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降低工业指标

尚昆同志：

定在后（廿九）日上午九时在居仁堂开会，只谈工业生产问题。地方同志到十九人（富春拟的名单），加北京一人共20人。中央到书记处成员，另请总理参加。如陈云同志身体可以，也请他参加。请告富春或一波先提出问题（不要长了）。在通知中，请地方同志提问题。

邓

四、廿七夜

这是1959年4月27日夜，邓小平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业生产问题给杨尚昆的便函。这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后中央压缩计划指标、努力纠“左”的一部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同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着重讨论了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问题，认为粮食和棉花产量可分别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和7000万担，并规定钢产量要在1957年产量的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1958年10月起，运动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1月2日至10日，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此次会议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等问题上迈开纠“左”的开端。紧接着，毛泽东又分别于11月21日至27日、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左”的工作。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提出各项任务压得太重，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会议将1958年北戴河会议建议1959年3000万吨钢的指标降低到1800万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反对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否定按劳分配。

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一系列部署。他于11月初直接从调研地重庆赶赴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不久被搁置起来）和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结合他在各地的调研成果，在会议上阐述了对人民公社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问题的观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分配等问题；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比如有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他的讲话成为《郑州会议纪要》的基本内容。

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突出倾向，邓小平在说明中着重阐述了人们关心的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另外，他还谈到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指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到了1959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开始暴露，中共中央随之加大了纠偏的力度。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问题。会议作出了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一系列重要决策。这次会议在纠正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4月2日至5日，接着主持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除了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外，这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降低1959年工业指标问题，决定：钢铁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650万吨；基建投资从360亿元降到260亿至280亿元；基建项目从1500个减到1000个。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多听不同意见，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等重要思想。

邓小平密切配合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59年4月，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国家机构人事配备两个问题的说明。在谈到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邓小平说：“这次上海会议对于去年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计划指标有一些修改。”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修改，他解释说：“是因为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还强调：“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4月29、30日（即本文开头邓小平便函提到的日子），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讨论工业生产安排、农业和粮食等问题。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上海会议后，第二季度原定钢产量250万吨到260万吨，现在只能够完成205万吨，少45万吨。在听取李富春的报告后，邓小平指出，任务高了点是肯定的。关键是铁的调度问题，要把好铁用于生产好钢材。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完成多少，宣布多少。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

5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业生产情况时再次指出：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六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1800万吨钢还重要；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抓市场、抓农业。为此，他强调要着重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农业主要是个劳力安排问题，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8小时劳动，最忙12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二是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因此要调整企业管理秩序，恢复过去好的制度，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三是降低指标要有决心，中央各部门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该压减的坚决压下来，坚决不搞；四是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统一安排基建、主要产品的生产、原材料和两个部类（一个生产、一个生活）的主要物资分配，让有条件的地方先上去；五是宣传要鼓干劲，但是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

看来，工业生产问题的症结是钢铁指标定得太高。195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后来实际产量也是这个数字）。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这时的纠“左”工作，虽然还只是60年代调整工作的开端，但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无论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都为纠“左”努力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