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五幕 此情可待成追忆（第二十六节 组织）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菊香贞子在东京的一家商场看中了一款围巾，她想起了远在重庆的蔺珮瑶，不知她会不会喜欢这种款式和颜色，就拿出电话打过去。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刘云翔，那边的声音很嘈杂，他说他正在去医院的公共汽车上，因为蔺珮瑶住院了。什么病？血压上去了，降不下来。人发晕，头疼欲裂，茶饭不思。电话里喧嚣的背景下，菊香贞子都可以感受到刘云翔的焦虑。

菊香贞子马上想到了脑溢血、脑梗、心梗、中风、偏瘫……

当晚她就联系了梅泽一郎，两人一合计，邓子儒已经不行了，蔺珮瑶是他们的关键证人和原告，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判决一拖再拖，谁能保证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会在睡觉时溘然长逝？这种事情从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以来，遇到的太多了。他们立即就买了到重庆的机票，第二天在东京成田机场碰了面，菊香贞子对梅泽一郎说，一听到蔺珮瑶女士住院，我比听到我的母亲生病都还要紧张。

他们在重庆江北机场下机后，马上打的直奔医院。刘云翔已在医院门口迎接他们。这是家什么医院啊，在一家诊所侧面有个小门，从那里爬上一段灯光昏暗的楼梯，拐过几道弯后才看见几间病房，显然是老住宅楼临时改造的。刘云翔看到了两个日本人诧异的眼光，便说：“这是家社区医院，不用排队挂号等医生，来了就可以看病。珮瑶说只是输点液、吃点药，养几天就好了，坚持不去大医院。没想到惊动了你们，真是抱歉。”

这个老童男，心比海绵还软。老情人一点病，把他吓得像个没进过医院的大孩子。菊香贞子很想和他开开玩笑。蔺珮瑶看见她出现在病房门口时，竟然欢快地叫了一声：“嗨，我昨晚还梦见你了，我带你去吃豌杂面，没想到你今天就来了。”她躺在病床上，还打着点滴，额头上捂着一块降温的毛巾，一见到他们就一把将它扯下了。

菊香贞子笑吟吟地说：“你的故事我还没有听你讲完呢。”

蔺珮瑶跟梅泽一郎打招呼：“梅泽先生，我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糟糕吧？辛苦您了。”

梅泽一郎轻松地笑了，说：“邓太太看上去比我们想象的好，气色也不错。看看，这是我们给您带来的药。”

蔺珮瑶这时就像个得宠的小姑娘。“我就知道是老刘吓着你们了，让你们大老远飞来看我。我没有什么事的，就是他大惊小怪。”

梅泽一郎说：“我正好也要来重庆，有要紧的事情通报给大家。”

“哦，是要开庭判决的好消息吗？”蔺珮瑶问。

“不是。邓太太先养好病，我们以后慢慢谈。”梅泽一郎说。

“噢，我都知道菊香贞子小姐要打开录音笔了，哈哈。”蔺珮瑶今天的情绪特别好，连刘云翔都感到有些奇怪。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总归是太寂寞了吧。

菊香贞子忙说：“妈妈桑，不急不急。重庆的秋天不错的，我计划待好长一段时间呢。等妈妈桑出院后，我要和妈妈桑一起去泡北温泉，上次我们就约好了的。”

“我的血压又要上去了。”蔺珮瑶很欧化地一耸肩。

刘云翔在一旁略显笨拙地说：“珮瑶……血压高，不能泡温泉。”惹得蔺珮瑶和菊香贞子都笑了。

菊香贞子说：“那我们去那风景很优美、森林很茂密的……什么云山？”菊香贞子现在对重庆已经很熟悉了，几乎可以当一个日本旅行团的导游。

“缙云山。”蔺珮瑶说。

“对对，缙云山。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妈妈桑应该在那里有一幢小木屋。刘先生，这个事情应该由你来完成。”

刘云翔笑而不语，看见梅泽一郎和菊香贞子都在等他答复，才缓缓说：“我有一套房子的，不过已经卖了。我过去教书的那所中学，就在缙云山下。”

菊香贞子转向刘云翔，问道：“这也是我想弄明白的问题，你是怎样从一个飞行员转行当了一名教师的？”

刘云翔停顿了片刻，淡淡地说：“这有啥，战争结束了嘛。”

一周以后，蔺珮瑶出院，菊香贞子请赵铁律师帮忙，开车将她和蔺珮瑶送上了缙云山。赵铁找了一家森林环绕的农家乐，包吃包住，每天才两百元。虽然不是菊香贞子心仪的那种小木屋，但她们房间的阳台面对一汪碧绿的水池，以及周边浓密的森林。蔺珮瑶说，住在这样幽静的地方，血压不降下来才怪了。

