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收割》 | 第三部分 再入阿斯马特 24 2012年11月

清晨和黄昏时分的天际总是格外美丽，热带地区尤其如此。这里的太阳炙热、明亮且晃眼，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你都不会欢迎它，唯独清晨和黄昏是柔情的时刻。此时，苍白的世界仿佛镀上了色彩。

早上6点，我们钻进了威伦姆的船，缕缕雾气笼罩在阿沙韦茨河上，天空泛出蓝光。阿斯马特清晨的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涟漪。柯凯一路上保持着沉默，威伦姆站在船头，他的伙计掌管着油门。船腹堆着一箱拉面、一包重30磅（13.6公斤）的大米、两箱“Lampion”牌散装烟草、5磅（2.3公斤）糖和1张威伦姆买给我的印有鲜艳米老鼠图案的塑料睡垫。

我们沿着河流径直驶向大海。那天的气候适宜，我们选择了海路，即51年前迈克尔和瓦萨走的那条航路。广袤的天空如穹顶笼盖，大海如池塘一般宁静，我思索着51年前迈克尔的最后一天。就在这里，在往南航行与巴西姆村的范克塞尔会面的途中，他的心情也许与我相似。他是那么年轻，虽然他正在犯错且完全依赖家族的经济支持才抵达这里，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了钦佩。作为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原本可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旅行，可他却选择了去阿斯马特这个最艰难之地。试图自我掌控人生并为家族作出贡献。

世界是变化的，身处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身不由己。事实上，所谓掌控不过是种幻觉。我们争取幸运，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世上之事并非都如我们所愿。真实世界是，我们永不会知道下一秒将要发生什么——这也是我在驶向奥茨詹内普村的路上思索得出的结论。我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阿斯马特和别的地区不同，在这里，人类的关系是原始的、友好的、亲密的。我渴望原汁原味的感觉，在心里，我将其称为“原始性”。这也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幻想的东西，我曾短期体验过它，但这次，我将有机会连续体验长达1个月的时间。

我并不知道原始性意味着什么，但我已渐渐发现，这个词语并非我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希望我住在皮里恩村的这段时间，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原始（他们的父辈皆为猎头者和食人族，今天的他们与发达世界的距离也无比遥远）。我将去那里调查一起曾经的谋杀事件，向他们寻求真相。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以及我之前向他们问寻的事情。他们会因此而回避我吗？我能与他们正常交流吗？他们面对我提出的问题会作何反应？在我上次短暂的拜访过程中，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的村民曾回避了我的提问。

此时的我，心中充满着焦虑，因为我即将前往的是一个具有可怕名声的偏远村庄、一个酷热的淤泥世界。一路上，我安慰着自己：

范克塞尔1955年就来到了这里，范德沃弗在1962—1968年也居住于此，范德瓦尔于1962年来到这里，托比亚斯·施宁鲍姆20世纪70—80年代曾居住于此。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地处偏远，这里没有公共服务、电力、自来水。不过，这里的人类是真实的，也许我的害怕只是来源于自己的恐惧。如果我以谦卑的态度面对这里的生活，且能得到柯凯的支持，我将能处理好这里的生活事宜。答案就在这里，等待着被我发掘。

迈克尔曾疯狂地爱上过阿斯马特。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的直系亲属中竟无一人愿意亲自来这里看看并了解真相。

一头长着宽大翅膀和尖利巨爪的大鹰掠过我们的船，优雅地从海里叼走一条鱼，这惊醒了我的遐思。我们正渡过贝奇河河口，迈克尔的船只正是在这附近被海浪掀翻，只是今天这里没有风浪。我在笔记本上用印度尼西亚文字作记录，威伦姆则用阿斯马特文字作记录。10点30分，我们转入内陆河域，朝尤塔河的河口驶去。这里的水面仍有半英里（800米）宽。女人们站在这片浅水域中，水淹到脖子处，她们结对合作捕鱼虾。

