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四幕 恨别鸟惊心（第二十二节 摇篮旁边的坚持）

这一年元旦前夕，梅泽一郎和菊香贞子再飞重庆。这些年梅泽一郎和斋藤博士几乎会到重庆来和大轰炸受害者们一起欢度新年，既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展，也安排下一年度的上诉计划。有两次，两个日本律师什么也不做，只是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东走走西看看，或者应邀去原告团的成员家做客吃川菜，仿佛就是来休假的。原告团的人们就不明白了，大新年的，他们怎么就不和家人在一起呢？

只不过，这次斋藤博士只有一张遗像随同梅泽一郎来到重庆了。这个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奋斗了二十多年的老人家，上一周刚刚在东京去世。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为斋藤次郎博士布置了一个灵堂，原告团的成员们从来没有聚得这么整齐，连成都、乐山、自贡等地方的原告团成员和自立门户的黄思齐，还有一些志愿者和学者专家，以及和斋藤博士打过交道的重庆人，都前来吊唁，把不大的灵堂挤得满满的。钱嘉陵本来想把黄思齐的人赶出去，但被赵铁阻拦了。他说，人家是来吊唁逝者的，人之常情嘛。相信他不是来砸场子的。斋藤博士的遗像仍是那副冷峻的面容，那一撮白中带黄的小胡子骄傲地微微上扬，微启的嘴唇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

简短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梅泽一郎宣读了斋藤博士的临终遗言，大意是，他能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服务很荣幸，对不起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他尽力了，很遗憾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战斗。尽管日本右翼势力还很强大，但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他会在天堂里等待大家胜利的消息。最后，梅泽一郎动情地说：“过去，我都是和斋藤博士一起来重庆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一起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并肩奋斗了二十多年，现在，我是一只折翅的鸟儿啦。但我仍然要继续努力，完成斋藤博士未完成的事业。拜托大家跟我一起努力吧！”

灵堂里有许多人都在默默地淌眼泪。邓子儒是由蔺珮瑶和刘云翔搀扶着来的，三颗白发闪亮的头颅那么紧密地挨在一起，真是让人心酸的一幅画面。自去年大病一场后，邓子儒留下中度脑梗的后遗症，一只手总是不停地颤抖，眼光木然，表情呆滞，静静地看着斋藤博士的遗像一言不发，眼泪没有下来，嘴角的口水倒先下来了。在这个老年人居多的团体里，死亡，不过是从客厅到卧室这几步路的事。

梅泽一郎接着对大隧道惨案庭审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作了诚恳道歉，又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分析当下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法院也是日本政府养活的，会维护政府的，但我们不要怕。我们的法庭斗争要与法庭外斗争相结合，通过庭审、市民集会、议员访问、游行示威等方式，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认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因此，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既是坚持历史正义、不忘记历史的抗争，同时也是中日两个民族实现和解的桥梁。尽管这是一场鸡蛋和石头的对决，尽管我们的力量微薄，但也要通过对日索赔活动让日本人民知道这一段历史，用民间的力量去反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即便我们的官司打输了，也是在还原历史真相、坚持社会正义。我有一个民意调查，在我们重庆大轰炸原告团去日本诉讼之前，东京的市民只有百分之三的人知道重庆大轰炸，现在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八了。这就是我们对日诉讼的成果。

梅泽一郎又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日本政府已经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向韩国方面发起的一个名为‘和解、治愈’的慰安妇援助基金会提供十亿日元（约五千三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资金。基金会再把钱分发给那些还活着的慰安妇及其亲属。但日本政府发言人认为这不应理解为赔偿金。”

梅泽一郎介绍了韩日两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的经过，同时指出了韩国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对日索赔，已经抗争了三十多年，韩国政府和各民间团体、学术团体都参与了此事，每周三都坚持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并设立了一座慰安妇的雕像。韩国人还建立了救助慰安妇的慈善基金组织等等，这种民间的慈善组织在政府间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日本政府或民间补偿金的落脚地。尽管日本政府还没有公开道歉、反省战争罪行，但我们还是可以借鉴韩国方面的经验，先成立一个大轰炸受害者基金会，表现出实现和解的诚意，我负责将这个意见转达到日本法庭。

