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力戒形式主义

志远同志：

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

过去川西行署曾写有一条例，我们也已告他们不发，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邓

十一、三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退检署。

邓

五月十三日

钦岳、胡光同志：

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

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敬礼！

邓小平

五、廿九

这三幅手迹，分别是1950年11月3日、1951年5月13日、1951年5月29日邓小平就力戒形式主义所作的批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那时虽然还没有出现“文山会海”的严重问题，但也存在文件过多、文章拖沓冗长的形式主义现象。以上一组批示是邓小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的一些指示，体现了邓小平反对形式主义的坚定立场和工作作风。

“删繁就简三秋树”，表达简洁，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中文风奢华、浮夸八股、文件重复繁多的毛病很常见。毛泽东曾说过，“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一语道破对文风形式主义的厌恶。邓小平一直对长篇累牍、“文山会海”十分反感，批评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会害死人，主张报刊宣传、文章报告要语言简洁、主题突出，避免啰唆和重复。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每天不仅要批阅大量的报告请示，也常常自己动手写报告、文章。他要求尽量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要发。他的很多批示提出要减少部门条例、文件的问题，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写信给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1951年5月13日，邓小平又在《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第一处清理反革命案专题报告》上批示：“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1951年5月，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邓小平修改。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他在信中特别提到对自己的讲话的处理问题，说：“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1951年5月，重庆市总工会王维纲、邵子言写信给邓小平，请他修改在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准备在大会会刊上登载。5月12日，邓小平在百忙中复信，讲了两点意见：一是“讲话记录无法改，除非重写一篇。所以退给你们，不用登了。如果你们认为必要，可摘其中的三二百字放于报刊即可”；二是“我不主张每会必出会刊，既费人力财力，又无多用处，请考虑”。

除了反对滥发文件、条例外，邓小平还十分提倡写短文、说短话。他自己写的报告、文章具有主题明确、语言简洁的特点，从不多说废话。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的文风，曾赞叹说：

“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这是从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环境紧张艰险，邓小平指挥千军万马，始终没有私人秘书，自己动笔写东西，历来直奔主题、简单明了。例如，1944年7月，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用700余字的电报，简洁、清楚地回复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内容的十个问题，毛泽东看后评价说：“内容极好。”其中对于大生产运动后的人民负担和军民生活问题，邓小平回答：“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寥寥数语，直奔主题，毫无赘言，读来十分畅快。建设时期，邓小平一直保留着言简意赅、言之有物的行文风格。

1951年他主政西南，呈给中央关于西南地区的5、6月综合报告，谈了土改、镇反、党内思想工作、经济工作、干部培养五个方面的问题，全文仅2200字。同年7、8月的报告也含五个方面，仅1100字，最少的一个方面只有几十字，以“我们在工作中最感困难的是干部问题，主要是领导骨干问题，这是我们本身一时难于解决的”一句就概括完毕。语言简洁洗练，语意清晰鲜明，让人一读就明白，省时省力。

邓小平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对工作人员起草的文件、报告也要求压缩文字，重复的话要省略，可以不说的话要坚决压缩掉。1950年9月，西南财政部起草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五〇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送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对这份文件作了很多修改，并写了一段评语：“这个指示内容无问题，文字拿不出去，重复的话很多，至少可省略一半。请你们重新写过。”

邓小平后来主持中央工作，仍然要求党内的重要会议、汇报、文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要体现简洁的特征。1975年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仅5100字，是新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少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后来回忆说，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才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稿后，对中央负责人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讨论稿经过反复修改后，于1981年5月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肯定了这个稿子的基础是好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一点篇幅，那就更好了”。1982年6月25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框架出来以后送他审阅，他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审阅有关同志起草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稿时，作出批示：“一个问题几句话就够了，不宜解释太多。我看文字压缩一半，更为恰当。”

“文如其人”，文风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品格。邓小平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不搞形式、注重实效的工作作风，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