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五幕 此情可待成追忆（第二十八节 不死的证言 1）

东京的一个春雨之夜，有些寒冷。梅泽一郎加班到十一点多，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大街上已经行人稀少，冰凉的雨淋到脸上，梅泽一郎才发现忘记带伞。他裹紧风衣，径直走进日比谷区那家叫“屋之桥”的小酒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下周就要开庭宣判了，梅泽一郎已经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作好了最后的心理准备，现在就像等待放榜的学子。因此，在这个周末的雨夜，他想好好喝一杯再回家。

塚木似乎在那里恭候他多时了，他向他招手，邀请他坐到他那一边去。梅泽一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在塚木对面坐下了。他们不是敌人，只是法庭上的对手。十多年的诉讼让两人一路较量下来，也有了办公室同事的那种感觉，只不过他们各自坚持的东西是多么的不一样。梅泽一郎听说塚木马上就要高升到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任高级专员了，那是他奋斗了多年的一个位置。梅泽一郎要了一碗鱼丸面和一盘熏鱼、一小瓶清酒。酒菜上来后，他举起酒杯说：“恭喜塚木先生。”

塚木倒也不显得洋洋自得，似乎心事很重。他一反过去两人在酒馆里不讨论工作的习惯，喝下自己的酒后便说：“下周法庭就要宣判了，真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啊。梅泽君的白发可是增添了不少。”

梅泽一郎说：“不是增添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彻底花白。塚木先生当年走进法庭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呢。”塚木这些年隆起了两个大大的眼袋，眼角裂开几条纹路，也发体了，成为一个有些沧桑感的男人。

塚木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都在从事一桩毫无意义的工作。两个邻居为过往已久的事争吵不休。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于未来又有什么好处呢？况且这样一桩公案，国际上早有界定。只有中国人才会老揪着过去不放。”

“塚木先生难道还不明白吗？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日本的问题。”

“日本很正常啊，在当今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总是对过去耿耿于怀的人才显得不正常。”

看来今天要把法庭上的辩论搬到酒桌上来了，尽管梅泽一郎不认为这是一道“好菜”。他正色道：“塚木先生，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一直想成为正常国家，甚至想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为什么会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反对呢？我们日本人的内心还残留着陈旧的中国观和陈旧的中国人观，蔑视中国，蔑视亚洲，唯我自大。蔑视别的民族，自负自傲，不知不觉地就会与过去的帝国日本之梦连接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有没有想过：希望自己被尊重，必须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民族。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它既能为本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丰功伟业骄傲自豪，也能正视并反省它阴暗的甚至是有罪的一面。可是，你没有勇气反省历史罪责，你就显得不够成熟；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又何谈‘正常’？”

塚木把自己酒瓶里的酒倒给梅泽一郎一杯，说：“你尝尝我这个。梅泽君，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对他们已经不错了。从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到技术输出、合资企业，中国的市场上到处是日本的产品和技术，这难道不能算作一种补偿吗？他们不能一手接过日本的好处，一手去捅日本的伤口。梅泽君，我承认那些大轰炸受害者确实可怜，也值得同情，但那是国家间的战争。如果每一个战争受害者都向加害国要求赔偿，虽然也许体现出了某种正义，但这种正义对成千上万刚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极有可能埋下再度纷争的火种。战争时期中国有四亿多人口，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至少也有两亿吧？都来索赔，难道他们想让日本政府破产吗？难道他们希望中日之间再度争吵不休，最后招致战争状态吗？村山富士首相一九九五年的讲话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诉讼热’。从慰安妇、细菌战、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南京事件，到劳工诉讼、山西大屠杀事件、重庆暴击案等等，日本的法庭挤满了前来上诉的中国人，外务省和法院要面对堆积如山的上诉材料和雪片般的抗议书。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日中友好关系吗？”

梅泽一郎反驳道：“你烧了人家的房子，不去谈论放火的罪因和赔偿，而是狡辩放火的理由和担心房子太大了，里面毁坏的东西太珍贵了，甚至烧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赔不起，我们也羞于认罪。让我们去做点别的吧，和受害者做生意，把过时的生产线卖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发展，我们的良心也就得到安慰了。可是，法律的公正何在？世界的正义又何在？”

塚木不说话了，兀自喝酒。轻轨列车在他们的窗前急速地驶过，外面的街道上春雨潇潇，凄迷冷清。在梅泽一郎快要吃完时，塚木招呼酒保过来：“再来一瓶刚才的酒，今晚我请梅泽君吧。”他付了账，脸上现出一个温和真诚的笑容，让梅泽一郎有些诧异。

“有时在法庭上，我看到你为那些中国人辩护，会想：这个家伙还是日本人吗？有些思想激进的人士叫嚷着让你们滚去中国，骂你们是‘国贼’、‘非国民’，我也会在心里赞同。一个日本人怎么能不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说话做事呢？”