听完翻译后，原告团的人们有一些小小的激动。赵铁询问道：“韩国慰安妇索赔的信息我一直都在关注。日本政府不把这笔钱认定为赔偿金，是因为既然赔偿了，日本政府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承认了就得道歉、谢罪。是这样的吗？”

梅泽一郎说：“我认为，韩国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尽管它可能不是最佳的。但我们还是应该先让日本政府出钱，其他条件以后再谈。这样我们的官司胜诉的希望就会很大。”

菊香贞子插话说：“重庆的朋友们，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战争时期的思维，现在早已不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了，是和平与对话的时代。如果说过去的旧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是你们的敌人，那么现在的日本法庭，甚至日本政府就是你们需要对话的对象。在法庭上我们是需要斗争，但也要争取最大公约数。”

“贞子小姐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支持你们的日本人的意见。”梅泽一郎接上话又说，“在当今这个大家都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解是第一步，治愈战争创伤是第二步。我们得分步走。”

赵铁回应说：“我认为恰恰相反，要治愈战争创伤，日本政府首先要对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深刻的反省并道歉、赔偿，然后才能实现中日两个民族的和解。我们打这个官司，不仅仅是为了钱。我们当初达成的协议难道梅泽一郎忘记了吗？还原历史真相，实现社会正义。我们要求日本政府首先要给所有的大轰炸受害者道歉、谢罪，然后再是赔偿。”

梅泽一郎反问道：“如果能先获得一点赔偿，为什么不要呢？据我所知，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生活并不都是很富裕。”

赵铁提高了声音：“和你们日本人相比，我们现在是不富裕，但并不只是为了钱才状告日本政府。这个道理难道还需要我一再重申吗？”

梅泽一郎用手往周边一指：“赵律师，请问问你的代理人吧。”

梅泽一郎这一比画，就像在火药堆中划了一根火柴，会场一下就炸了。原告团的许多老人们听得不明不白，有的甚至以为日本已经答应赔偿了。一些人说，老子们为了去日本打官司，背了一屁股的债，有钱不要是哈的嗦？另一些则说，这个钱要不得，我们要听赵律师的。道理讲明白，谢罪、道歉是最要紧的，哪个稀罕他龟儿子的钱哦，小日本莫想蒙混过关。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又开始相互争吵。一些人坚持要公开道歉加赔偿；一些人则说如果答应赔钱，也差不多是一种道歉，何必非要那种形式，我们已经拖不起啦。

惯于搅局的黄思齐也开始发难了，说自己就是一个大隧道惨案的受害者，但被原告团别有用心的人排挤到一边。有的人洞子（指大隧道）都没有进去过，死人堆是啷个样子也说不清楚，还跑到日本去屁侉卵侉的，丢我们重庆人的脸云云。赵铁不得不打断他的话，说你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说话要负责任，别在这里指桑骂槐的。去日本的上诉人是经过原告团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黄思齐反唇相讥，你个屁娃儿嘴上毛都莫得几根，老子们在洞子里喘不到一口气时你老汉儿都还在穿开裆裤，你懂个㞗哦。原告团的一些老人当然要站出来为他们的律师说话，张振贵早就按捺不住了，指着黄思齐的鼻子吼道，说你个老龟儿子，莫以为大家不晓得你那些偷鸡摸狗的馊事，政府现在不办你龟儿是饶了你一条老命。那个被称为“半边美人”的李莉莎也说，恁个大岁数的人了，说话不要动不动就打人脸。大家正吵得不可开交时，“一把手”唐老三忽然冲到梅泽一郎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大喊：“你们吵个铲铲啊！老子们切日本打官司花了一大笔钱，刚才梅泽老师说日本政府在耍赖，不认黄，人家是石头，我们当哈戳戳的鸡蛋，硬是要让我们鸡飞蛋打唛？麻雀儿捡糠壳，空欢喜一场唛？还打你妈个屁的官司啊！锤子哦，让这个日本人先把老子们的钱赔回来！”

