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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棒棒》 | 四十六

发布日期:2020-11-24 17:33 来源:重庆出版集团

自力巷53号拆了,棒棒老黄走了。

没有53号楼的自力巷更多了一些凌乱和冷清,据说还有二十多个钉子户没有搬迁,拆迁进展越发艰难。没有老黄的五一路口热闹依旧,对于这个劳动市场来说,多一根棒棒少一根棒棒都无所谓,除了我和老杭之外,已没有人惦记他,就好像他根本没来过一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微不足道。

来来去去,只有你自己在乎。老甘又找到了新老板,日薪50元。作为一名熟练的大排档勤杂工,薪水要求也很合理,所以老甘“跳槽”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老黄走了之后,老甘也搬出了能仁寺巷子,条件虽然不错,但是他无力独自承担每月四百多元的房租和水电费。老甘的新住所是一个楼梯过道间,可以睡觉,不能煮饭,洗澡洗衣上厕所也得想其他办法。

天凉了,老甘还穿着围裙和那件涂料店老板脱给他的短袖,他说并不是买不起一两件衣服,只是在盼望着被“转移”出去的衣服被褥能尽快认领回来,自己原本不缺衣服。从眼下的情况看,老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拆迁办不会搭理我们,房主也不搭理大石。国庆节前夕,河南的身影又出现在新华路上。

从北碚的工厂辞工之后,河南消失了将近一个月,至于这些日子是怎么生活的,他不愿提及,现在他和老甘住在一起。河南依然光着膀子干活,他已经和当初的大排档老板重归于好,每天的工钱60元。

可能是时间消融了仇怨,也可能是利益关联消弥了分歧,当年因为两个鸡蛋导致的不痛快,现在成了调节氛围的笑谈。重新牵手的主雇关系看起来很融洽,河南挑水架棚摆桌凳的工夫,老板已经为他做好了一桌子饭菜。

说起来是一桌子,其实只有三个大铝盆——两盆豆浆,稍稍晃动就外溢,一盆鸭肉煮白菜,八分满。内容虽然不复杂,但是三个盆却挤满整个桌面。一个容积比盆子略小的大海碗是河南现在的专用饭碗,他一边盛饭一边用饭勺“打夯”,直到米饭在碗口上面堆起了一个扎实的小山包,才开始坐下来用餐。

正值下班高峰时段,用餐的河南成了路口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不少路过的行人都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河南似乎也很享受路人惊讶的目光,吃得不紧不慢,大约四十分钟之后,桌子上的两个盆和手里的饭碗已经见底,剩下一盆豆浆,他说等一会儿干完活做消夜。老板对河南的食量表示充分的理解,他说能吃就能干,再说他这样的吃相还可以招揽顾客。没有师傅老黄的日子,我在五一路口的业务依然没有太大起色。满大街都是就业的机会,我必须从心理上挣脱自力巷的束缚,寻找新的出路。

在鲁祖庙附近,我实现了人生新的跨越——由一个棒棒摇身一变成了某工程建设项目的乙方。说得再通俗一点,那就是包工头。好几条街的地下管道改造工程,耗资不菲,二十多个技术工人和几台工程机械要干一个多月。第一次放下棒棒走出五一路,就能揽下如此巨大的工程,当然不可能。

我承包的项目是一个“五星级”——工棚。因为这个工棚修建(实在不愿意说是搭建) 在一个五星级大酒店的外墙上,上级工头说了,挨着星级酒店的工棚也必须高标准,至少也得在工棚当中评得上“五星级”。上级工头要求高,给的工程预算也不含糊,整整1000元。

既没竞标也没有托关系谈回扣,竟然就成了“乙方”,我浑身上下包括每个毛孔都充满了春风得意的感觉。在五一路口找了四个略懂技术的工匠,谈好了当天干完,每人150元。考虑到这活儿蹿上跳下也有一些危险,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敢叫老杭。

材料是现成的脚手架,一根一根拼接起来,扣上顶板、支起床板,再上上下下覆盖一层防雨布,只要外观不丑能遮风挡雨,基本就能达到五星级。上午十点开工,下午四点竣工,虽然大小也是包工头,但是我一点包工头的谱都没摆,全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没怎么出汗也没感觉到累。

待到四个员工各自揣着150块哼着小曲儿走远的时候,我掏出剩下的400元钱数了三遍。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我想到了自力巷,我想到了老黄,想到了大石,还有毛土豪和栽得深。接下来的几天,我跑了附近的很多工地,先后给十多个大小包工头留了电话,期盼他们在缺力工和勤杂工的时候找我,需要多少人都没问题。

这是一个被信息主宰的时代,但是信息的作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却体现得极不对称——大多数低端劳动者以及低端劳动的组织者文化不高,也不会利用互联网发布供求信息,找活靠亲戚朋友,干活也靠亲戚朋友,由于供求双方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然就导致了供求信息的脱节,用人的人时常急得团团转找不到人干活,找活儿的人满大街闲逛却无事可做。“山城棒棒”本来就是最响亮的劳动品牌,只要敢于和用人的工头们取得联系,即便东边下雨,西边还有可能是晴天嘛。

十多个老板,每天只要有一个人召唤,我们就一定会有活儿干。思路变了,出路似乎马上就变得宽阔了。随后的日子,我手头的工程几乎忙不过来,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整修了一个化粪池,清理了四条下水道,还承包了一个灯光篮球场——建设施工中的力工活儿。这些业务全部来自一个大包工头,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我还多次委婉谢绝了其他工头的邀约。

作为乙方的“乙方”,我每天率领着四五个老少棒棒,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完成这些“工程”的过程中,老杭和大石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老杭虽然太老了,但是在解放碑的棒棒圈子里德高望重,人脉很好,我需要多少人,他就能给我找多少人,在工地上我基本都尊称他为“杭总”,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他都会咧着嘴露出两排烟熏牙,干活也更加卖力。

大石最赚钱的几套群租房被消防取缔之后,也不用上街贴广告了,“棒棒”又成了他的主业,几乎是随叫随到。大石干活实在而且经验丰富,既是工地上挑抬的主力,又肩负着“技术总监”的职责。

我们的工钱每天结算,严格按照市场行情,出工一天就有150元收入,如果强度太大还可能适当上浮。身为“乙方”的乙方,我的待遇是老杭他们的双倍,当然排名靠前的“乙方”有要求,我必须参与劳动……

时来运转的时候,好事扎着堆地往身上赶。闰九月的前两天,在一个街道领导的亲自过问下,我们被“转移”的物资终于认领回来了。老甘的影碟机没有了,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失落,或许他认为这个季节更需要衣服被褥的温暖,精神层面的需求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白底黄花枕头还在,但是里面的“重要内容”以及那个沉甸甸的鞋盒子没有了。这是一个“哑巴亏”,只能在心里憋着——这样的损失不可能有责任方。再说这本来就是我们把政府的话当耳边风造成的后果,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已经是街道领导最大的关怀了。

好在我的兜里正在变得厚实起来,我想,是时候去“关心”一下病中的师傅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