此时正值退潮时分。涨潮时，海水会淹没陆地，河口将变成一片开阔水域。闪光的泥岸从海岸线延伸了数百英尺，河流就像嵌在远处的黑色淤泥里的一条狭窄的口子。白鹭在泥地里踱步，燕鸥在头顶尖啸。一段时间后，丛林将我们吞没。

我们经过了一座小屋，一个男人行走在小屋的游廊里。威伦姆吼了一首短歌，游廊里的男人跟着回唱着。狭窄的河流被一堵葱郁丛林和藤蔓组成的墙壁包绕，我们蜿蜒曲折地行进了3英里（4.8公里）的距离。之后，豁然开朗，一块空地出现在眼前。空地上的茅草屋和棕榈屋搭建在柱子上，吵闹的孩子们跳进棕色的河里。空气中不时飘来一股烟味，我们将船停在一栋带有瓦楞金属屋顶的小木板屋前的泥岸。男人们、孩子们聚拢了过来，争着抢着帮忙搬东西，柯凯大声地发出指令。

这栋房子有3个房间，但没有家具。光秃秃的灰墙上沾满了积年的污垢、油烟和煤尘，地板铺有传统手编的棕榈垫。前屋里竖着3个6英尺（1.8米）高的盾牌、1张6英尺（1.8米）长的弓、1捆箭和几根矛，还有2根12英尺（3.6米）长的船桨。前屋有个后门通往厨房，这个厨房是开放性的，屋顶由茅草遮盖。厨房的火上放着一口被熏黑的锅。骨瘦如柴的女人们清理了前屋的睡垫，用树枝清扫房间。

“你可以住我的房间。”柯凯说。

“来，”威伦姆说着将一箱“Lampion”牌烟草塞入我的手中，“我们必须去奥茨詹内普村。”

威伦姆、柯凯和我跳回那艘船，前往上游5 分钟航程的奥茨詹内普村，路上会经过一小段无人区。即便是50年后的今天，奥茨詹内普村也并未彻底和谐，经过这里的人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免发生冲突。我们抵达奥茨詹内普村后，通过一张原木梯子爬上一间茅草屋。

进屋后，我们被这里的人团团围住。

“霍夫曼先生要来皮里恩村住1个月，”威伦姆说，“他对饮食无挑剔——鱼甚至西米都行——他对阿斯马特很有好感。”

黑压压的一群人点头并看着我。人群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上次我和阿马兹询问迈克尔的事情时曾与他们有过会面。“非常感谢你们的热烈欢迎。”我一边说一边给他们递烟叶。

接下来，威伦姆接我们匆匆离开，回到了皮里恩村。这里有很多像柯凯一样的老人，他们精瘦健壮，鼻中隔穿了洞，脖子上挂着包，头上戴着袋貂皮头带，上面插着凤头鹦鹉羽毛。很难从面像上辨别阿斯马特人的年龄，因为他们看起来通常比实际年龄更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很多人超过了50岁，甚至有很多超过了60—70岁。从年龄上推断，拉普雷袭击奥茨詹内普村时，迈克尔在拉普雷袭击奥茨詹内普村后的3年再次拜访这里时，以及迈克尔二次拜访奥茨詹内普村并随后失踪时，这些老人应该都已出生。他们很可能是历史的见证者，其中一些年龄较大者甚至可能食过人肉。我迫不及待地希望看穿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文化。我不仅希望知道和迈克尔相关的事情，还希望知道一切和这里相关的事情，包括：他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那个传统的鬼神世界对他们还有多少影响？他们每人都和我握手，拍我的肩膀。我们盘腿在地板上围坐起来，柯凯拿出了我给他的烟叶分散给这里的人。他们边交谈边吸烟，烟灰弹落到地上并入缝隙里与干泥和尘土混合起来。他们的谈论并无中断，我努力地倾听，却只能偶尔理解其中几句。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使用印度尼西亚语交流，但他们的语速太快还夹杂着口语，短时间内我还难以理解。这次，我暗暗发誓不向他们提问，也不提迈克尔或拉普雷或者任何与迈克尔失踪有关的事件，至少在一两周以内不惊扰他们。这给我带来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此前我不断询问迈克尔的事情只是自私地希望满足自己的愿望。现在，我属于柯凯，属于奥茨詹内普村，我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他们有保护我的责任。