赵铁和钱嘉陵都急了，连忙去劝阻唐老三，说你别闹了，站一边去。唐老三还想争辩，却发现坐在梅泽一郎身边的菊香贞子用鄙夷的眼光正瞪着他。唐老三一下就泄气了，灰溜溜地不再胡闹。让赵铁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有几个去过日本上诉的老人也赞同唐老三的胡搅蛮缠，他们说，对头对头，官司我们不㞗打了，亏大本啰。日本人先赔我们的路费，今天就要他说清楚，不然不让他走路。有个人甚至指着邓子儒说，邓团长，你表个态噻。而邓子儒仍然是那副痴呆、木然的表情，目光空蒙无助地望着乱糟糟的会场，仿佛一个不懂人间险恶、复杂的小孩。黄思齐带来的一帮人则唯恐原告团不乱，开始起哄了。是个啥子原告团哦，团长不像团长，团员不像团员，乱七八糟的，散伙算㞗啰。

梅泽一郎尽管听不懂重庆话，但中国人的怒火烧到他身上来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些重庆人的火气来得真是快啊，过去他们对他多么尊敬啊，每次来重庆，都享受着救世主般的待遇——尽管他并不喜欢。我怎么忽然就成了重庆人的敌人了？

赵铁猛地把手中的一卷材料往桌子上一拍，大喊道：“都别吵了！你们站出来状告日本政府，是给中国人长脸的，还是丢脸的呢？”

会场上安静下来，大家都有些发愣。梅泽一郎冷冷地说：“赵律师，你要尊重民意。民意是什么，你不懂吗？”

赵铁双手按在桌子上，厉声说：“我们中国人的民意，你又懂多少了？梅泽一郎先生，我必须再次提醒你，我们原告团内部的分歧，我们自己会解决。”

“请大家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一直没有说话的菊香贞子忽然站起来大喊，翻译靳老师及时把她的话传出来，人们一下被这个端正靓丽的日本女人的凛然之气镇住了。“我有一首歌想请大家听一听。是斋藤博士临终前唱的。”

她拿出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按下开关键，斋藤博士沙哑苍老的嗓音就像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其实斋藤博士那一咏三叹、低沉忧郁的歌声，原告团的好多人再熟悉不过，过去他来重庆时，喝酒一喝到位了，老人家就会唱这首名为《三池母亲的摇篮曲》的歌。这个日本老共产党员唱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要坚持下去。

《三池母亲的摇篮曲》是一个叫荒木荣的矿工音乐家创作的。斋藤博士年轻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担任一个劳工团体罢工事件的辩护律师。当时日本九州的三井三池煤矿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受到警察和社会暴力团体“山口组”的围攻，发生了流血事件，死伤十多人。在三池罢工斗争最高潮的一九六○年五月，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声援队伍聚集三池，一些激进的文艺青年团体也到罢工现场为工人们助威。荒木荣访问了当地大谷公司的工人宿舍，听取了留守在家的主妇们对罢工的看法。她们向他倾诉了对工会组织分裂的后悔、对警察的憎恨，以及对坚持斗争的男人们的爱意。荒木有感而发，含着泪水作了这首歌曲。在当时日本的劳工界，它曾经风靡一时。

歌曲播放完了，赵铁示意翻译由他来解释歌词大意，他打开自己的记事本，用浑厚的声音将歌词朗诵了一遍——

阴冷的雨夜，我瞪眼直到天明，沉默寡言的你围着篝火。好想送你一座木头小屋，还有千人针（千人针是日本人的一种迷信品，长约一米，上面由一千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做成一条腰带，让出征的男人系在腰上或头上，主体大多为白色，不过黄色、绿色、蓝色等也可，线为红色。）、寒衣、鸡蛋酒。