菊香贞子打开笔记本，掏出录音笔，有些顽皮地说：“那么，妈妈桑，我今天的问题就不考虑你的血压了。我们这次专门谈一谈战争结束以后的刘云翔，好吗？”

蔺珮瑶不无幽默地说：“那刘先生需要一颗降压药了。”

菊香贞子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一本正经地问：“刘先生为什么不继续留在军队里？他那天在病房里说的理由不足以说服我。按理说他这样有战功、有才华的人，应该是大有前途的。是因为追求自己的爱，还是不想参加打内战？”

“他开不了飞机啦。这都怪我，在欢庆胜利的那天，没有听到他叫我。其实那天我真的想到了他，那种时候我能不想他吗？我想他是否还活着，我想他听到战争胜利的消息时该如何狂喜，我想他此时此刻，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女人与他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我甚至还暗暗吃醋呢。我那天也流泪，好多人都在流泪，但有谁知道我眼泪里的含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那天上帝为什么只让他看见了我而不让我看到他？不然我就可以帮他了，他的腿就不会瘸了。上帝啊，这太不公平了！我太有罪了！”

蔺珮瑶有些激动了，菊香贞子忙给她递了一杯茶。“妈妈桑，慢慢说。”

“他那天天都快亮了才回到医院，美国医生把他痛骂了一顿，立即送到手术室治疗，但他的左腿还是没有保住。这个人打仗的经历也奇怪得很，三次受伤，都是左腿，一次迫降膝盖粉碎性骨折，一次跳伞踝关节骨折，一次大腿贯通伤。上帝好像忘记保佑他的左腿了。战争结束不久，他所在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也解散了，美国人回家，联队里的中国军人有的转入国民党军队，有的转行去开民航飞机。刘云翔那时已经是空军里的‘王牌飞行员’啦，他本来可以去当教官，或者干地勤，但他非要留在重庆当个老师。一个老兵，还是个瘸子，不喜欢钻营，也不喜欢政治，还有比当老师更合适的职业吗？”

“妈妈桑，很抱歉，我并不想再次让你的血压升高。来缙云山之前我和刘先生谈了一个晚上，关于你们的爱情和人生，他谈了很多。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刘先生希望由我来告诉你，他说这也是他的忏悔。”

蔺珮瑶淡然一笑，说：“对一个老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人生秘密会让人惊奇了。刘先生肠子里有几道弯几道拐，我全知道。他还能有什么秘密呢？你说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雾都重庆阴雨绵绵，大雾弥漫，而在崇山峻岭之外却战事正酣。共产党已经在北京成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西南还在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大西南防线”拱卫之下。重庆守得住吗？《中央日报》上连篇累牍刊登的不是重庆能不能守得住的问题，而是要将它再度建设成反共复兴基地的高论。当年日本人都没有攻进四川和重庆，那些土八路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多少坦克大炮，他们必将被我英勇无敌的国军挡在秦岭脚下，大巴山之外，大西南将再次成为国家中兴的大后方，就像当年国民政府在这里坚持到抗战胜利一样。可是《中央日报》那些御用笔杆子们一边唱着高调，一边不得不绞尽脑汁为前方接连不断的丧城失地打圆场。进入十一月以来，《中央日报》的标题大多充满不能自圆其说的荒唐感。《川湘鄂防线血战中，“共匪”进攻受挫》，但没过两天便是川东南门户秀山县城“失陷”的消息；《宋希濂兵团凭乌江天险力战共军，战事成胶着状态》的报道头天刚刚见报，便又传来乌江西岸的酉阳、黔江、彭水等地“失陷”的坏消息。上周还在唱高调贵阳城固若金汤，这一周不但丢了贵阳，连遵义也“失守”了。国军兵败如山，政府气数已尽，共军兵锋从四面八方直指重庆，这是重庆街头上拉黄包车的车夫、下苦力的棒棒都晓得的现实。他们不用读报纸，这一段时间来那些带着大箱小包的财物和金银细软在各个码头、车站、机场上辗转逃命的有钱人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们：重庆城守不住了。“你们有钱人都跑了，重庆府斗（都）剩下穷人了，以后我们做啥子生意呢？”一个拉黄包车的问他的雇主。那个一脸苦相的家伙怨气冲冲地说：“你们还做锤子的生意，共产党让你们都当老爷。老子们再不走，明天就是我拉黄包车，你坐车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缙云山麓下的北碚，看不到山顶连绵的翠色山峰，城区笼罩在灰色的雾霭中，让人无比压抑。在杜家街兼善中学的操场上，英文教师刘云翔正指挥自己的篮球队打比赛，一群半大小子在他们的瘸腿教练指点下打得生龙活虎。这个教练也会为一个漂亮的进球高兴得蹦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腿疾；有时本方的一个队员断球成功，带球直冲篮下，他会瘸着腿在场边一路跟进，一边大喊：“走！走！走！传！传！传！”