等到人群慢慢散去，柯凯的妻子张罗了两碗米饭和拉面，还拿来了一个勺子，之后又消失在了黑暗的厨房。食物里没有盐、作料，柯凯用手抓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太阳落下了山头。苍蝇嗡嗡作响，落在我的手上、腿上，以及食物上。我和柯凯就这样呆坐在那里。

我们在前廊抽烟。“Adik”，他这样称呼我，意为弟弟。

除了偶尔会有小船从这里经过，这里几乎听不到引擎的声音，只有孩童们玩耍时不断发出的尖叫。这里的每天几乎都是过去的某种重复。几个男人会凑过来，坐着和我一起吸烟。一大群狗沿着步道飞奔，穿过房子底下的沼泽地彼此打斗，发出凄惨的吠叫。空气中弥漫着人们的粪便味——发霉、潮湿的厕所就在厨房边上。这里的房子建造非常密集且住满了人。厕所恶臭难闻。强烈、刺鼻的臭味弥漫着整个奥茨詹内普村，我对此实在难以接受。

夜幕降临，老鼠般大小的蝙蝠从屋檐下倾巢而出，脚步沉重的壁虎踢打着天花板发出巨大的声响。没有月亮时，这里的村庄一片漆黑；除了柯凯的烟头和无声的闪电，我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蚊子越来越多，我们进屋坐在一盏煤油灯的火焰下的人群中间。人群中充斥着男人、女人和赤裸的孩子，孩子们流着黏稠的鼻涕，肚子鼓胀。

人们往来不断，川流不息。时间流逝非常缓慢，1分钟仿佛1小时那般长。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椅子、床、桌子、书、被子、床单、照片，更没有电视、电脑、收音机、电话。柯凯是个地位较高的长者，但他和妻子除了有1个小背包、1个装满塑料碗和杯子的破烂行李箱、1张睡垫和1个肮脏的枕头外，一无所有。慢慢地，他们倒在地板上睡着了，进入了梦乡。我悄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一个钉子上挂起了蚊帐，也进入了梦乡。

这里，清晨5点前，天就放亮了，孩子们随即开始了尖叫。他们每天早晨都会这样做，他们用脚和拳头敲打地板，大声叫嚷着，就像自己的四肢被人卸下来那样，他们会持续吵闹1小时。柯凯发出了叱骂声，孩子们的母亲和姨妈也发出了斥骂声。但我很快发现，孩子们无论是在吃奶时、在被抱住时、在被放在摇篮里时，还是被责打时都会发出失控的尖叫。这加深了我对他们由内而外的性格的理解，它也是阿斯马特人特点的一个例证，是他们数百甚至数千年的食人行为背后的意识残留：一种极端情感的意识。阿斯马特人的生活中没有内在的平衡，也没有任何的中庸。孩子和父母都共有一种原始的强烈的亲密度。父母们（男人和女人）会持续不断地抱着孩子或背在背上，和孩子一起闲逛一起入睡，当孩子们尿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会哈哈大笑。女人们会照顾孩子到三四岁，她们给孩子唱歌，但也会像职业拳手那样痛击孩子的背和胸口，下手之重令人难以想象。成人和孩子都会放声的大笑或绝望的号叫，不加任何掩饰。

他们彼此打斗时，可以大喊跺脚长达几个小时。

我看过男孩们恶狠地用拳头猛击对方的打架场景，也看过他们互相牵手蹦跳着彼此拥抱的场景。我看过女人用木板打丈夫的场景，也看过男人站在房子外大声呵斥2小时的对峙场景，直到柯凯站出并将其怒斥回去。这些对峙似乎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态势似乎即将拉开。为了实现某种平衡，他们总会选择走极端。如果他们发现了烟叶，会一直抽到吸光为止，之后开始绝望地踱步。如果他们发现了糖，会将其加到咖啡或茶里，他们会不断地放入以致一天时间内就消耗殆尽。他们会整天整夜地敲鼓唱歌，又或者整天整夜地睡觉。

