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四幕 恨别鸟惊心（第十七节 洗罪 2）

位于东京银座外堀大街的梅泽一郎事务所在一栋银灰色建筑的发楼，临街，对面是索尼大厦。此刻，一辆宣传车正缓缓行驶在外堀大街上，宣传车的两侧挂满了横幅标语，上面的内容和车上的大小四个喇叭里歇斯底里喊出来的口号一致：“梅泽一郎是国贼！”“非国民斋藤次郎、梅泽一郎滚去中国！”“重庆大暴击是谎言！”“重庆人是不要脸的乞丐！”

这是东京一个极右组织的宣传车，它绕着梅泽一郎事务所兜圈子已经三天了。每当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他们就开着宣传车到事务所周边的几条街道示威、喊叫。有辆警车始终随行，并不是为他们开道，而是当他们有什么过激行为时，车里的警察就会出来制止。这跟梅泽一郎组织重庆的受害者和东京的声援团体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一样，警察们不干涉你举标语喊口号，也不阻止支持索赔的左翼人士和反对索赔的右翼分子隔着一定的距离互相叫阵、喊口号，但不得有肢体冲突，不得妨碍交通。来到日本的赵铁和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多次参加过这样的示威游行，无论是到外务省还是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围，一开初他们感到很新鲜、很自豪，视其为从未有过的体验。老子们在日本也上街游行过了。但现在遇到人家游行来反对你，心里就不是个滋味，甚至相当气愤。尤其是当听到右翼分子谩骂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罔顾史实、污蔑重庆人时，就难免不恨入心头、怒上眉梢了。

“在日本，这是他们的权利。让他们骂去。”梅泽一郎关紧了事务所会议室的窗户，将外面的噪声降低到最小。这间会议室很小，十来个人开会，都还得有人要站着。

坐在会议室上首位置的斋藤博士不当回事地笑着说：“我被骂成‘国贼’、‘非国民’已经十几年了。从报纸、电视，到外面这种大喇叭。”

今天是由梅泽一郎主持召开大隧道惨案庭审检讨会，与会者有日本律师团的成员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人士，还是由志愿者李勤勤担任翻译。梅泽一郎一直认为上次开庭是我方的一次失败，这样糟糕的庭审在他的律师职业生涯中还从未有过。“我方简直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对赵铁说。

赵铁在此次庭审之后，也不是没有反省。对方指责大隧道惨案是“人祸”，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与日本人的守秩序、讲礼貌比起来，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差距，现在都不能比，何况战争年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忧愤在于：当你身处“地球村”时，你看到了自己的诸多不足，还不仅仅是物质贫富的差异，也是根深蒂固的陋习如影相随。就像那些在日本的各大商场闹闹嚷嚷地抢购电饭煲、马桶盖的中国人，让日本人一边偷着乐，一边翻白眼。赵铁并不反对人们买日本货，但你哪怕是买一把剃须刀，也得不失教养和分寸。和中规中矩的日本人比起来，我们总是显得有些毛手毛脚、自乱阵脚。也许这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前必须要面对的难堪吧。

梅泽一郎在检讨会上首先反省了自己，说虽然做了大量的案前工作，但对被告方的反驳还是准备不足，对方律师在质询我方证人时，他作为辩护律师没有起到更有效地保护证人的作用。我方从加害、受害、因果关系，以及驳斥对方掩盖历史事实方面，在法庭上已经充分、详尽地作了举证，让法庭和世人知道了重庆大隧道惨案的历史事实，但在证实加害的具体情节上，我们却让对方钻了空子。

“我们缺少了一位大隧道里的幸存者证人。”梅泽一郎看着赵铁说，“要是他能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防空洞里的真实情况，对方也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本来找了三个幸存者证人的，但是他们都不适宜出庭，你知道的。”赵铁回答道。这三个证人一个已经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一个脑子糊涂、口齿不清；一个因为对这场诉讼不感兴趣，说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赔钱，我才不会花这笔冤枉钱去日本打啥子官司呢，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如果这样的证人在日本，梅泽一郎可以向法庭申请，让证人履行公民义务必须出庭作证。张振贵作为证人是赵铁和梅泽一郎一起确定的，他虽然不是大隧道内的幸存者，但他家人都在惨案中遇难，身体状况尚好，思路还清晰，能说会道，属于那种会摆龙门阵的人。在赵铁心目中，他不是最理想的证人，却又是目前情况下的唯一人选。这场庭审哪怕早开庭一年，赵铁手上都还有更适合的人选可用。那段历史的经历者都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的人了，说走就走了。日本法庭就是在拖延中，让我们的历史见证者一个个地死去。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扎实。”斋藤博士发言了，“我不相信在重庆找不到大隧道里的幸存者。下次开庭，我们一定要起用新的证人、新的史实驳倒对方。重庆原告团和律师团的同志们，要团结起来，要摒除陈见，要为我们共同的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斋藤博士平常话并不多，但经常会说一些让中国人都不太适应了的革命口号，后来他才告诉大家，他年轻时参加过日本共产党，也算是个日本的“老革命”，只是后来日共发生了分裂，他就退出了。至今他还坚信日本应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每当这个老人“唱高调”时，大家都可能会付之一笑，觉得他可爱得像个老小孩，但今天赵铁却认为这是在指责他及重庆原告团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他和这些日本友好人士虽然相处很久了，也很敬重他们，但他心里始终绷着一根系着民族自尊的弦，一不小心就拉断了。