挥舞起小小的拳头，孩子们愤怒叫着“警察滚回家去吧”，矿工兄弟们的反抗和愤怒，将传递给孩子们和他们的子孙。

三池熊熊燃烧的烈火，会燃遍每个角落，坚持下去啊我的男子汉。父亲们正义的行动，将迎来胜利的黎明。我的孩子，安心睡吧。

赵铁读得自己的眼睛都湿润了，说：“你们这些老人家啊，我拜托你们了，可别辜负一个比你们先走了一步的老人的期望。”

梅泽一郎一直在擦拭眼镜，从镜片擦到镜托，再到镜框、镜腿。这是他在法庭上遇到难题时的一个习惯。他重新戴上眼镜后，目光仿佛又坚定有神了。

“拜托大家不要灰心，正义在手的人，就掌握着希望和胜利的筹码。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失败，坚冰也不是没有融化的可能。是像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那样，先争取部分赔偿金，还是继续去日本法庭坚持正义，让日本政府道歉、谢罪并赔偿，该你们作出抉择了。邓先生的意见如何呢？”

赵铁认为，这是比梅泽一郎煽动“民意”更阴的一招，他明明知道邓子儒头脑已经不清醒了，让他来表态，无异于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来作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差一点就大喊起来：做人不要这么过分，好吗？

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表情呆滞的邓子儒身上，会场上响起一片“嘤嘤嗡嗡”声，黄思齐那边的人开始七嘴八舌，他现在晓得个铲铲哦。手指头都数不清楚了，还数得清日本人赔我们的钱嗦？

邓子儒依旧表情木讷，嘴角不停地颤抖。这是最为艰难的一刻。蔺珮瑶环视会场上自己同胞形形色色的眼光，又伏在丈夫的耳边把刚才梅泽一郎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赔偿。谢罪。”邓子儒用颤抖的声音说。

会场上响起了掌声，连黄思齐那边的人也被感动了，纷纷鼓掌。黄思齐犹豫了一下，终究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总不能站在日本人一边，也鼓掌叫好起来。

梅泽一郎这时站起来，深深地向大家鞠躬，说：“你们中国人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的情感和态度，作为你们的代理律师，我深表钦佩，并尊重大家的意见。感谢各位的坚持！我们要像三池煤矿的母亲们在摇篮旁边唱的那样，‘矿工兄弟们的反抗和愤怒，将传递给孩子们和他们的子孙’。我们是在为大家的未来战斗，不管结果如何，一起干下去吧。赵桑，你们的口号是什么，来，大家一起来喊一喊。”

赵铁说：“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赵铁领喊，大家一起振臂齐呼，刚才四分五裂的会场现在呈现出了团结的气象。梅泽一郎、菊香贞子也跟大家一起高呼。日本人在励志的时候喜欢高呼口号，原告团的许多老人都经历过几十年前那个到处口号震天的年代，现在他们呼起口号来，好像当年的青春记忆又找回来了。

这天的活动快结束时，梅泽一郎径直走到刘云翔身边，深深地鞠一躬，郑重其事地说：“刘先生，我想和你好好谈一谈。请多关照！”

重庆的鹅岭公园是主城区的一个制高点，如果把两江夹峙的山城看成是一条吸水的龙，朝天门是龙嘴，鹅岭就是龙脊。站在龙脊上的两江亭，便可一览长江、嘉陵江风光。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人同时俯瞰两条气势磅礴的大江，正如没有多少人，可以同时涉足两条河流。鹅岭之名，来源于山势之狭窄，犹如鹅之颈项。这里还有一道古关隘——佛图关，雄奇险峻、危岩高耸、关隘威严。关下有一古道，向东通向两路口，连接主城区，向西通往沙坪坝，绵延成巴蜀大地上的成渝大道，一直到成都。千百年来，有多少商旅路人、英雄好汉、文人骚客，行走在佛图关的古道上，已无典籍可寻；而半个多世纪前，几个年轻人试图通过佛图古关前往成都、延安，却不幸止步于前。他们的命运，也从此改写了。

