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到中央工作

上海市委并告华东局：

九月廿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拟关于第二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计划。潘汉年同志的报告草稿可由华东局审查，不必送来中央。

中央

九月廿四日

西南局：

十月十六日电悉。同意你们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召开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所拟的会议内容。此次会议请贺龙同志主持。

中央

十月廿三日

这两篇电文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中央起草的。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到中央工作。

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央秘书，第一次到中央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记录和起草一些相关的文件。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但对于全面了解中央整体工作内容、办事流程，尤其是对于熟悉党的相关事务具有很大便利。也正是在中央秘书的岗位上，邓小平开始了中央工作的经历。为了适应工作内容的变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个政治秘书，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八个大秘书实际并未到任，只有邓小平一人做秘书工作，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之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虽然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工作环境又处在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之下，但邓小平总能够千方百计确保工作的顺利完成。这段经历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页。1929年7月，根据工作需要，邓小平离开中央，奔赴广西领导革命工作，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历练。

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据了红军的统治地位。邓小平被诬为毛派头子，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撤职，后被指定到江西省委驻地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5月，在李富春和王稼祥的帮助下，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邓小平主动请缨，成为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1935年1月，邓小平再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着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正式形成。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出任一二九师政委，再次从中央到地方部队，成为一名“带兵的人”。

第三次就是1952年8月这一次。全国解放后，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主要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西南工作，领导西南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及各项民主改革，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实施西藏的和平解放等一系列艰巨复杂的任务，彰显了主政一方、安邦定局的领导才干，深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

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7月10日，周恩来为集中精力准备8月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八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8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至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工负责铁道、交通、邮电工作，并在周恩来访苏期间代理总理职务。从此以后，邓小平由大区党政负责人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并很快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正是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和历史的选择，邓小平从西南调任中央工作后不久，即稳健地步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核心领导层，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涉足的工作领域十分宽广。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4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以减少领导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作了较大调整，邓小平出任新组建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并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外，邓小平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具体负责选举法的起草工作，为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在中央秘书长任上，邓小平的工作非常繁忙，显示了很强的统筹各方、综合协调的能力。毛泽东对邓小平说，工作你们去做，然后都统一用中央的名义，政治局也好，书记处也好，不用秘书长会议的名义。事实上，当时中央决定的许多重大事项，大都事先经由秘书长会议研究讨论，提出具体方案或拟出决定草案，然后交由中央审议通过。邓小平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妥善协调各方关系的工作艺术，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做事果断的工作作风，都让毛泽东很满意，对他很信任。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1955年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名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对于毛泽东的提名，邓小平非常谦虚地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但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又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