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四幕 恨别鸟惊心（第二十三节 守望）

“珮瑶跑去哪里了？”

“她和小红买菜去了。”

“小红好久都不来看我了，当了奶奶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她还有老汉儿哩。”

“小红是家里的保姆，她才十七岁。”

“没孝心的东西，不带萱萱来看我。我四代同堂，我想萱萱。”

“昨天你大孙女东萍才带萱萱来看过你了嘛。”

“去叫珮瑶回来吃饭。她跑哪里去了哦？”

“她去买菜，回来就做饭给你吃。”

“她跑了，不要我了。”

“她没有跑，她的东西都还在，你看看嘛，这是她的风衣，这是她的老花眼镜，还有她的毛衣、手套、鞋子、降压药、茶杯。她咋个跑得了嘛。”

“珮瑶跑去大隧道里躲起来了。”

“不是，她只是和小红去买菜，一哈哈儿就回来了。”

“她去延安买菜唛？”

“她去农贸市场买菜。”

“我要去延安找她回来。”

“她没有去延安，她就在重庆，就在家里。”

“延安我去过，风大，东西不好吃，哪有重庆好。”

“对头，啥子地方的东西都没有重庆的好吃。”

“珮瑶最喜欢吃重庆的豌杂面。”

“重庆的小面，大家都喜欢。”

“她说去买双皮鞋给萱萱穿，结果她穿上皮鞋就跑了。追都追不到。”

“她是去买菜，不是去买皮鞋。”

“蔺珮瑶是和刘云翔一起出去买皮鞋的唛？”

“没有，她是和小红去买菜。”

“昨天电视上还有延安……”

“那是电视。”

“我晓得，昨天好多人都去延安了。”

“那是在电视上去。”

“他们去了，电视把他们拍下来了。就像我们当年演话剧，演的就是那时的生活。”

“好吧，就是恁个回事吧。”

“刘云翔去延安了唛？”

“没有去……成。”

“刘云翔跑哪里去了？”

“刘云翔就在你面前。”

“你是刘云翔？”

“是，我就是刘云翔。”

“哦……”

菊香贞子饶有趣味地在一边看着两个九十多岁的老年人对话，这些年来她努力学汉语，已大体能听懂中国人说话了。邓子儒先生已完全糊涂，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时空混乱；而刘云翔宅心仁厚，谦卑如一个老男佣，仿佛已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

邓家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让菊香贞子颇感意味深长。九十一岁的刘云翔带着一个小保姆住进了邓家，理由是蔺珮瑶已经无力照料邓子儒，他们家又请不起保姆，而他的退休工资一个人也花不完。邓子儒夫妇微薄的退休金一多半都交给了医院，他们的子女有各种理由不能和这一对多病无助的老人住在一起：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退休，要帮自己的儿女带孙子；三女儿常年多病，也病退了；最小的儿子一家住在长寿。他们都从事着普通的职业，教师、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轮船上的水手等。似乎没有一个后代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经商能力、艺术才华，也没有他们母亲的大家风范、典雅气质。富不过三代，这是邓子儒晚年常常自嘲的话。蔺珮瑶这种时候便会回敬一句，能四世同堂，你还有啥子不满足的呢？的确，有时邓子儒会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还算“成功人士”吧，家业虽然不丰厚，但也庞大；子女虽说很普通，但都健康。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没有学坏，已属不易。只是当儿女们都步入老年后，还要照料上面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了。邓家的长孙女邓东萍倒经常带她的女儿萱萱过来照料，而其他的孙子外孙们忙着挣钱结婚、买车、还房贷，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只是在照片上团聚。蔺珮瑶说，这些年连吃年饭人都不齐了。只有那个忠心耿耿的老情人刘云翔毫无惧色地加入到这个暮气沉沉的家。有一次，他不失幽默地对菊香贞子说，现在他（指邓子儒）不会担心我们私奔了。