为了给死者昭雪，他们需要另一个人的死亡。他们行事似乎没有界限，又或者是直接跨越了界限，只有食掉他人才能升华自己。

清晨6点，我放弃了继续睡觉的想法。走出房间后，我发现柯凯正给一支船桨的顶端装凤头鹦鹉羽毛，船桨是他自己雕刻的，这根羽毛足有3英尺（90厘米）长。他的妻子端来了咖啡。柯凯给我正式介绍了他的妻子玛丽亚，她是柯凯的第三任妻子，他的前两任妻子早已去世。玛丽亚大约25 岁，也许是因为年轻的关系，她长着一张漂亮的圆脸。玛丽亚为他生了两个小男孩。柯凯和第一任妻子生的长女已去世，长子目前居住在阿加茨。柯凯和第二任妻子生了另外3个孩子：大儿子已去世，有点弱智的小儿子和女儿以及女儿的3 个孩子与柯凯共同生活。柯凯会去阿加茨售卖自己制作的船桨、盾牌和矛，这是他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

虽然我和柯凯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将交流时间更多地集中在早上。那个时候，他会打开自己的心扉，拍着自己身边的空地让我坐下。我们用力咀嚼着干涩无味的西米和小鱼，抽着烟，喝着咖啡。这些我从阿加茨带来的物品，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他指着那些武器，道出了它们的阿斯马特名字：“Amun”——弓、“Jamasj”——盾牌、“Po”——桨。接着，他给我看了他前臂上硬币般大小的伤疤。“这是箭伤！”他拍了拍前臂，又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和腹股沟，总计4处伤口，其中一处箭伤贯穿了他的腹股沟。“奥茨詹内普村的村民干的！”他说。接着，他起身提起盾牌，将自己藏在盾牌的后面，向前、弯腰、向前、尖叫，假装射箭的姿势。

阿斯马特没有照片、电视这些现代化的录制设备，但这也反向促使他们成为了讲故事的高手。他们具有极强的语言和肢体表达能力，在他们的故事中，充满了砍头、射箭、刺矛的细节。当谈起独木舟或划桨的动作时，柯凯会弯腰向前张开双臂为我演示。我似乎能从他的动作中体悟到这艘独木舟的存在。他模仿并发出果蝠的叫声，我似乎看到了一只果蝠倒挂在树上。

我曾听过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分裂的往事。现在，我又再次提起：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

柯凯假装抓住某个人，并和他们打斗。他用中指做了一个环的形状，然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戳进戳出——表达战争是为了女人和性。现在，我越来越清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开始生动起来。东鲍伊是贝的父亲，而贝的房子就在柯凯家的旁边。事实是，东鲍伊被戴了绿帽子，而他是门户的头领，家族里最重要的男人。睡了东鲍伊妻子的那个男人是芬，他是奥茨詹内普村门户的头领。这是一次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对东鲍伊及门户里每个成员尊严的侮辱，这势必会引发一场暴力冲突。

皮里恩村和奥茨詹内普村都是亲缘关系比较复杂的村庄。柯凯房子里的家庭成员就多且复杂——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他的女儿、女婿，以及女儿的3个孩子同住在一起。随着我在这个家庭待的时间越久，到柯凯家住的人也越多。几周后，居住在柯凯家的几乎快达到20人了。“奥茨詹内普村—皮里恩村”这个双子村可分为5个自然村，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且围绕着各自的主要家庭而建立。这些主要家庭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柯凯是整个皮里恩村皮里恩门户的族长。他的门户有5栋房子，至少50个人，且都是柯凯的直系亲属。他是族长，也是当了5年的皮里恩村的“kepala desa”（头人）。实际上，这个职务是通过票选决定的。柯凯的这个职务就像某个市的市长，可以领取到一笔小的薪水（他就是这样得到了一栋木板房）。与此同时，皮里恩村皮里恩门户还存在另一个头人，人们通常将其称为“kepala perang”或“kepala adat”（战争头领或传统头领）。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几乎是终身制。他们是门户的真正头领。“奥茨詹内普村—皮里恩村”这个双子村总计有5个门户：奥茨詹内普村有奥茨詹内普门户、卡耶尔皮斯（Kajerpis）门户、巴克耶尔（Bakyer）门户；皮里恩村有皮里恩门户、吉萨尔（Jisar）门户。