兼善中学有个有名的“赫尔斯球队”，打遍北碚各校无敌手，即便到重庆城区去比赛，也跟一向重视体育的重庆南开中学不分伯仲。兼善中学的师生都晓得，他们的刘老师虽然不是体育教师，腿也有残疾，但他带的球队，有一股军人的霸气和韧劲。能进入“赫尔斯球队”的孩子们都有莫大的荣誉感，他们每天凌晨五点起床，五点半在球场上跑操、练球，然后才是早自习、早餐、上课。下午放学后，还有两个小时的训练。有的小球员累得趴下了，刘云翔上去就是一马鞭——经常手持一根马鞭是他与其他教师最为不同的地方，也是经校长特许的。“孬种，起来！子弹没把你打倒，你就不能趴下！”这个当过空军军官的老师，自然给学校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硬朗之气，但孩子们都很敬佩他、服从他。

抗战胜利后刘云翔能到兼善中学教书，得益于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鼎力相助。卢作孚先生有一次带民生公司的员工去医院劳军慰问伤病员，就此认识了刘云翔。那时刘云翔已接到了美国军医开具的停飞报告，今后他只能做些地面上的工作，如果他还愿意继续留在军队的话。那期间是他最为沮丧的“黑色日子”。病房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回家、抗日勋章、战后和平的日子、上大学、梦想中的新娘、田地、父母、工作……而刘云翔几乎不出病房，几乎不说话，也几乎没有笑。他要么昏睡，要么靠在床头发呆。以至于美军医院里的战场创伤医生都来为他做心理疏导，刘云翔只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你们他妈的有谁晓得老子在胜利日那天的遭遇？瘸了一条腿至于让老子那么伤心吗？也许有人将刘云翔的情况告诉了卢作孚先生，因此那天劳军时就对他特别地关照，座谈时将刘云翔安排在自己旁边，对他嘘寒问暖。交谈间卢先生谈起了自己响应梁漱溟、晏阳初等大师倡导的“平民教育”之号召，于一九三○年创办起来的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刘云翔随口就接了一句：“舍得干，读兼善。”卢先生大喜，问刘英雄怎么知道我的校训？刘云翔告诉他，你那是为穷人办的学校，当年我从东北流亡过来，差一点就报考了先生的学校。只是后来……卢作孚先生离开时，留了一张名片给刘云翔，说刘先生是国家功臣，不能上天开飞机了，没有关系。现在和平了，国家百废待兴，亟须建设人才，若刘先生不弃，敝公司有的是位置为刘先生留着。一周后，刘云翔去民生公司找到了卢作孚先生，说铸剑为犁，马放南山，我这行伍之人，还乡归农，又腿脚不便，先生可否愿我这半残之身去兼善中学觅一教职？

到远郊北碚来当一名中学教师是刘云翔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自己战后的人生，小心存放那颗屡受重创的心灵。本来卢作孚先生希望他就在城里民生公司的总部就职，但刘云翔执意要去北碚。他需要一点距离，他害怕离蔺珮瑶一家太近，把持不了自己。临渊羡鱼，又无网可结；无路可退，总不是个事儿。

但有些人、有些事始终是人生中绕不开的坎，就像命运这盘棋里，有的棋子落在棋盘上了，许久都是一颗闲子儿，可它终有转变棋局——命运——的时候，不是你的，就是他的。

就像此刻本来与战事无关的球场上，忽然闯进来一辆美式吉普，拖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停在场边。在那个年代只有三类人会把车开成这种要急着见阎王的样子——美国大兵、党通局（原来的军统）的特务、开过飞机的飞行员（他们多是跟美国人学的）。球场上的孩子们都停住了奔跑呐喊，紧张地往车的方向张望，空气一下凝固起来了。他们不会忘记，上周三的一个早上，也有辆吉普车冲进了校园，带走了他们的两个老师。今天又会是谁呢？

吉普车上跳下一个戴大檐帽、穿米黄色军风衣的青年军官，他的帽沿压得很低，风衣敞开，领子高高竖起，脚蹬一双锃亮的高统军靴，手提一个飞行皮箱，一副美国军人的派头。

那军官来到刘云翔的面前，“啪”地一个立正、敬礼。“老长官好！”