菊香贞子深感好奇，一个人能在耄耋之年还深藏着一颗不老也不死的爱心吗？这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多么深厚的用情、多么传奇的经历、多么刻骨铭心的爱，才能让人皓首白头也没齿难忘？

蔺珮瑶买菜回来后，刘云翔挽起袖子、系上围裙就下了厨房，刚才还念念叨叨的邓子儒，看到妻子回来了，又像不认识一样，坐在客厅里那把已经发黄的藤椅上兀自发呆。蔺珮瑶的视力太差，要凑到面前，才看得清丈夫的神态。她不无关切地说：“你这个老邓，屋里开着电暖风，你就不要戴帽子了嘛。小时候你没有听大人说过，在屋子里戴帽子长不高的哦。”但就是这样一句玩笑话，竟让邓子儒对妻子怒目相视，然后一把将头上的线帽扯下来，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我冻死，你就高兴了！”

当着菊香贞子的面，蔺珮瑶不好发作，她干笑两下，将帽子捡起来，然后转身进了厨房。刘云翔在里面都听到了，说：“别怄气，老小孩嘛。”

蔺珮瑶嘀咕了一句：“他不会冻死，我早晚要被他气死。”

菊香贞子为缓和气氛，坐到邓子儒身边，用生硬的汉语说：“邓先生，喝茶，请。”

邓子儒木然地看着她，问：“萱萱……幼儿园放学了？”

“我是菊香贞子，你的朋友。我从日本来。”

“日本……”

“是，你，去过。忘记了？”

“日本在延安？”

“不，不，延安是，中国的，日本，在海，那一边。”

“哦，日本……日本……”

“日本，战争，轰炸重庆，呜呜呜，日本飞机。想起来了？”菊香贞子连比带画，她想：那么痛到心灵深处的苦难，怎么说忘记就忘记了呢？人的记忆是多么地有限！

“龙舟赛，国泰大戏院，惨！大隧道，死得惨。”老人突兀地说。

终于在遗忘的黑暗隧道里找回一些往昔的苦难时光了，尽管它可能像星光一样微弱。人要有多么深重的苦难、多么顽强的毅力，才能将随着生命一起衰竭的记忆再度激活？

饭菜端上来了。蔺珮瑶做了回锅肉、麻婆豆腐、水煮鱼，外加两个蔬菜，这些都是菊香贞子喜欢的川菜。邓子儒第一次到日本时，菊香贞子曾带他到东京的一家中餐馆吃麻婆豆腐。当时邓子儒就说，这算啥子麻婆豆腐哦？有麻婆之名，无豆腐之味。以后你到重庆我的家里来，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当时菊香贞子惊讶地问，你会烹调？邓子儒呵呵一乐，有十多年，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就在家里给我妻子做饭。菊香贞子记得邓子儒解释不能做事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在搞“文革”，他们单位的年轻人都在造反闹革命，而他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革命的，只有躲在家里学烹调。

一张不大的方桌，邓子儒和保姆坐一边，菊香贞子和蔺珮瑶坐一边，刘云翔反客为主地坐在上首位置，没有谁感到不自在。蔺珮瑶总是叮嘱小红为邓爷爷夹最软和易入口的菜，你邓爷爷牙不好，回锅肉他嚼不动，豆腐他可以多吃，鱼刺你要帮他挑出来。她不厌其烦地说，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刘云翔则往蔺珮瑶碗里夹菜，还细心地把她碗里的花椒、辣子之类挑出来。她的眼睛不好。每当菊香贞子看他时，刘云翔就要这样低声向她解释，就像他做了一件不想让人知道的好事。但他做得又是这样自然，自己的筷子麻利地伸到蔺珮瑶的碗里，蔺珮瑶也甘之如饴地享受这种服务。有时她会嗔怪道，别给我夹菜了，老年人要少吃点懂不？邓子儒则在桌子对面木然地望着他们，瘪着嘴说：“珮瑶喜欢吃豌杂面。”