“如果像辩方律师那样强词夺理，我们做再多的工作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战争都结束这么多年了，不讲理的日本人还是不讲理。”

斋藤博士脸色严肃，语调严厉起来。“赵律师此话不对。我们在法庭上陈述大轰炸史实，不就是在讲理吗？一个律师的职责，不就是以讲明道理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吗？”

“可是在你们的法庭上，有社会正义吗？我表示怀疑。”赵铁也气咻咻地说。

斋藤博士“啪”地一拍桌子，问道：“那你是干什么职业的？你来日本是做什么的？”

赵铁也不示弱，也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喊：“我只是见证了你们日本法庭的无耻！”

“混蛋！你退缩了？害怕了？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吗？”斋藤博士脸都气白了，终于拿出了日本大律师训斥下属的派头。

“你……你骂人……”赵铁骂娘的话差一点也脱口而出了，只是看到对方稀疏的白发，一脸的老人斑，他像费力地咽下一口要吐出来的痰一样，把脏话吞进肚子里去了。

“为老不尊！”赵铁一擂桌子，坐下后头扭到一边。

梅泽一郎坐在赵铁的对面，中间是一张不大的工作台，斋藤博士坐他身边。他先拍拍气得仍在发抖的斋藤，俯身在他的耳边急速地嘀咕了几句，然后站起来，摆动双手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争吵，那就不用检讨什么了。我建议散会，我希望和赵律师单独谈一谈。”

他们出了会议室，梅泽一郎带着赵铁、李勤勤来到大楼里的一家咖啡吧，这里门面并不大，像是专门为上班族在午休时放松的地方。他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赵铁不喝咖啡，只要了杯立顿红茶。

“赵桑，不要跟老人家生气了。”梅泽一郎坐下来就说。

赵铁的情绪其实已经平息下来了。“我没什么。但斋藤先生不能骂人，我们是合作者，对吧？”

“我替斋藤博士向赵律师道歉。请原谅。”梅泽一郎一躬身，又说，“不过在日本，前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不满意的时候，常会这样。李小姐在日本多年，应该明白这一点。赵桑，哪个男人不爆粗口呢？”

赵铁说：“好吧，我不介意。我也冲动，不该冲老人家发火，我会向他当面道歉。这事过去了。”

“我们日本律师，是很敬重法庭的。日本政府否认战争罪行的史实，如果我们不通过法庭上的陈述揭露出来，澄清历史的真相，又怎么能达到还人间以正义和公道的目的？赵桑，我们是律师，法庭就是一个男子汉的战场，不管它有多么地严酷和艰难，我们都不能轻言放弃。”

“我只是怀疑，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一场正义的战争。”赵铁说。

“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都不重要了。对吧，赵桑？”梅泽一郎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打印纸来，递给赵铁，问，“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让黄思齐先生作为本次庭审的第一证人？这是他的证言。根据他的陈述，他当年就在大隧道里。你们为什么排斥他？你们抗战时，共产党还能跟国民党结成联盟一起战斗，现在你们怎么就做不到了呢？”

噢，原来他们的手伸到我们内部来了。可能没有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的了，赵铁比刚才挨斋藤博士骂更感到丢脸。黄思齐原来也是原告团的成员之一，但却是个喜欢搬弄是非、沽名钓誉又脾气古怪的老人。最近一段时间他趁邓子儒生病，便到处活动，要求改选原告团“领导班子”，一些人被他的游说所迷惑，而以钱嘉陵为首的一些人又看不起他的为人，力挺邓子儒。双方争来斗去，把这个民间团体搞得乌烟瘴气，一开会就相互对骂争吵。赵铁不明白这些都已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为什么还那么在意这一丁点的社会职务，原告团团长是要尽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是要有担当的。黄思齐从前是仓库保管员，论文化程度、论教养气质、论以德服人，哪一点能跟邓子儒相比？早年间曾因为监守自盗，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这个老人一开会就挖鼻孔、抠脚丫，说起话来脏话连篇、二不挂五的，这样的人怎么上得了台面？但黄思齐又是个有些能耐的人，打着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名义到处拉社会赞助，拉到的钱又不上交，还隔三岔五找原告团的财务报餐费、打的费、复印费，搞得原告团的志愿者怨声载道。在征得邓子儒和赵铁同意后，钱嘉陵召集大家开会将其除名。但人家也没有闲着，自己拉起一帮人另搞了个大轰炸受害者组织，不但到处攻击邓子儒领衔的原告团是“汉奸组织”，钱嘉陵是“骗子”，赵铁是“野心家”，还私下跟梅泽一郎联系，把家丑外扬了。