刘云翔正了颜色，张口就骂：“混账东西！这里是学校，开车就不能慢点吗？站一边去，别影响孩子们打球。”

军官应诺了一声，乖乖站到场边观战。

这个贸然造访的军官是刘云翔在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兄弟邵福林。那时刘云翔是第二十八中队的上尉副中队长，邵福林还只是个少尉飞行员，他也到美国受过训，只是晚刘云翔一届，有过击落两架日机的战绩。尽管他现在扛着少校的军衔，但在刘云翔这样的老“王牌飞行员”面前，他永远是小弟，永远都要叫刘云翔“老长官”。

球赛结束后，刘云翔解散了球队，孩子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的老师，有的羡慕，有的疑惑。刘云翔招呼邵福林过来，问：“今天带什么来了吗？”邵福林常来刘云翔的学校，非常清楚一个教师在这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的年代生活的清贫，因此每次来都会给老长官弄一些空军的配给品。这次他给老长官拎来一打美国牛肉罐头、一箱挂面、两瓶威士忌。

刘云翔抓了两个罐头，递给球队队长，又外加两把面条，说去食堂找大师傅，弄给大家吃。

学生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刘云翔带邵福林回自己宿舍。那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屋，虽贫寒却整洁，最值钱的东西大约就是书桌上的那台美国“鹰”牌电子管收音机，市面上大约要卖五十美元一台。

“最后的‘美援’了，老长官。”邵福林把带来的东西一一放进一个木头食品橱，语气凝重地说。

“你要离开重庆？”刘云翔冷冷地问。

“谁不想离开呢，老长官？未必你甘心在这小地方待一辈子？”邵福林打开了一瓶威士忌，找来两个杯子，倒上酒，递给刘云翔，“来吧，老长官，人生无常，战事也无常。哪个想得到今天？”

“打算去哪里？”刘云翔喝下一口酒后问。

邵福林一口把酒干了，没有回答刘云翔。“昨天我飞任务，回来时绕着重庆周边飞了一圈。我的天，重庆的东、南、北三个方向的道路上全是共军的队伍，洪水一样地冲过来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人时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地面上行军的部队。都说共军要从秦岭那边打过来，部队都调那边去了，谁想得到人家会从湖南、湖北、广西过来？国防部那帮蠢货不是吃屎长大的，就是共产党的人。老长官，我们时间不多了，我都听得到共军行军的脚步了。”

“那你赶快走吧。”都是曾经的生死兄弟，刘云翔不希望他成为最后的炮灰。

邵福林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半杯酒。“老长官，这个时候了，树倒猢狲散，大家都在想捞一把就跑。昨天轰炸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装了两箱美钞飞香港了，两箱美钞啊！他妈的。美国人怎么会相信我们能打得赢？现在不是打日本人的时候啦，看看这人心，看看长官你这样的爱国者，都不跟党国玩了。老长官，我们得为自己留条后路。”

“你想怎样？”

邵福林又喝干了杯里的酒，说他念及多年前跟老长官的生死情谊，在这国破山河在的危急关头，想拉刘云翔一起捞他一笔。怎么捞呢？当然我们官还不够大，不能直接从金库里、军需库里批个字就发财。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挣钱。珊瑚坝机场有一架缺零少件的C-47运输机，原机组人员都飞台湾了，现在闲在那里。眼下重庆的一些富人都在忙着夺路逃命，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舱位早就被军政大员们包了，舱位已预订到一九五○年元旦以后——但愿那时重庆还在国军手里。但那些富翁们哪个会相信国军的战斗力和报纸上那些反攻复兴的牛皮话？邵福林说有几个重庆的有钱人托他搞一架飞机带他们去香港，带走一个人给一根金条。你算算吧，大哥。这是末日来临前最后的航班，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机票。

刘云翔抿了一口酒。“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长官，我不会飞C-47呀，你会飞。”

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刘云翔所在的第二十八战斗机中队是专为轰炸大队护航和作战的。有时运输机大队的人手不够，就拉刘云翔上他们的飞机，因为刘云翔在美国受训时，开初他学的是驾驶C-47运输机，那时驼峰航线上需要大量的飞行员。但刘云翔还是更偏爱驾驶战斗机，他觉得在蓝天上和日机一对一地格斗，才是一个真男儿应该做的事情。更何况他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美国人开始大量装备部队的P-40型战斗机已可以和日本的零式飞机抗衡，性能远超他驾驶过的苏式伊-16战斗机。因此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才重新回到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列。