梅泽一郎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在意他们这样说。历史往往告诉我们：能够审视自己民族有罪或阴暗一面的人，一般都是这个民族的思想者和启蒙者。被我们日本人称为‘大正民主之父’吉野作造早在上世纪初就说过：‘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带来的两面性。’不幸的是，我们走上了战争之路。在战争时期，那些口号喊得最响亮的爱国分子，正是把日本引向了灾难的人，而被骂成‘国贼’的反战人士，尽管他们的声音那么弱小，处境那么艰难，却是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探寻真理和道义。”

塚木举起了酒杯，说：“喝吧，梅泽君，这是向你致敬的酒。我现在不知道该佩服你呢，还是同情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是日本的好国民。你在为日本，我也是。只是我现在无法判断我们谁做对了，谁做错了。”

梅泽一郎微微一躬身，把酒一口干了，说：“谢谢。但愿吉田法官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历史会有判断的。为了日本，一起努力吧。拜托了！”塚木也躬身回礼。

那个晚上两人都喝得大醉，偏偏倒倒地出了酒馆，在寂静的大街上互相搀扶，像一对老酒友。在地铁口分手时，塚木敏义抱住梅泽一郎的双肩说：“梅泽君，你成就了我，中国的那些战争受害者成就了你。你现在是名律师了，时不时上电视、报纸，国会议员都怕你。无论下周的判决会怎么样，我们都是赢家。哈哈！”

塚木敏义的身影消失在自动扶梯下面了，梅泽一郎才想起该说的话。混蛋！我可不是为了出名才接手这个官司。但话到嘴边，终于也没有勇气喊出来。

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樱花再度开放的时候，来到这里的重庆人再次感到了它的冷漠，尽管它依然怒放得热烈、娇艳，但高悬于人们头顶的樱花已不再浪漫、不再有扶桑国的诗意和温度，它就像路上遇到的一个傲慢贵妇，你可能连一丝好奇心都不会有了。

人行道上走来一队拉着横幅、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几个警察在两边维持秩序，为他们指定游行路线。匆匆路过的行人大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两家中国的电视台和一家日本电视机构的人员一直在跟踪拍摄。走在前面的有蔺珮瑶、刘云翔、李莉莎、张振贵等老人，紧随身后的是赵铁、钱嘉陵等来自重庆的律师、志愿者、战争受害者亲属、抗战研究学者，日本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民间团体和反战人士、梅泽一郎的律师团队。不到一百人的游行队伍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前排的蔺珮瑶和钱嘉陵怀中抱着的两幅遗像——邓子儒和唐老三。邓子儒一个多月前在睡梦中溘然长眠，唐老三则是半年前在敬老院下象棋时一头栽倒在棋盘上，就再也没有醒来。这天下午三点，东京地方裁判所将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作出一审裁决。尽管邓子儒和唐老三这两个耄耋老人为此奋战并苦等了近十年，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位老人的遗像，就像已在天国里的人还在关注着人间的消息，要么心怀遗恨，要么激励后来者。

抱着丈夫遗像的蔺珮瑶哀而不伤，满头的银发在东京大街上并不温暖的春风中轻轻地飘拂，菊香贞子在一边陪伴着她。而刘云翔则坐在轮椅里，这些年他的腿疾让他不得不依靠轮椅。邓子儒的遗像是他的一张晚年照，拍摄于他中风之前三年，那时的他看上去精神矍铄、气质儒雅，薄薄的嘴唇微微上扬，短小的下巴透着老年人的谦逊，细小的眼睛有洞悉一切之后的仁慈与宽厚，眼角的皱纹稀疏但深刻，一如他沧桑的人生，随便挑出一个片段都足以动人。他的寂然辞世于他、于亲人都是一种解脱。人生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能做到儿孙满堂、寿终正寝，也算是一种完美。就像蔺珮瑶对前来吊唁安慰她的人所言，我们家老邓死得没有恐惧、没有痛苦，虽然是死在混沌中，但也是上帝对他的恩宠。他正在去天堂的路上哩，连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工夫都没有。每当说到这里时，蔺珮瑶还是忍不住要抹一把眼泪。

被划定好的游行线路并不长，就在东京地方裁判所两侧的人行道上。梅泽一郎曾经担心会有右翼团体来骚扰，还特地请“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带了几个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随行。这个叫武藏太郎的副会长从前是东京都“横岗”级别的相扑选手，“横纲”可是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和终身荣誉。他带来的人体重大都在两百公斤上下，还穿着宽大的西装、系着领带、戴着墨镜，往哪里一站都相当有震慑力。钱嘉陵甚至悄悄对赵铁说，要是那些右翼分子来滋事，我们这些胖哥朋友摔翻他们几个倒好了呢。赵铁白他一眼说，未必你还能去打帮锤吗？这是在日本。他想想又说，法庭判决出来后，不管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你都别乱冲动哈。我们赢要赢得起，输了，也要输得有尊严。