我以往去过的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门户建筑——巨大的房子，用以举办村庄生活的仪式。令我不解的是，在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我并未找到这种建筑，这个问题给我带来了困惑。我猜想，这里缺乏门户建筑也许和两个村庄长久以来的战争史有关，或许还和迈克尔·洛克菲勒的死有关。虽然荷兰人造成了阿斯马特的各种混乱，但印度尼西亚官员更为过分。荷兰人只是禁止阿斯马特的猎头和战争行为并引入了基督教，印度尼西亚政府却直接烧毁了这里的门户，并禁止了这里的雕刻行为和仪式活动。这里留有少数的荷兰传教士，传教士与印度尼西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扬·斯密特（JanSmit）神父曾在1965年于阿加茨被印度尼西亚官员枪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才开始放松立场，在美国传教士的施压和斡旋下，逐渐允许传统的阿斯马特文化自由兴起。然而，这样的自由也并非真正的自由。村庄要立一个新的门户，必须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及批准。我想，当地政府也许是对这里的暴力事件感到忌惮。

这个地方曾发生了数十年的权力斗争并分裂为了5个大门户，这或许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当然，如同荷兰人初期阻止阿斯马特猎头行为的努力一样，这里的传统又如何会轻易消亡。关于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缺少门户建筑的问题，我向这里的人作了调查，可结果却让我更加困惑。

无论我何时向何人求问，他们都对此闭口不言。他们会说，在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总计有5个门户，即便没有门户建筑我们也能明确地识别门户界限，知道不同的人分属于哪个门户。建筑物本身并无太大作用，就好比你们西方的教堂。

柯凯指着他家正对面的一栋房子说，“那就是门户。”

“哦，”我说，“我可以去看看吗？”

我们走了进去，原来这是贝的房子，他是皮里恩门户的战争头领。奥茨詹内普村和皮里恩村并无正式的传统建造的门户，但这并无关系。

最后，皮里恩村吉萨尔门户的人说服了地方政府。他们提出修建新门户也许能促进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政府于是发放了建筑许可。在我到达这里的几天后，柯凯的女婿布维耶（Bouvier）带我去这处建筑工地作了参观。皮里恩村有大约30栋房子，其中9栋是沿着尤塔河岸而建的木板房，即皮里恩门户。虽然我不能明确地弄清其界线，但另外20 栋房子在村庄的下游一侧，也即吉萨尔门户。

从皮里恩门户去吉萨尔门户，需要通过一个0.25英里（400米）长3英尺（90厘米）宽的粗糙步道。

沿着河岸，你可以看到一块空地，一个石器时代的梦想正在那里搭建。新门户由33根柱子组成地基，柱子之间有3英尺（90厘米）的隔距。前排的每根柱子朝向河流的那面都雕着一张凝视前方的人脸。地板已搭建完成，那是一层由狭窄柱子组成的弹性地板，上面竖立着一个近似矩形的结构，墙壁和屋顶即将在这个结构上搭建。

所有的房屋都有一个高高的从中梁向下倾斜的屋顶，中梁横放在一排带缺口的支撑原木上。30个男人正准备将这些原木一次性敲进泥土里。这些人对工作很熟练，他们唱着、叫着、用手臂夹住柱子，用脚将这些柱子深深地敲进泥土里。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了蜂巢和蚂蚁的“养殖场”：没有总“建筑师”，没有蓝图，没有大型器械，一群男人以一种神秘的融洽度干活。他们敲打原木，将顶梁吊到合适位置，用藤制条带将所有的材料捆绑。