有趣的一幕，难解的人生。菊香贞子现在已经知道了刘、蔺的初恋，知道了邓、蔺的婚姻，知道那场未遂的私奔。她还想知道，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这个古老的三角关系如何分分合合、聚聚散散。这场爱的死结，就像当年发生大隧道惨案时，那些纠缠在一起的人们那样，因为对活着的执着，结果谁也无法逃生。而爱情，在人生中又有多少无法冲破的黑暗隧道、无法厘清的情感头绪？

午饭后，蔺珮瑶执意要送菊香贞子回酒店。菊香贞子不忍心让一个老太太送自己，百般推辞婉谢，但蔺珮瑶悄悄说，我在家里婆烦得很，出去走走还好些。菊香贞子想：也好，她们或许可以利用一个下午好好聊聊。她又多了一句嘴：“刘先生同我们一起去吗？”

“不了，我在家里陪陪他。午睡后我们要去外面坐茶馆。”刘云翔指了指神情木然的邓子儒。

蔺珮瑶说：“别管他们了，那是他们两个老哥子每天的必修课。”

外面很冷，雾气很重，仿佛山城冬天的雾也是有温度的，冰凉、阴湿、浸骨。浓雾包裹着那些森林一样的楼房，让一些高楼看不到顶；浓雾也包裹着人的心，让人的心情仿佛浸泡在冰水里。菊香贞子这次来重庆后发现，蔺珮瑶的情绪相当低落，不再是从前那个乐天知命的老太太了。她的脸上总是难掩负重哀戚之色，想必家里有那样一个病人，任谁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但菊香贞子认为，这并不是老人忧伤的主要原因。她为她感到担忧。

她们打车到菊香贞子住的喜来登大酒店，甫一下车，门童抢上前来开车门，为两位女士引路，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堂里有一台巨大的三角钢琴，一个穿燕尾服、扎着蝴蝶结的钢琴师端坐琴前，清脆悠扬的音符在静谧的大堂里轻柔地飘飞。蔺珮瑶驻足听了半分钟，又向富丽堂皇的大堂四周打望，待她发现菊香贞子在看着她，便略带羞涩地一笑：“莫扎特的《加冕》，弹得不错。生活好像又回到从前了。”

菊香贞子说：“妈妈桑，我们去咖啡厅喝一杯？”

“还是先去你房间吧。”

菊香贞子发现，往昔的富家小姐似乎和眼下这个社会已经疏远了，曾经的荣华富贵和当下与己无关的繁华与奢侈相对应，难免会有几丝苍凉和失落从岁月的皱纹里浮现出来。在蔺珮瑶去日本时菊香贞子就有所察觉，这个老人有极为深厚的涵养，尽管她只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她的生命可以凋零，优雅却从不会缺失。这种人就是在生活最为窘迫、命运最为不堪的时候，也不会丧失尊贵。只是生命中的另一半倒下了、糊涂了，还清醒着的人也会慢慢被拖垮。对这些渐渐被遗忘又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来说，生活正在呈现出冷酷严峻的一面。一对空巢老人的家庭，即便换个灯泡也是个大难题。就像蔺珮瑶急于想回到菊香贞子的房间，甚至是下午出来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能在酒店里好好洗一个热水澡。家里的煤气热水器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但总是推三推四的，好不容易等来了工人师傅，又说热水器的发热管坏了几个，放出来的冷水多热水少。换一套发热管吧，师傅又说这样的热水器厂家早不生产了，没有零配件，除非你们重新买一个。蔺珮瑶双手一摊，微微一耸肩说：“你知道，这要一大笔钱。重庆的冬天也不是很冷，夏天很快就到了。”

她并不感到有丝毫的难堪，仿佛一个贵妇人说她暂时不需要那颗价值上千万的钻石。其实菊香贞子觉得重庆的冬天比东京还难受，它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样冷，空气潮湿而阴冷，人常有浸泡在冰水里的感觉。在蔺珮瑶家待着，总感到四处冷风乱窜，哪里有在酒店舒服啊？刚才菊香贞子问，妈妈桑来过喜来登酒店没有？蔺珮瑶的回答是，经常路过，从来没有进来过。

