人，恐怕官司的胜算率很低，恰好你们请的是位犹太人。因为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在全世界颠沛流离半个世纪，却奇迹般生存下来。他们知恩图报，性格坚韧，所以，你们的律师，才百折不挠地为你们争取到了最后的胜利。”

我开始并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我清楚记得，我们开始相识的时候，他满头青丝，光洁的前额，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而官司结束时，他前额增加了不少皱纹，头上的青丝不是变成了白发，而是早已悄然离去，只剩下一个荒冢一样的头顶，留给自己凭吊。看到他现在的模样，我心里很不平静，大卫人为谁老？发为谁掉？我们自然是心知肚明，我们常常为此唏嘘不已。

另一位我的律师，瑞奇先生，他也是一位犹太人。瑞奇律师从不多言多语，他长得很像卡尔·马克思，特别是他的胡子简直就跟马克思的胡子一样。瑞奇先生笑起来很可爱，像个小孩那么纯真。他是大卫的好朋友，也是有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心肠，他什么都听大卫的，我真的很少见过他这么好的人。所以，我愿以我的拙文，致相伴我们而又逝去的青春。

2007年1月23日，安娜案子宣判后，帕瑞习的事业，更残漏尽，算是走到尽头了。但帕瑞习并不这样看，尽管帮贝克的官司打输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凭借他多年在孟菲斯司法界攒积下来的人脉关系，凭借他多年的影响力，他想竞选田纳西州的参议员，恐怕都不成问题。因为，帕瑞习是代表共和党竞争这个席位，而对手仅仅是位民主党的女士。谁知，蔡金良和潘太太两人在竞选会上发言慷慨陈词，谴责帕瑞习在安娜案子上如何和法官勾结，如何迫害贺氏一家。投票结果公布后，帕瑞习黯然神伤，他以一千票落败。帕瑞习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在职场的气数已尽，2007年6月底，他向媒体发去一封公开信，说：“安娜案的法律争夺结束了。”公开信并没有说谁输谁赢，事已至此，还用得着说吗？这封公开信，成了他在孟菲斯叱咤风云多年的最后绝唱。

慢慢地，帕瑞习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孟菲斯政坛原本很有希望的一颗星星，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陨落了，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我曾经非常恨他，恨不得对他饮血寝皮。但，我此刻想起他来，一句话，“惜哉，河边淹死会水人呵”。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