“多一点！再多一点！”号子声响起，男人们有节奏地呼喊起来，直到一切完美就绪。没有钉子和铁丝，他们盖房子除了几把斧头和大刀外，不需要任何设备。虽然这些柱子的尺寸各不相同，甚至部分柱子还是弯的，但新搭建的门户看起来就像是使用了现代水平仪及电动工具建造的房子一般严谨和亮丽。

在白天的炎热天气中，除了孩童外人们很少活动。到了下午，村庄又恢复了生气。第二天晚上，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那栋门户的墙和屋顶还未搭建完成，但阿斯马特人已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是多年来，他们搭建的第一栋门户。宴会和庆祝活动提前开始了，这样的庆祝活动会一直会持续到门户建成为止。

我独自靠近门户，我身后尾随着大约30个儿童。他们会跟着我去任何地方，总是拿我取笑。男人们或坐或躺在未完工的建筑里，四处都是人。中央有一群拿着鼓的男人围坐成一圈，他们向我大声叫嚷，示意我过去。坐在圈里的一个老人往边上挪了挪位置，敲了敲地板，示意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将在两周内完工，”他说，“我们必须在布帕蒂（Bupati）（地区长官）从阿加茨过来时用木材盖住墙，用棕榈叶盖住屋顶。”

后来，直到太阳落山，他们都在快乐和忙碌中度过。我迷失在部落的梦幻中：一堆火在一团泥上燃起，火光闪耀；丛林呈现出嫩绿色；炙热而潮湿的空气开始凝滞；河流像沙漏里的沙粒永不停歇；西边的太阳变成一个明黄色的圆块。男人们盛装打扮，遵循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手臂上挂满了狗牙和野猪獠牙；他们的头发和头带上插着凤头鹦鹉的羽毛；他们的脸上涂抹了颜料；他们上臂的藤镯上别着鹤鸵骨匕首。老人们得意地在鼻中隔穿上了猪骨或贝壳。坐在我边上的老人索尔（Sauer）是吉萨尔门户的战争头领，他有着典型的阿斯马特人的高颧骨。他体格健壮、皮肤黝黑，涂抹着战斗油彩。

在阿斯马特的创世神话中，富梅日皮奇（Fumeripitsj）用鼓声为阿斯马特人带来了生命。索尔和他的门户伙伴开始击鼓显示他们的存在，重塑他们原本的身份和他们的历史形象。几个月前，我联系了一个美国女人，她深入研究过阿斯马特艺术。我曾将自己的计划告诉过她，她的回答是冷酷的。她告诉我，再也没有原始的猎头者和食人族了。她说，“一切都成为了历史，那是过去的故事了。现在那里有太多新的问题，我们需要正视阿斯马特人的现况。他们正遭受艾滋病、贫困、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折磨。”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这种观点和我自己的看法都是空想，充满了西式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用她的视角看阿斯马特人，我会把他们看作是衣衫褴褛的贫困潦倒者，把他们看作是全身长癣的被印度尼西亚人剥削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阿斯马特人长期居住在棕榈棚屋里，位于人类文明最边缘的内陆地区。这里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他们穿着褴褛的T 恤和破烂的运动短裤。阿斯马特人几乎都是文盲，在技术化日新月异的全球经济中，他们的未来的确堪忧。

不过，我并不这样看他们。通过我对他们的观察，我发现他们也并未这样看待自己。我的那位美国朋友希望将他们变为试图寻求我们帮助和同情的受害者，但事实上，他们是有尊严的骄傲的战士。

从前的猎头文化与鬼神世界仍然纠缠着他们。避开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就成为了居住在沼泽贫民区的牺牲品。尽管今天的他们信奉天主教并在饭前画十字，尽管他们总是回避有关杀戮和食人的问题，但我所看到的每件事、每个歌谣都揭示了阿斯马特人的真实属性，这也是他们眼中的自己。

