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一幕 国破山河在（第五节 世界主义者 1）

邓子儒在日本的法庭上曾被对方律师追问：“日中战争已经结束六十来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到本法庭提起诉讼？”他当时的回答是：“不是现在才想起，从我家的亲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我的房产被摧毁，我就想，这笔血债一定要找日本侵略者清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该你们偿还的，你们就必须偿还。天下哪里有捣毁了别人的家园，连一句道歉谢罪的话都没有的人或国家？”

像大多数人一样，步入晚年的邓子儒陷入怀旧的泥沼，在他被勾起重庆大轰炸的惨痛记忆后，他的追忆就始终弥漫着大轰炸年代经久不息的狼烟和难以飘尽的尘埃。他现在生活的这座山城如此壮美，而它的过去虽然也不乏美好，但更多的是它年复一年承受的浩劫和灾难。邓子儒便利用自己那时还担任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提案，希望能够重新挖掘整理出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西南师范大学一些研究地方史的教授们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关注大轰炸的历史，并组织大学生四处寻访大轰炸幸存者，记录口述资料。这所学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战时曾多次遭受轰炸，它的校史上还记录着那一笔笔血债。邓子儒投身这一事业后才发现，这一段家国血泪史还没有被完全遗忘。

那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对日索赔，只是想还原历史真相，尽到一个重庆市民的责任。有一天，一个叫钱嘉陵的年轻人找到邓子儒，说他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听说邓老师在搞老重庆的历史，搜集了很多老重庆的照片，他们能否一起合作，搞一个重庆老照片展？钱嘉陵说，现在中国人忽然对老照片大兴怀旧之趣了，一些文化传媒机构策划的老照片，出版的图书，火遍了大江南北。赚惨啰。

邓子儒明确地告诉这个年轻人：“你想赚钱我没有兴趣，重庆的老房子、老街道在抗战时几乎都被炸平了。但你要是真想为重庆做点事情，真要带人们回到历史，我建议你搞一个重庆大轰炸的图片展览。这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那时就连钱嘉陵这样在重庆长大的年轻人，也对重庆大轰炸一无所知。邓子儒随便跟他讲几段都让他如听天方夜谭。钱嘉陵承认他的抗战历史知识仅仅来自于《地雷战》、《地道战》这些老电影，他几乎不知道抗战也与自己居住的城市有关，更不知道这座城市曾遭受到的蹂躏与践踏。如果说到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沧桑巨变，人们顶多把它与改革开放前后相比较。有几个人还记得民国时期重庆的模样呢？这个在飞速长高、膨胀的城市，似乎都来不及回头多看几眼昨日的废墟了。

如果说邓子儒和高校、文史馆的先生们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还在史学层面上的话，钱嘉陵就是那个把它推向社会的人。钱嘉陵也算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年轻人，或者按重庆话说鬼板眼儿很多。他设想如果由文史馆提供重庆大轰炸的老照片，他负责找一些大轰炸受害者讲述当年的故事，以文配图，这样的展览不火才怪！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如何利用这笔历史遗产挣到钱。他策划了一个向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遗址敬献花圈致祭的活动，并且定在六月五号那天邀请多家媒体参加，同时在公司里设立电话热线，接受当年大轰炸受害者的控诉。那次活动空前成功，媒体争相报道，公司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一些老人甚至颤颤巍巍地亲自找到公司里，好像钱嘉陵就是那个可以为他们伸冤叫屈的人。接触到这群人之后他才知道，这段历史差不多被遗忘了，受害者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屈也一同被淡漠、无视，直至销声匿迹。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衰老、贫困、孤独、多病，在喧嚣的社会中他们是被漠视的一群。钱嘉陵就像个把他们从历史的尘埃发掘出来的发现者，却没有能力用他们的苦难历史昭示现在、警示未来。出人意料的是，大轰炸图片展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公司资不抵债，最终关门。他同时发起成立了一个“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大家除了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和愤懑之情，便再无他法，钱嘉陵只剩下借酒浇愁一种活法了。

直到有一天，邓子儒给他打电话，说：“小钱，别喝啦，有两个日本人来重庆了。”

钱嘉陵当时没好气地说：“要我切爪（踢）他们两脚唛？”