赵铁用外交辞令的口气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务，希望日本律师团不要插手。我们推荐给日本律师团的证人，是通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律师团共同商议确定的。贵方如果与重庆其他大轰炸受害者联系，我方一概不予承认。”

梅泽一郎叹了口气，他明白，他不能找到比赵铁他们更好的合作者了。前几年因为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提法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后来还是聪明的赵铁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以后对日索赔的宣传内外有别，对内宣传讲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对外着重强调和平教育。而和平则是双方都期望的。

梅泽一郎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到齐心协力。他在重庆时也见过黄思齐，他对他的能说会道、擅长表演也心存狐疑。这个胡子都白了的老人有说哭就哭、说发怒就发怒的本事，梅泽一郎有时觉得他就像个在重庆的农贸市场里吆喝卖东西的小贩，只是他贩卖的是自己的苦难。但他提供的材料又让梅泽一郎感到有点价值，尤其是他在大隧道里的逃生经历，似乎很有说服力。

梅泽一郎饮完杯中的咖啡，说：“大隧道惨案不是一次开庭就审得清楚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证人，或许还有扳回一分的可能。赵桑，我们不能让斋藤博士失望，他的时间不多了啊。”

“你什么意思？”赵铁警觉地问。

“斋藤博士上月查出了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

“什么？”赵铁惊讶得张大了嘴。

“斋藤博士在法庭上奋斗了一生，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也奔走二十多年了。我真希望能给他一场完美的胜诉。”梅泽一郎动了感情，眼里噙满了泪花。

斋藤博士曾经担任过两届全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会长。日本的律师实行自治，所有的律师都必须强制加入这个联合会，以便于自律和管理。但即便如斋藤博士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律师，也因为帮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攻讦，从报纸电视上的谩骂到投递给日本律师联合会下设的纲纪委员会多达三千多份的“惩戒申诉”。按规定每一份“惩戒申诉”当事律师都必须亲自到纲纪委员会作出申辩。这将耗去他多少时间和精力，没有人知道，他也从不多抱怨什么。尽管赵铁明白，在这场与老人们同行的回望历史之旅中，无论是斋藤博士，还是原告团的原告们，都是左手紧紧抓住阳界的最后几抹生命之光，右手在和死神殊死搏斗的老人。有一次经历让赵铁印象深刻，像经典电影里的画面。一个夏天的下午，斋藤博士肩挎一个大喇叭、手持话筒站在东京街头的人行道上，向匆匆而过的行人宣讲重庆大轰炸的史实。赵铁和几个日本的志愿者则向人们散发资料。天气很热，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过他们的资料，也没有多少人愿意驻足哪怕一分钟，听一听斋藤博士的宣讲。东京人真是冷漠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汗流满面，沙哑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吁请他们停下脚步来，回头看一看日本有罪的历史，可是他们大多不屑一顾。赵铁知道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感觉就像一个在重庆的街头散发小广告的小贩。而那些日本志愿者，却一如既往地认真，向每一个接过资料的行人深深鞠躬，仿佛拜托了他们一件好不得了的事。斋藤博士的嗓音越来越疲惫，赵铁担心他的心脏，便建议说，博士，我们走吧。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斋藤博士正色道，赵律师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工作？企划书上写明了今天的街头宣传是两个小时，我们必须遵守，早走一分钟都不行。

此刻，他感到刚才挨斋藤博士的骂是应该的。

“湖南常德细菌战诉讼案，打了十年才结案。天知道我们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还要打多少年？你们日本人做什么事都讲效率，偏偏法庭判案那么拖沓。”赵铁忧心忡忡地说。

梅泽一郎苦笑道：“这就是日本政府的狡猾了。他们宁愿增加全日本律师的资格晋级人数，也不多增加一名法官、检察官的名额。不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审判的长期拖延已成常态化，一桩民事案动辄打七八年，许多当事人拖不起了，宁愿和解了事；而更荒谬的是刑事案件，存在着‘人质司法化’的现象，即在审判期间，检方控告拖得越长，犯罪嫌疑人就一直处于被拘留状态，他想还不如早点认罪，判个三五年，总比拖上八年十年好。法院就是要拖得你打不起官司，不愿打官司。”

“要把我们的证人都拖死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日本的司法名义上是三权分立、独立的，但它终究是听政府的。可是不能因为它是一堵石墙，我们是鸡蛋，就不去砸倒它。”

“梅泽先生！”赵铁忽然提高了声音，让梅泽一郎一愣，“有两个你也认识的人，大隧道惨案发生那天就在隧道里，只是……他们不愿出庭作证。”

“是谁？”

“是……刘云翔先生和蔺珮瑶女士。”赵铁就像被刑讯逼供后屈打成招，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吗？”梅泽一郎仿佛在大白青天的猛然遇见两个从遥远的梦中倏然降临的老熟人，不知今夕何夕了。他长久地盯着赵铁，然后才喃喃地问：“赵桑，为什么？”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