他们在鼓声中坐下，又在鼓声中起立。他们每分钟可以击鼓200次。他们唱起了歌，男人和孩子们跳起了舞，汗水直泻而下。一些男人吹起了怪异的号角声，门户的地板随之发出了震动声。他们移到了河岸与门户之间的地上，那里出现了更多的男人和女人。一些人上身赤裸，穿着草裙，跳着摇摆着，膝盖扇进扇出。他们带着武器跳舞——弓箭和矛。太阳渐渐下落，水汽从他们汗湿的身体上蒸腾而起。他们的穿着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又有细微不同。他们号叫、怒吼、大笑，享受着一次充满了纯粹欢乐和放肆的狂欢。

我的眼中溢满了泪水，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强大、美丽，未经过滤；是如此的纯粹、丰富，贴近大地、河流和泥土。巨大的云团悬挂在天际，一个脸上画着白垩条带穿着明黄色运动短裤的年轻男人抓起一根长矛，显得比其他人更加狂野。他高高地腿踢并扑动着双手，喊叫着“哇！哇！喔喔喔！”人们在门户前跟随鼓手们前进和后退。在太阳落到杂乱的绿色地平线下之前，一群巨鸟出现了。

准确地说，它们不是鸟而是果蝠。巨大的果蝠有老鹰般大小，这成百上千的从海边的栖息地振翅飞起，从我们头顶向背离太阳的方向（东方）飞去。它们飞行的动作不像传统的蝙蝠，更像鸟——它们通常选择单独飞行，每秒缓慢地、平稳地扇动翅膀两次。这让我想起了希区柯克的作品，还有《绿野仙踪》里的飞行猴子。它们没有滑翔或高飞，它们只是稳稳地扇动着翅膀，身体像球棍那样笔直，两只小脚拖在后面。

敲鼓和歌舞活动持续了两周，直到那个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抵达这里那天。那天，男人们将通过安装屋顶并点燃沿门户后墙排列的家庭壁炉的火来完成这栋门户的建造。这段时间，我的印度尼西亚语进步很大，所以我能理解他们更多的语言和行为。同时，这也得益于柯凯对我的帮助。他们的生活模式也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展开雏形——村民们通常会在黎明时分醒来；这里有所小学，但老师已离开学校有两个月了；孩子们整天玩耍，彼此追逐着爬树或跳水。

男孩们用小弓箭抓蛇和老鼠；男孩和女孩们一起用矮树丛建造小堡垒，他们派女孩采集木材并生火；十几岁的少年们给彼此扎辫子，并在学校边上1英尺（30厘米）深的厚淤泥地“足球场”里踢足球；太阳从云层中探出时，女人们便划着独木舟赶往大海的方向，她们要去那里捕鱼捕虾或为厨房做饭的炉火砍柴。

女人们什么活都干。她们在泥泞的河里洗衣服，在厨房做男人们享用的食物——永远吃不完的西米煎饼和西米球、米饭和拉面、小鱼小虾（她们用棕榈叶将鱼虾包裹起来在火上烤制）。柯凯家的大部分食物和木材都来自住在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在这里，我从未见过绿色蔬菜或水果，更别说坚果了。男人们除了敲鼓、唱歌或雕刻，他们几乎不会做别的任何事情，除了偶尔帮他们的妻子去丛林里砍西米树。他们就像无仗可打的战士。在过去，他们不打仗时就会打猎或保护女人；在今天，我看不见他们打仗，更未见任何人打猎。但事实上，他们还是保留有打猎的习惯，因为村里的鹤鸵骨、羽毛、袋貂皮和凤头鹦鹉羽毛从未断供过。这里的河水让我感到恶心：他们总是穿着衣服跳进河里洗澡，且从不使用肥皂；泥沙让河水呈现出棕色，涨潮时，河水会淹没村庄和房子外的厕所；奥茨詹内普村的3 个门户在这条河流的上游，一天，我正准备跳进河去，一坨粪便从河上漂过。