邓子儒说：“你们这些小崽儿，说起日本人，就晓得打打杀杀，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受理重庆大轰炸索赔案之前三年，两位日本律师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在一个春日里来到重庆，那时他们一方面不受重庆人信任，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当代的“白求恩”。哪里有免费为我们打官司的律师呢？还是状告日本政府，未必他们不是日本人嗦？首次和受害者的见面会上，斋藤博士就说自己是“老重庆”，中国一开放就来到重庆工作过，当年还曾和重庆市长一起吃过饭；而梅泽一郎则谦逊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是倭寇，我是你们的代理律师。打倒倭寇。”当时在场的无论是官员、中方援助律师还是大轰炸受害者都很纳闷，这两个日本来的律师，是不是脑壳起包哦？

但是两个日本律师的解释让大家释然了。他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你们，更是在帮助日本。日本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奉行不鉴史、不服罪、不理赔的“三不”政策。这让日本就很难获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日本的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施可行的赔偿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也像德国一样，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府；我们司法界如果能为重庆的受害者伸张一次正义，也是为日本挽回一点颜面。

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过去从来不知道可以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赔，也不知道自己的苦难也是见证我们国家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大轰炸犯下的战争罪行浸透了他们家族的血泪记忆，而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却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日本人，他们和人们印象中的日本鬼子差别怎么就会那么大呢？他们和蔼、谦逊，对自己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有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斋藤博士还介绍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志愿为中国人打官司了，从一九九五年第一起中国劳工索赔案——花岗劳工索赔案，到湖南常德细菌战索赔案、辽宁平顶山大屠杀案等，他们都曾代理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

随着双方的合作慢慢深入，友谊逐渐加强，人们才明白，此“倭寇”非彼“倭寇”，他们是日本政府的“麻烦制造者”，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敌人。

八十二岁的斋藤博士个子矮小，面色冷峻，眼神忧郁。作为原告团日方代理律师团的团长，他既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法律界的老前辈，战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部。中国刚刚开放不久，斋藤博士就作为率先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几家日资企业的法律顾问来过重庆。那时他对重庆的感觉是：战争都结束了几十年，这座城市仿佛刚刚从废墟中苏醒过来。“废墟”这个词，战后才出生的梅泽一郎律师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而斋藤博士在少年时期，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美军无差别轰炸下的废墟，也曾在《朝日新闻》这一类的报纸中看到过废墟般的异国城市重庆。应该说他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就来自帝国海军航空队对这座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战争时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年）由帝国海军航空队的摄影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在九六式陆地轰炸机的机翼下，扬子江和嘉陵江包裹的山城半岛上，覆盖满了黑郁金香开放一样的冲天烟柱和滚滚烟尘，看不到一座房舍，更看不到一个人，只看到一片开满战争邪恶之花的山城半岛。这张照片的配图文字是这样描述的——

我海军航空部队迎来夏季绝好的空袭季节，终于把“蒋介石之都”笼罩在战机的凤翼之下。号称四百余州的支那，蒋介石政权无论到何处去，只能悲叹天下已没有隐蔽的家。

他还记得父亲捧着那张报纸，向街坊高声朗诵时的情景。邻居们一边听一边大声叫好，连系着围裙站在一边的母亲也感叹道，小伙子们干得真不错，真是太棒了！那时年少的斋藤次郎也和一帮小子高兴得直跳脚，他甚至还想过要是自己也能驾驶飞机去轰炸重庆，让父母和家乡父老为自己的战功交口称赞，那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大事呢。

但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走过多少路，经历过多少磨难，读过多少书，才能从折服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光荣，到审视战争贩子以国家之名犯下的战争罪行？似乎这样的人在大和民族主义至上的日本太少太少。假如还有的话，那一定就是众口铄金的“叛国者”。斋藤博士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爱大和民族，如果战争年代他正当年，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军国主义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场。所幸，斋藤次郎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战争就结束了。重庆的上空少了一个犯罪者，斋藤次郎也不会为对一座城市犯下的战争罪行负债终生。

一座被战争摧毁过的城市正如一个遭受过重创的人，它的“内伤”也许久久都难以治愈。斋藤博士目睹了这座城市的飞速成长，就像一个正在长个子的少年，一年比一年蹿得更高、更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斋藤博士仍能看到，从菜园坝到朝天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还伫立着不少仿佛是二战时期的吊脚楼，战火的硝烟似乎都还浸透在那些歪歪斜斜的立柱、陈旧破败的木板墙上，码头上的台阶残破不全，到处是乱扔的垃圾，街道上尘土飞扬，一到雨天人行道上都是一层黑黑的稀泥，衬衣穿一天领口就黑了，至于皮鞋，被派到重庆工作的日本人被告知，最好多备几双高帮雨靴。那时的雾都山城有些像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里的场景，只不过人物及其故事都换成了黄皮肤的中国人。有多少大轰炸下的“重庆孤儿”呢？斋藤博士不敢想象。那时斋藤博士怀着深深的愧疚，他认为，重庆之所以还如此破败，是因为它的“废墟”太难以收拾。