蔺珮瑶在浴室足待了一个小时，才穿着雪白柔软的浴衣出来。“真不错，早就听人家吹，喜来登酒店咋个咋个好，连毛巾都有丁香味。四十年代我去香港，住Queen Hotel（皇后大酒店），我看也没有这家酒店让人感到舒适。酒店嘛，是漂泊者的家，品位是第一的。”

菊香贞子说：“我年轻时候，有一多半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漂泊，我特别在意酒店的美容室和咖啡厅。”

蔺珮瑶的头上还包着块浴巾，她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搓揉、擦干。菊香贞子发现老人的头发其实并不多，如果不经过精心地修饰，它们就是一丛秋风中的荒草。也许敏锐的老人感觉到了菊香贞子眼光中的怜惜，她略带羞赧地说：“晚饭后我带你去解放碑的一家美容店吹头，看我现在这个头发凌乱的样子，像个讨饭婆。哈哈。”

菊香贞子道：“好啊，从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桑，就觉得妈妈桑的发型做得真是精致、好看。仿佛每一根头发都经过精心设计、打理过的。你有自己的固定美发师？”

蔺珮瑶笑了笑，说：“我现在连保姆都要别人帮我请，哪还能讲那些排场？价钱太贵的美发店我可去不起。但我总能找到重庆最有品位的美发师。噢，中国闹‘文革’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批斗我有三大罪状：一是从前专门去香港给我的洋娃娃定做新衣服；二是每天用牛奶洗澡；第三条嘛，就是都解放了，还要烫发。哈，那个时候没有美发店了，你猜猜我用什么东西烫发？我在家里把一根根铁丝烧烫，然后让邓先生帮我把头发卷在铁丝上做花。用现在的年轻人的说法是，头可断，头发不能乱。”

“噢，那可真不容易。”

“是啊，掌握好铁丝的温度很重要，闹不好就把头发烫糊了，邓先生为此经常挨我的骂。”

“妈妈桑从前真的用牛奶洗澡？”

“唉，那是造反派们编的，大约是看我的皮肤白皙吧。在香港给我的洋娃娃定做衣服倒是真的，我小时候有很多从香港、上海买来的美国、法国、英国的洋娃娃。可是他们批判我的时候，我连自己孩子的衣服都要打补丁。我还给我班上那些家庭穷困的学生补过袜子呢。我们已经被改造成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这些造反派们却看不到。那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年代，好在都过去了。”

“想象不出妈妈桑补衣服的样子。”菊香贞子感叹道。

“我的针线活儿做得不错呢。我还会织毛衣、毛背心、毛线裤、毛线帽子、毛线手套、围巾等等。凡是穿的、戴的，我都能织，别的家庭妇女能干的活儿，我也都能干。生活真是磨砺人啊，有钱花不是多大的本事，没钱花，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让一家人不挨饿受冻，让孩子们正常成长，不要学坏，那才是大本事。”

菊香贞子看到老人一直在揩头，便说：“妈妈桑为什么不用吹风机先吹一下呢？”

没想到老人诧异地问：“你带吹风机出门？”

“洗漱柜里有啊。”

“噢。看我这个老土，这个酒店可真想得周到。”蔺珮瑶自嘲道。

菊香贞子起身去浴室为蔺珮瑶取吹风机，她发现酒店配置的许多东西老人动都没动，她只用了半块香皂、一小瓶洗发香波。“妈妈桑，这些洗浴液、护肤液、化妆水、香水啥的，你为什么不用呢？”

跟进来的蔺珮瑶难为情地说：“已经给你添麻烦了，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妈妈桑不经常出门旅行？”菊香贞子递过吹风机，不无怜悯地问。

“旅行？哈哈，让我想想我有多少年没有离开过重庆了。就从一九五○年算起吧，到上次去日本，天哪，都六十来年了！”老人似乎有些懊恼地说。

“不可思议。”菊香贞子说。

“我命中走不出重庆。”