在两江亭的茶楼上，刘云翔和梅泽一郎相向而坐。相同的英文能力让他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交流。这是个有太阳的上午，只不过雾都冬季的太阳形同虚设，在雾霭中露出一个惨白的圆盘，悬在灰色天空中毫无温暖可言。两条大江如同静止在城区两侧的苍龙，时而有货轮鸣着悠长的汽笛从江面驶过，平添了这座江岸城市的生气。

“现在再也看不到那些补丁摞补丁的小帆船了，过去从天空中看下去，它们就像跃在江面上的鱼儿。”刘云翔感慨地说。

“刘先生可能是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最多的人了吧？”

“那不一定。”刘云翔微微一笑，“可能某个当年参与了重庆大轰炸的日本老兵，也是时常在空中俯瞰着这座城市。只不过他们是要把人们驱赶出来杀死，而我是要努力保护这座城市的人们有一顿安静的午饭、晚饭，或者睡一个好觉。”

“有个叫川崎正雄的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上的机枪手，龙舟赛那天，他的中队长就是被刘先生击落的。我一直想让你们见一次面，但这个老家伙不敢来重庆，也不愿出庭作证。当然他的身体也不行了，想让他的儿子来代他谢罪。本来这次要随我们一起来的，可临走时他又有事走不了。明年他会来的。”

“我看过他的证词。”刘云翔望着右手边的长江说，好像在回忆当年的那些片段。

“刘先生认为他说的是真实的吗？”

“基本上是真实的吧。战争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每一个走上战场的人，都肩负国家赋予他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而这两个高尚的情感，战争的幸存者多年以后才会明白对还是错。但还是有很多人至死也不明白，就像你说的那个老川崎。”

“是的。更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士兵。他们以为是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国家错了，他们的生命也就错误地牺牲掉了。”

两人长时间没有说话。刘云翔今天穿了一件短夹克，里面只有一件毛衣，大街上许多年轻人都穿着羽绒服，这个老人似乎一点也不惧寒。如果忽略他的腿疾，他依然身手敏捷、目光有神、脑子灵敏、说话逻辑清晰。梅泽一郎想：这个老人大约可以活过一百岁。

“我知道刘先生是中国东北地区人，因为战争来到这座城市，中国人都是讲落叶归根的，刘先生难道就不想在晚年回到自己的故乡吗？”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刘云翔肯定地说，“我爱这座城市，爱了快七十年了，现在对它依然还是初恋时的感觉。”

“是因为蔺珮瑶女士吗？”梅泽一郎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腰，然后一个鞠躬，“请原谅我的直率。”

“不完全是。”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我为它战斗过，但在它面前，我却是个失败者。”刘云翔长长嘘了口气，才说，“我不甘心。”

“噢，刘先生，我记得多年前日本有份调查说，百分之八十的日本男人在生活中幻想过与某个女子私奔，但真正能做到的，还不到十万分之一。战争年代的私奔，是不是更容易一些？”

“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嘛，人们的生活本来就动荡不安，比和平时期显得更没有秩序。稍有思想的人，都渴望去一个新天地，换一种活法吧。更何况我们那时还念念不忘抗日救亡呢。哪个地方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人们就会往那里奔。延安和重庆，那时给人的感觉就像天上和地上。延安好比我们驾机升天时，在云层上方的天堂，干净、透明、充满希望；而重庆呢，灰暗、肮脏、混乱、腐朽、堕落。延安就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连去延安考察的美国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是有热血的青年呢？为了继续抗战，有许多人来到重庆，又有不少人失望地想离开。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段黑暗的隧道，有的是形而上的，有的是具体真实的。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也穿不透这隧道里的黑暗。”

