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手迹故事》 | 继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紫阳、依林同志：

整理古籍是一件关系子孙后代的事情，国家应当给予支持。此信所提经费问题，请计委商财政部、教育部解决。

陈云八三、三、十五

做好古籍整理工作，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陈云一九八六、十、十九

第一幅手迹是陈云在全国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部分同志来信上的批示，第二幅是为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所写的题词。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和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价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云对此一直十分关心。这份批示和题词，就是陈云为古籍保护整理而写的。

早在青年时代，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时期，就对我国的图书典籍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十分热爱。1923年，当他听说位于杭州西湖之滨的江南著名藏书楼——文澜阁保存着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的《四库全书》时，曾去看过。1977年5月中旬，在时隔54年以后，他旧地重游，又专程来到与文澜阁毗邻、孤山之巅的“青白山居”，参观保存在这里的这部《四库全书》。陈云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还特意有针对性地提到保护古籍：“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中国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好难看懂。如果圈点，就容易看懂了。所以我提出要赶快做，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

长期以来，我国整理研究古籍事业几经坎坷。1958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协调全国专家学者开展工作，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北京大学中文系还创建了我国唯一的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古典文献专业。“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不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几乎完全停顿，而且古籍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弃，损失惨重。许多古籍专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古籍研究队伍损失惨重。

粉碎“四人帮”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由于人们对于古籍的观念认识不一，有的尚未完全从“扫四旧”的传统意识中转变过来，古籍研究人员缺少，各大学的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因此古籍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陈云认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知识与智慧，必须加以整理，服务于当代和后代。

1981年4月、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了，该专业的教师们为继续保留专业设置和招生权利而多方奔走，在向有关领导反映未果的情况下，他们准备越级上报。这时，同他们工作联系较多的中华书局传递来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陈云比较懂行，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杭州休养时发表过有关的内部谈话，并且还向中华书局了解过情况。于是，该专业全体教师立即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陈云接到这封信后，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了他们的意见。5月22日，陈云还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

他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现已整理和出版的约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得搞上百年。整理古籍不仅要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要有今译；应组成直属国务院的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并由这个小组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整理工作可依托高等院校，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成立古籍研究所；要将各地许多分配不对口的古籍专业人员，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国家应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

根据陈云的提议，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自告奋勇，担任组长，教育部周林、国家出版局王子野任副组长，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对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的开展，陈云也十分关心。陈云认为：

“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底。”他指出：“第一个10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整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前10年分为两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搞出第二个五年规划。”古籍中最珍贵的是那些古籍孤本、善本。有些图书馆的保存条件不好。流存在民间的，稍一不慎，更容易散失。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一些专家学者发现，我国还有很多古籍善本流落海外，比如日本就相当多，这些善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必须进行复制。陈云指出：“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陈云提出，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鉴于一些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分配不对口，陈云要求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古籍整理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

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3年，周祖谟等九位大学教授就关于建议设立古籍印刷厂致信陈云，并在信中反映了广大教育战线工作者对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的热烈拥护。信中特意提及，武汉大学黄焯教授所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可以代表我们的心情”。3月15日，陈云将信批转赵紫阳、姚依林，并在批语中说：“整理古籍是一件关系子孙后代的事情，国家应当给予支持。此信所提经费问题，请计委商财政部、教育部解决。”1983年9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周林担任主任，彭珮云、白寿彝、邓广铭为副主任，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负责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

1986年10月19日，陈云特意为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题词：“做好古籍整理工作，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可以说，陈云对于推动古籍整理工作的尽快展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濒临损毁的大批文物古籍得到保护，中断的历史文献研究队伍获得发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