“包括那次失败的延安之行？”

“贞子小姐，你又要让我的血压升高了。请去给我冲杯速溶咖啡好吗？谢谢！”

蔺珮瑶在穿衣镜前吹干了头，重新坐下来喝咖啡。面对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翘首期待的菊香贞子，才缓缓地说：“你知道，当你要出远门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收拾行装时，当你和你的同行者讨论即将要到来的行程时，你便会发现，原来你们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妈妈桑，你是指哪方面的准备呢？”

“噢，那些在书信中描绘的种种美好未来，在字里行间抒发的浪漫情怀，当真正走近它们时，才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具体到一支口红或指甲油，刘云翔说，听军中的同僚讲，延安那边生活清苦得很，土八路无论男女，都得自己织布打草鞋，哪里还能够擦口红涂指甲，这些小资产阶级做派是要受到批评的。”

菊香贞子笑了，说：“我想是这样的。日本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坂野参三，战争时期就在延安，我看过他的一些回忆文章。那个时候的延安的确清苦。”

蔺珮瑶说：“我当时怎么知道那些？我说我可不是去找骂的，我是去追求自由的。刘云翔当时就忧心忡忡地说，瑶妹，你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我们都得改变，不然参加不了他们的革命。那个时候年轻啊，以为自己了不起得很啊。我可以参加革命，但哪个也别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一个女人不抹口红不擦粉，不穿旗袍高跟鞋，不打麻将不跳舞，这是革了哪个的命哦？我记得当时我就这样问刘云翔。他说，我们为了更好地参加抗战，命都不要了，难道就不能牺牲一点生活习惯？我生气地说，我们是为了爱才去延安的。要说抗战，哪里不能参加抗战？我在重庆就没有为抗战作贡献唛？飞机我都捐了一架哩！”

“是你丈夫为你捐的。”菊香贞子毫不客气地指出。

“对。”蔺珮瑶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实际上，当你要刻意去忘记一个人的好或者坏时，这个人就像一座大山，总是阻挡在你的面前，你很难绕过去。”

“包括邓先生和刘先生，他们的情感世界也绕不过你这座大山。”

“我们都陷入佛教里说的‘我执’的迷障中了吧，谁也无法解脱。邓子儒把刘云翔救出来后，警告刘云翔说，我发誓，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指望从我手中抢走蔺珮瑶。刘云翔当时说，我也发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会一直在她身边。”

“一直在你身边。为一句承诺奉献了一生的人，是有福的。”菊香贞子抿了一口咖啡，鼓起勇气说，“妈妈桑，我现在不确定的是，一个女人，有两个男人真心地爱了她一辈子，这对她来讲是一桩幸福的事情呢，还是一件大麻烦？”

“岂止是麻烦？简直就是人生的不幸，既带给我，也带给别人。我这样的人，有时真怕面对那些个承诺。还记得那个说要陪我去找刘云翔的高中同学吗？他的承诺也不是草率的，他的生命却在轰炸中瞬间消失了。当一个人要爱上另一个人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要担多大的责任。”

“爱都是有责任的，爱也和恨相连。”菊香贞子给蔺珮瑶的杯里续了一点开水，“妈妈桑，战胜心中的妒恨比赢得爱更不容易，这就像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如何在战后实现和解。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听梅泽一郎说，这两个深爱着你的男人曾经举枪相向，有人受伤吗？”

“他们都打出了那一枪。”枪声已尘封了近七十年，但捍卫尊严的子弹仍然飞在回忆的深处。蔺珮瑶缓缓地说：“和解的唯一途径是，一方要有强大的勇气承担责任，一方要有足够的气量宽恕。邓子儒扣动扳机时，将枪口朝上，子弹打在了天花板上。而刘云翔竟然也是同样的选择，只不过他那一枪是空的。六分之一的概率嘛，但他也不想让他的邓大哥担这个风险。多年以后我分别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刘云翔的回答是，我怕你伤心，而我家老邓说，只有日本人才能杀死我们的空军飞行员。这两个男人啊，都有自己永远解不了的难题。”