天已向晚，长江和嘉陵江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江两岸的楼群在暮色中有一种骚动中的安详。这座城市年年都在长高，那些随处可见的大吊臂就是城市的助长拔高者，一年过去，一片高楼就如雨后的庄稼拔节生长。尤其是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楼房，让两条大江显得日益瘦小下去，浩荡江水穿行在风格万千、五光十色的高楼峡谷，平添了城市的千古传奇和绝代风华。刘云翔请梅泽一郎吃重庆的老麻抄手，就从附近的餐馆要来的。他们还不想离开这个可以俯瞰城市和大江的地方。

他们又要了一壶茶。梅泽一郎桌子前一堆瓜子壳。他认为，只有在重庆，喝着浓浓的绿茶，嗑着生瓜子，才能真正拥有那种重庆人的悠闲。东京的生活节奏，哪有时间给你嗑瓜子？

梅泽一郎摘下眼镜，用一块手绢揩拭，然后很真诚地说：“刘先生，我没有想到一场浪漫的私奔会终止在大隧道里，真是残酷啊！”

“这是我的命。”刘云翔冷冷地说。

“我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你们在大隧道里唱的那支歌——《五月的鲜花》。真是好听啊，像我们那些歌咏樱花的歌，中国人原来也可以死得像樱花一样凄美。”

“我不同意梅泽先生的说法。”刘云翔正色道，“向死而生，慷慨赴死，历来是中国人的美德。我们追求的是死亡的意义，而不是它是否有美感。成仁成义，死何足惜。‘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中国先贤的话梅泽先生应该知道。像樱花一样飘零的死，美则美矣，但至少在我看来，死而不问义，只唯美，未免太轻了吧？”

梅泽一郎有在法庭上被对手抓住了破绽的难堪。他笑了笑，说：“啊，生死的哲学，或许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看法。日本人对死亡的认知多源于日本的神道教，看重死亡之‘洁’。樱花开七日，决然辞人间，这是多么壮美的‘洁’啊！刘先生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死亡美学，我尊重。但我不理解的是，你为什么不去东京的法庭上唱《五月的鲜花》？那些开败在大隧道里的鲜花，何尝不‘洁’？但是真相却被大隧道里的黑暗吞没了，被不愿站出来作证的人遮蔽了，导致松本茂律师在法庭上那么瞧不起中国人，影响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刘先生，作为大隧道事件的亲历者，你难道没有责任吗？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官司已经打了快十年了，离宣判日期越来越近，你难道不着急吗？”

刘云翔被将住了。这个日本律师在他面前极尽谦卑恭敬之能事，但论及到原则问题，却一点也不留情面。自“文革”结束以来，刘云翔还没有被人如此当面诘问过。他感到了羞愧。

“我这老残之身，出不了远门啦。”刘云翔拍了一下自己的左腿。实际上他的左腿只是稍微有些瘸，但由于他随时保持着军人的气度，常常让人忘记了他的残疾。

“这不是理由。”梅泽一郎更加直率地说，“我听赵铁律师说，去年他曾动员邓子儒先生在大隧道惨案庭审中再次出庭，但他说这是‘家丑’，蔺珮瑶女士也谢绝了赵律师的邀请，说一提起那段经历就要反胃。前面刘先生说过，对重庆这座城市始终保持着初恋时的感觉，同时又承认自己是不甘心的失败者，我真羡慕刘先生的这种情感——顺便说一句，我客居东京，虽然我也讨厌它，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年轻时就像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那个拉斯蒂涅，要和喧嚣的大都市拼一把。当然我不是拉着贵妇人的裙角往上爬的那种人，我靠自己的努力。我们都在获得，同时也在失去。刘先生的失败感到底从何而来呢？是因为被这场被战争中断了的爱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难道还没有从这场感情的纠缠中挣脱出来吗？情场对手之间古老的嫉恨，难道可以绵延人的一生？”

“不，你错了。”刘云翔终于找到机会扳回一分说，“你还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在我和邓先生之间，嫉恨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守望、是相助，即便是在战争时期。”

长江和嘉陵江，在远方窃窃私语。

（作者： 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