刘云翔看着邵福林期待的目光，叹口气说：“我腿瘸了，飞不了啦。”

邵福林说：“看刚才大哥在球场边的样子，都可以上场打中锋了。老长官，我知道你一直在做理疗，效果看起来不错哦。等我们到了美国，我再给老长官找最好的医生。人手上有了硬通货，哪里都不犯愁啊！”

刘云翔看着被梦想中的金条映照得两眼发光的邵福林，语气坚定说：“对不起，兄弟，你找错人了。”

那天晚上，邵福林把天下的许诺、好话、哀求都说尽了，就差没有跪下。缺少零件的C-47已经找人从其他飞机上拆换。这种事情我们在打抗战时干得多了，老长官又不是不知道；机械师的人选也已经物色好，老长官只要肯答应，我做老长官的领航员兼通信。起飞前先一人两根金条，到了香港后让他们交齐剩余的，想想吧，C-47至少可以装四十来个人，除了付给那些修飞机的家伙、机场的宪兵、飞行控制室的调度等相关人员，我们一人挣十根金条轻轻松松的。老长官如果不喜欢离开重庆，捞完这笔你再回来么。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这个国家乱成这样，我还是想去美国，我们当年那些美军战友，回去后开民用飞机，日子过得滋润着哩。老长官，我们一起去美国吧，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不再为哪个政党效力。我们为国家出的力，已经够多的了，该考虑自己啦。老长官，能溜的人都脚底板抹油远走高飞了，军营里尽剩下些没本事的。最可怜的是朝天门码头外的那些海军弟兄，他们出也出不去，打又不经打，军舰停在江里迟早是共军炮火的菜。可惜了那些军舰了，所幸我们还有一双翅膀。

但是刘云翔始终不为所动。理由只有一个：他既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想再飞。在和平的岁月里当一名老师挺好的。

实际上那时刘云翔像许多痛恨国民党腐败、专制，渴望变革，期待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政权充满憧憬和向往。兼善中学有个“铁藜社”，聚集了一帮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教师，其实这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其中有几个教师跟刘云翔关系非常好，他隐约感到他们是共产党。他常参加他们的聚会，读书，郊游，演讲，“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等进步活动。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大家在谈论迫在眉睫的解放，刘云翔无意中提到了邵福林来找他的事情。地理科的黄老师当时没有说什么，下午放学以后，黄老师便敲开了刘云翔的门。他一进来就神色严肃地说：“刘老师，组织上需要你去把这架飞机开回来，交给人民。我们来一起干吧。”

“组织……”刘云翔忽然感到了某种信任。他知道黄老师的那个组织里的人和他虽然同为教师，但和他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大家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时局，有些活动还是会有意避开他。刘云翔是一个很有傲骨的人，也对政治缺乏热情，现在他们认同他了，把他看作组织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需要他去把那架飞机开回来“交给人民”，而不是为了几根金条。这是多么巨大的信任，又是多么崇高的责任啊！

黄老师此时代表地下党组织跟刘云翔谈话，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再是从前那个嘻嘻哈哈的人，也不再是和他一样拿着微薄薪水的穷教员，他所说的话，都是组织希望他能理解并去完成的。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温暖。新的人民政府已经在北京宣告成立，大西南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一个民主、自由、统一、强大的新中国即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刘老师应该知道，就在这个月的九号，国民党的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两千余员工和八十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十二架飞机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人心所向啊刘老师！我们需要把这架飞机开回来向重庆解放献礼。它是人民的飞机，理应还给人民。刘老师，请接受组织交给你的这个光荣的任务吧，你将会成为人民的功臣。

刘云翔觉得这个计划太大胆了。共产党都是些敢想敢干的人，只有这些人还在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理想信仰奋斗。这世上有人为追求信仰，有人为追求金钱，人格高下，一清二楚。他需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吗？就像当年他想投奔延安一样。那时他是为了爱情，为了抗日，现在为了什么？自抗战胜利以后，国事不堪，内战连绵，他已没有了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只是深陷在自己的情感迷障里，苟且偷生，行尸走肉。现在组织需要他为国家、为人民效犬马之力，他岂能拒绝？

刘云翔想了想才说：“我不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但要把一架飞机飞上天，可不是像开一辆汽车那么简单，要涉及到诸多方面，通讯、气象、导航、降落等。哦，对了，飞机该降落在哪里呢？”

“你可以降落在任何一个已经解放了的机场。武汉、长沙、芷江，甚至南京、上海。组织上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