菊香贞子现在已经能在蔺珮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中，透过大半个世纪的黑暗隧道，看到两个中国的年轻人在朝天门码头上的怆然分别，不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而是长江里的暗流在两人的心底里汹涌、较劲。一个在自己的码头上表现出来的霸气是有我就没有你的爱；一个寂然登船离去的高大背影仿佛也在宣示我还会回来，因为这座城市有我的初恋。初恋的种子在哪里播下，爱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刘先生后来为什么不独自去延安？”菊香贞子追问道，“妈妈桑，我知道，那时在你们中国人心目中，延安就是进步、革命的代名词，你们没有去成延安，命运就此改变。但我以为，对那个年代有信仰的革命者来说，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妈妈桑，请恕我冒昧，他因为你而放弃了？”

蔺珮瑶想了想才说：“战争时期一个爱国者其实只有一个选择：如何更好地报效国家。我们不是那些穷得叮当响的革命者，顶多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良知未泯，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痛恨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我们那时不懂那些党派啦、政治啦啥的。刘云翔和邓子儒或许比我懂一点，男人嘛，政治是他们杯中的酒。有几个男人不好酒呢？不过，他们就像不会喝酒的人老是被别人拉到酒桌上，被酒灌醉。唉，这一辈子可没少吃苦头。”

“哈哈，绝妙的比喻。”菊香贞子赞叹道。

“我们如果去了延安，命运会怎么样？谁知道呢？命运是最不能假设的东西，就像你不能假设一朵浪花在哪里开放。我们不过是长江里的一滴水啊。一步之遥，可能就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魏蓝和那个教授陈可循当晚也没有走成，不过第二周，她还是把陈可循教授带走了。这个书生后来成了人民政府的一个大科学家，还当过西安一所大学的校长呢。魏蓝一直以为我们临阵脱逃，直到重庆解放后我才跟她解释清楚，那时她已经是重庆市政府的干部了。哦，对了，有一年陈教授从西安专程跑来重庆向魏蓝求婚，我还被拉去当说客呢。而魏蓝还在指望刘云翔答应她的爱，但时过境迁，刘云翔更不可能爱上她了。后来魏蓝还是跟陈教授成了一家，调去西安工作了。很戏剧化吧。”

“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刘云翔呢？”

“刘云翔回到部队不久，就到昆明去了，或许是他主动要求去的。陈纳德的飞虎队正需要他这样的飞行员。那一年世界进入了疯狂状态，纳粹德国进攻了苏联，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重庆人的说法是：这是在打群架乱甩锭子（拳头）唛？但不管怎么说，一直在战争中独撑危局、苦苦奋战的中国人看到了抗战的新希望。美国人不再对援华抗日遮遮掩掩，日本成为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敌人。大隧道惨案发生半个多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人志愿赴中国、英国服务是合法行为；再一个月后，罗斯福总统批准以五百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刘云翔很快就被选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受训，学开美国人的P-40型战斗机。到他受训回来时，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他回来后参加了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重庆、昆明、桂林、芷江到处飞，满世界打仗。战争年代啊，一个人的消息就像风中的蒲公英一样。”

“你们就再没有联系了吗？”

蔺珮瑶神情黯然地说：“还记得《飘》中的一句话吗？Later，respectively，wander and suffer sorrow！（从此，各自飘零，各自悲哀！）我当然也会经常想他，但却‘不寄云间一纸书’，只是随时关注报纸上空军战死者的消息，我怕看到那个名字，但又渴望知道有关他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信息。但是没有，没有啊。这个人就像失踪了、不在人间了。那一年的年底，我当妈妈了。一个中国女人，当了母亲后，也就收心了。中国有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明白吗？我的第一个孩子也经受过大隧道惨案的考验。天哪，我可真能生孩子，三十岁以前，一口气生了四个！”蔺珮瑶最后一句话说得似乎怨气重重。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又见面的呢？”

（作者： 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