无论我去哪儿，柯凯的女婿都会全程陪同。我无法确定这是他的个人喜好还是有人给他交代了任务。他年轻英俊，看上去似乎有20岁。他能读写，因为他上过小学。一次，我问他的年纪，他想了很长时间后告诉我，“15岁。”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都会有孩子的尖叫声。不时地，还会从空气中传来歌声，混杂着烟雾和粪便的臭味。柯凯的女儿、侄子以及大家庭成员总是穿梭于一个房子到另一个房子。他们的歌声美妙而甜蜜。柯凯的姐姐是个骨瘦如柴的老年妇女，她住在柯凯的隔壁。她虽然声音沙哑，但唱的歌却非常动听。这些声音是那么真实悦耳，令我震撼。我突然意识到我美国的家中，太多的对话都由耳机或对话机传出，或是通过电脑屏幕和电视，或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太多声音是预先录制且批量生产的。迫于竞争的压力，西方社会充满了太多重叠的、二次的信息。但阿斯马特却是直接的、现场的、可触摸的、实况的——如果你想听音乐，你必须自己创造；如果你想要和某人说话，你必须面对面地找到对方；如果你想听故事，你必须找到讲者并坐在他的身边聆听。

阿斯马特的一切都是粗犷的和原始的。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他们熟知彼此的位置、快乐和悲伤。家庭、邻居、门户、村庄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我对自己痴迷的并将其称为“原始性”的东西作了良久思考。它驱使我来到阿斯马特并展开了迈克尔死亡之谜的调查。

它具有单纯的浪漫主义——丛林和露天明火，敲鼓、矛、弓箭，以及狗牙项链。它是一面可以看穿自我看透人性的透镜。我父亲是正统的犹太教徒（Orthodox Jews），他总是视自己与主流美国人格格不入。

虽然我的祖父母、姑姑和叔叔们不赞同我父亲的观点且与那个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我的父亲仍做出了反抗举动。他排斥那个社会。他17岁那年就向我的祖父母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他娶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她是名安静的读者和爱书之人，她不喜欢过多地参与社交。他们都不喜欢观看或参与体育。我们从不去教堂，我们住在一个天主教徒为主的社区。这里的很多家庭都是大家庭——隔壁的穆雷（Murray）家有11个孩子，街角的黑格（Hague）家有12个孩子，街对面的汉纳佩（Hannapel）家有6个孩子，几个街区之外的菲特（Vieth）家有16个孩子。而我们则不同，我们从不受他人的影响。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和我的姐姐，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均为捏造，并非真实世界的事物。在这样的家庭里，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没有家族、没有信仰、没有仪式，我们从未皈依于某个大群体。

在阿斯马特的这段生活，我发现了一个真相。我总是渴望与他人产生更多的联系，即便我刻意逃避与某人联系的时候内心依然存有这样的渴望。我在皮里恩村从未感觉过孤独，即便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在爱这个方面，我发现自己缺乏平衡：要么刻意避免亲近并与他人保持距离，要么滑向另一个极端并疯狂地去爱。我渴望自己想得到的一切，这在事实上与渴望食掉他人并彻底吞食并无区别。我似乎理解了阿斯马特人的双向性和不平衡性，我忽然意识到，很多时候我离这种不平衡也仅是一步之遥（至少是隐性的）。我认识到的原始性并非一间房子或一个窝棚，并非集会中狂野地跳舞或是月下静坐在沼泽里的篝火旁，而上升到自我意识的层面。柯凯和他的家人，包括皮里恩村所有的阿斯马特人都与彼此、与村庄以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相联结。我希望能融入他们，他们对生活未经过滤的直接体验与蕴含于我内心的原始性紧紧相吸。

即便在我无法抛开拘谨，自然地加入他们的时候，我也极度渴望。

托比亚斯·施宁鲍姆也曾和我有一样的渴求，许多同样的理由驱使他来到阿斯马特。“我的整个人生，”他写道，“都在寻求与其他人类联结的方式。突然，我发现了一个森林，发现了阿斯马特人。

住在他们的世界，在这里，我丢掉了不安全感，我获得了满足。”

（作者 【美】卡尔•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