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

尚昆同志：

文件退回。

（一）议程表请整理后送少奇同志审改并提明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二）列席名单亦请少奇同志看后提明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三）代表名单及编组名单可印发明日政治局会议各同志。

邓

三、十

这是1955年3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对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安排给杨尚昆的短笺。当时，受中央委托，邓小平主持制定《全国党代表会议议程（草案）》、《中央一级机关列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名单》，并将这两个文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办理。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三个决议，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其中，“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是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

“高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根据中央工作需要，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陆续离开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高岗、饶漱石颇受毛泽东器重，被委以重任：

高岗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然而，由于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尤其是高岗，一直对其职位处于刘少奇之下心怀不满。他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搜集起来，整理成材料在党内传播。高岗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刘少奇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高岗还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这些行为违反了党的纪律，破坏了中央的威信，造成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

1953年夏季，中央举行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上，对财经部门在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批评、纠正，大多数同志按照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使之复归于党的正确的政策。高岗等人却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会议走偏了方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说，这次财经会议上，似乎有点歪风。这样提醒政治局注意。”当时中央虽然对于高、饶阴谋活动的目的还不完全了解，但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有些反常状态了。

邓小平提前结束了在北戴河的休养，回到北京参加会议。

邓小平对全国财经工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好的变化。

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以加强干部工作。饶漱石在会上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错误，无原则地打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准刘少奇，进行分裂活动。邓小平针对饶漱石对安子文的攻击发表讲话，肯定了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指出“子文同志也有成绩”。虽然当时对高、饶暗中搞的阴谋还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但邓小平对这一套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坚决反对的。

1953年底，中共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并建议在他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到中央工作之前，邓小平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到中央后，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邓小平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国家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岗、饶漱石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关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特别回忆起这段经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通过这次谈话，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高岗想把刘少奇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完全违反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的。对于这种制造党内分裂的言行，邓小平与陈云有一个共识，即“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绝不能听之任之。而邓小平本着高度的党性原则，及时向中央反映了情况。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高、饶分裂党、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发出警告，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在会上对于高、饶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从事件引出的教训出发，邓小平着重讲了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滋长的骄傲情绪，及其给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邓小平特意强调：“四中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也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邓小平的一席公道话，重在分清政治是非，以达到正确的认识，反映了他在党内是非问题上一贯主持公道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对高岗、饶漱石作组织结论。会后，为全面查清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和他们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受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但是，高岗、饶漱石仍旧不愿作深刻检讨，拒不悔改。8月17日，高岗服用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宣布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指出，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思想的危害性。“这场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必须健全各种党内监督制度，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防止像高、饶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邓小平后来还特意谈到，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来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