梅泽一郎手持话筒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振臂领呼口号，显得信心十足。他必须给身边的中国人希望，就像他也在不断让自己充满坚定的信念一样。塚木那天在酒馆里说的那些话让梅泽一郎还是有些感动，他也相信历史将给出最为公正的判断。因此，日本法庭的判决结果会怎样，他已经不在乎了。只是那些千里迢迢、数次来日本打官司的原告们，在这场为时近十年的跨国诉讼中，让他们有的散尽了养老积蓄，有的甚至耗尽了生命。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现在只能祈祷。祈祷日本法庭会秉持正义和公道，祈祷日本政府的良知和责任感。他们的受害事实，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铁证如山；他们的证人证言，面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法官，都不容辩驳。如果法庭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连一个三岁孩子都能分辨的道理；如果法官是主持公平正义的人，被侮辱和受到伤害的人就有理由乐观。

刘云翔是持悲观态度的人，他不相信日本政府，不仅仅因为他和日本人打过仗，而是这个当年的战败国并没有服输、认罪。你不可能去跟一个不服气的人讨公道，要让日本服气，除非你像美国人对他们那样。刘云翔曾跟赵铁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日本人绝没有想到是他们教会了美国人用燃烧弹来对付平民住宅，美国人也不会想到把骄横的日本人打得越痛，他越服输。这是一个见了棺材才会落泪的民族。一九四○年我们把日军海军航空队四大王牌飞行员之一山下七郎的飞机打下来了，还活捉了他。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为了鼓励年轻的飞行员，将俘虏拉到重庆周边的几个机场示众，让他交代自己的作战经历，包括飞机性能、空中格斗技巧等。这个家伙老实极了，你问什么他都说，都点头哈腰，哈依哈依连天，甚至还说自己本不愿来中国打仗，年少时只是想当一名棒球选手。但他却在一个雨夜伙同几个被俘的日本兵杀死了看守逃跑了，想顺着长江逃回武汉的日军航空基地，所幸在半路上被我们抓获了。在他的身上竟然搜出了他画的我军各机场的草图，上面的停机坪方位、防空阵地，连飞行员宿舍都标得清清楚楚，让航空委员会的人看得冷汗直冒。“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国主义阴魂犹在，刘云翔不认为现今的日本是战争受害者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尽管梅泽一郎、菊香贞子也让他看到了日本人热爱和平、反省战争的一面，可我们总不能因为有个“白求恩”，就把一个遥远的国度自认为是盟邦。

但他必须陪伴蔺珮瑶走过人生的这一站。就像他一生的爱情，他很少乐观过，却仍然要承受命运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嘲弄。爱情可以失败，但爱却能够永生；人生也许屡战屡败，生命却要永远保持尊严和希望。因此，当蔺珮瑶决定要带着丈夫的遗像去东京的法庭出庭并等候一审判决时，他说，我陪你去吧，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都要在你身边。

现在，他摇着轮椅，紧随在她的身边，在东京的料峭春寒中，相互搀扶，走进法庭。在进门时，法警要求大家把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放在一个塑料篮子里过安检，这是进日本法庭的规定，过去都是这样。蔺珮瑶交出了身上的手机、钱包、相机等物品，却把邓子儒的遗像紧紧抱在怀里，径直走向安检门。一个法警打着手势，要蔺珮瑶把遗像放到篮子里接受检查，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No！”

法警愣了一下，再次往安检台后面的物品存放处示意，还鞠了一躬，礼貌又执着，似乎不容商量。

蔺珮瑶不理他，执意往安检门里走。法警伸手拦住她，蔺珮瑶大喝一声：“让开！”

紧跟在后面的菊香贞子过来，对法警嘀嘀咕咕了一番，法警依然很坚决地摇头。

蔺珮瑶问菊香贞子：“他想干什么？”

菊香贞子说：“他说凡是随身物品都要接受检查，并且，遗像不能带进法庭。妈妈桑，请配合。”

蔺珮瑶火了，举起遗像大声喊：“这是物品吗？这是我的丈夫！”

刘云翔也愤愤地说：“这是我们原告团的团长。我们是来完成他的遗愿的。你必须让他站着进去！”

中方原告团的人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刚才主动把唐老三的遗像放在安检台上的钱嘉陵眼疾手快地又取回来了。对头，过去我们都是站着进法庭的，人死了，也不能躺下认栽。

梅泽一郎和日本律师团的几个律师也赶过来了，开初他们还想劝原告们遵守法庭的规定，但后来发现这次中国人惊人地团结和悲情，不让我们抬着遗像进法庭，我们就罢庭。梅泽一郎恍然大悟，中国人不是在意气用事，邓子儒的在天之灵，有权利见证这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等来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