梅泽一郎那次是第一次到重庆，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头一回吃重庆火锅时，他差点被花椒麻得晕倒。梅泽一郎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平常头发凌乱，衣着随意，小小的眼睛下两个巨大的眼袋，眼睛经常眯成一条缝，总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他的睡眠都被办公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法律文书和案件文稿东占一点西挪一段地偷走了。只有上法庭时，他才会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他在东京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同时又兼任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事务局的局长，这是一份额外的工作，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取证，与日本律师、法庭等方面的联络、接洽都要由他来负责。重庆人说他的脾气好得来像白求恩，心细得来像个女人，哪里像个日本鬼子的后代哦。

从正式代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索赔案，到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这两个日本律师每年都要自费来重庆调查取证。他们每一次取证，都是对这座城市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再发现。日本在刻意忘记这段有罪的历史，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似乎也来不及回望和钩沉了。

首次开庭后，又接连开了几次庭，重庆的受害者分批前往日本上诉，对日索赔的声势越来越大，原告团和日本律师的合作也非常顺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功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平均年龄都达八十多岁的原告团成员们兴奋不已。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连北京的几家大媒体都派记者去东京采访，一个电视摄制组从重庆到北京再一直跟到东京。传回来的信息让人们相信，在日本的法庭上还是有道理可讲的，受害者们多年的冤屈现在终于有地方申诉了。那些法官看上去并不是很坏，对我们陈述的受害事实还是认真听的；即便是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或者辩护律师，都还算客气。他们理亏么，晓得自己造了孽个嘛。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小日本也怕我们嘛。无论是原告团的成员还是支持这一壮举的重庆人，都大受鼓舞。要得哦，告他龟儿子的小日本。

另一方面，原告团那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也忽然发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原来还有那么多“同病相怜”、志同道合的大轰炸受害者，个人的苦难记忆原来只是千万条不为人瞩目的小溪，现在汇集成了长江、嘉陵江，它一路向东奔去，冲向大海，冲向那个曾经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岛国，要向他们讨回公道。生活原来如此精彩，一个普通老百姓原来也可以站在电视摄像机前，站在外国的法庭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代表一座城市发言。我们的上诉不管结果怎样，至少也是用自己多年前的苦难伸张一次社会正义，让日本社会正视自己的罪恶历史。这个道理是赵铁告诉大家的，他说我们状告日本政府，不仅仅是要获得经济赔偿，我们还要彰显社会正义。不过，在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原告团里，只有邓子儒等少数几个人能理解这个大学教授的话。

许多人参加原告团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政府能赔我们多少？

回答是：如果胜诉，每人赔一千万日元。

又问：一千万日元折合多少人民币？

答：大约六七十万吧。

然后心里盘算一番，日你妈哟，工作到退休还没有拿过那么多钱呢。

志愿为大轰炸受害者服务的大学教授、中方律师赵铁在深入接触原告团后才发现，这个草根味十足的民间组织还真不好搞，各色人等混杂其间，钱嘉陵这样无资历无背景无资金、仅凭一腔热情的人何以服众？联谊会里管理混乱，接受的社会捐助账目不清，甚至还有人在里面沽名钓誉、争权夺利。他们大多是些退休老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哪个又肯轻易买哪个的账呢？一些人认为，钱嘉陵的资历不足以当会长。他懂个铲铲哦，日本人来轰炸时，他老汉儿都还在穿叉叉裤（开裆裤）。好在日本律师带来了可以对日索赔的新思路，邓子儒、赵铁这样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加盟进来，在联谊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钱嘉陵退到幕后，诸事由德高望重的邓子儒和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赵铁去应对，这群大轰炸的受害者才总算有了主心骨。日本法庭规定必须要有日本律师执照的律师才能出庭担任辩护，因此赵铁律师作为原告团和日本辩护律师团之间在法律方面的沟通联络者，几乎每次开庭他都得来。按他的话说，我们现在去东京的次数比去北京还多。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