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五幕 此情可待成追忆（第二十八节 不死的证言 3）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谬论可以装扮成冠冕堂皇的真理，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人娴熟地说着一套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语。梅泽一郎记得在十年前常德细菌战的索赔案中，东京地方法庭在原告和律师团队的大量举证中，不得不认定这是一种国家犯罪，日本政府负有责任，但在判决时却仍然搬出二十世纪初期明治宪法下的“国无答责”和个人无权状告国家等陈腐的法理。这就是他们遇到战争受害者索赔案的标准答案，他们还开什么庭呢？还在国际社会装什么“民主国家”的样子呢？这些在另一个法庭上口口声声为民主、人权、公义辩论的家伙们，他们的心中其实有不同的法律尺度。

尽管松本茂的陈述似乎也在走过场，但法庭里的中国人还是听得昏昏欲睡。没有辩论，没有智慧的交锋，没有对真相的梳理、核实，任何单就法律条文的阐释都是催眠的、枯燥乏味的。直到松本茂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吉田法官才醒悟过来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现在，请原告方作法庭陈述。”他面朝原告席，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冷峻、认真。这个中国老太太这些年也老了不少，他不无怜悯地想。

在控辩双方作长篇大论的陈述过程中，刘云翔一直为蔺珮瑶感到揪心。他怕她控制不了情绪，血压升上来了；他也担心她在法庭上触景生情，说起丈夫的未竟事业就泣不成声——这样的时刻他在重庆时经历过多次了。一个人在晚年为一桩事业奋斗到死，最终只能化作遗像上期待的双眸，让身边的亲人也不忍多看。他更担忧蔺珮瑶说到过往的艰难岁月，轰炸、离乱、逃亡、迷惘、抗争，以及一次又一次地被炸碎了的青春梦想，被扭曲了的人生命运，被染白了的满头青丝，被蹉跎了的倾国倾城容颜。人心倘若不是钢筋水泥浇筑的，又何以盛得下这么多的苦难？

蔺珮瑶沉稳地站了起来，她今天决定用英文陈述，并不是为了减少翻译环节，而是她想说的有些话，不想让自己的同胞听到。

“法官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法庭的仁慈和宽容，让我丈夫的遗像能够进入法庭参加旁听。他的在天之灵，正在等待你们公平、正义的判决。而在我座位右边的这个九十六岁的老翁，是我的初恋恋人，他也和我一起在等待。”

沉闷的法庭忽然骚动起来，几台电视摄像机一齐对准了蔺珮瑶，法官、控辩双方的律师、旁听席上的日本人一下被这不同凡响的开场白和那悦耳动听的英文吸引住了，就像一群渴望听到精彩故事的孩子。

蔺珮瑶捋一捋鬓角的银发，尽量挺直了腰，目光苍老却依然柔和，说到“初恋”一词时虽然不失优雅磊落但仍略带羞涩——这种在暮年人生中的羞涩，洞穿了这个老妇人一生的情爱，就像一个暮年英雄的壮烈情怀。而在梅泽一郎看来，蔺珮瑶女士的姿态、眼神，简直就是一个怀春的少女，他甚至看到了两团淡淡的红云飘上了老人白皙的脸庞，一直洇浸到她眼角两端细密的鱼尾纹末梢处，才悄然收敛，像一段慢慢融进岁月深处的隐匿情史。梅泽一郎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妇人还能如少女怀春般充满激情、魅力动人。

“七十七年前，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十七岁，他十八岁。人生最为美好的篇章，刚刚被一缕春风打开，枝头的花儿含苞待放，青春的诗行墨迹未干。这位老先生当时刚刚高中毕业，是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本来报考了重庆大学地质系，幻想将来当一名走遍名山大川的地质工程师。但战争来了，你们日本人舞刀弄枪，开着飞机来了。他就改变了自己的青春志愿，要去当一名保卫国家天空的飞行员。他给我留下一封信，让我等他，等他完成一个男儿的报国之志，再回来娶我。我们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那时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轰炸机来投炸弹了，我们的孩子还在数天上的飞机好玩，我们甚至以为躲在蒙上一床棉被的餐桌下就可以抵御日本人的炸弹。可是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战争与和平》看过吧？《飘》读过吧？电影《魂断蓝桥》也看过吧？无须我列举更多文学大师们关于战争的描写，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战争中的一对恋人，或者一个女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战争全面爆发两年之后，战火烧到了我的家乡重庆，我的恋人已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保卫重庆天空的空军英雄。遗憾的是，战争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就像我那时生活的城市，被轰炸摧毁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但是我们的爱还在，如一朵花儿在废墟中傲然挺立。可日本人的飞机，连这一点小小的浪漫也不容许它存在。在我们互舔伤口，准备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时，你们的轰炸把我们逼进了爱情的死亡隧道里，战火中的鸳鸯被炸得天各一方。等我再次见到自己的恋人时，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自己的初恋，但你们怎么会知道一个女人那个时刻的感受？你们，又怎么能够依据你们案头上的这样法那样法，去赔偿一个女人失去的爱情？就像你们永远也计算不出该用多少日元去赔偿李莉莎女士被那块弹片……剥夺了一生的睡眠！”

“我并不在意你们赔不赔钱，我一生下来就不缺钱花，现在也不需要花钱。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女人一生的爱，被你们的轰炸毁灭了！重庆大轰炸这一段血泪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你们可以刻意抹杀、假装忘记。但请记住：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法庭上长时间寂静，只听得到老人急促的呼吸。有两滴浑浊而沉重的眼泪从老人的眼角处流淌下来，流得很慢很慢，似乎需要八九十年的光阴，那眼泪才会洞穿丰沛的人生，滴落到苦难的大地。

蔺珮瑶忽然改说起了重庆话来，那是她的故乡给这个法庭最具“乡土特色”的严厉质询：“狗日的龟儿子些，你们这群哈戳戳的宝批龙法官，脑壳都起包了唛？恁个多的家庭房子被炸垮了，亲人被炸死了，离散了，你们还在这点儿扯把子打横爬，你们这些哈八儿眼睛都瞎了唛？良心都被狗啃了唛？”

翻译此时无法把这些话传递过去，日本法官和律师都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嗓门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的老人。她身后的赵铁伏身过来轻轻说：“蔺老师，请冷静一点。这是在法庭上。”

坐在蔺珮瑶身边的刘云翔不高兴地对赵铁说：“你就让她骂！未必就允许他们来我们的城市乱扔炸弹，还不允许一个老人在他们的法庭上骂人嗦？”

菊香贞子能听懂蔺珮瑶的大部分重庆话，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的。有一次她和蔺珮瑶在重庆的农贸市场，看到两个妇人骂架，那种高分贝的喧嚣，仿佛天都要被那尖厉、快速、机关枪横扫般的嗓音刺破了。蔺珮瑶看到菊香贞子震惊的样子，便笑着为自己的同胞打圆场说，我也像这样吵过架。重庆女人吵架大约是全中国最厉害的，吵到最后不动手算是给对方留面子了。菊香贞子问，妈妈桑是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怎么会跟人吵架呢？蔺珮瑶的回答是，在我成为母亲以后，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菊香贞子也听梅泽一郎说过，重庆就是一座战斗的城市，它在不可能成为城市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大厦、通衢大道。大江大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山城的坡坡坎坎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因此它的人们具备旺盛的战斗力也就理所当然。更何况，在这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菊香贞子这样温良恭俭的日本女人也认为，一个老人在法庭上的怒骂，是因为人间的不公道，连上帝也看不下去了。

吉田法官请被告代理人作陈述，但塚木敏义站起来说，他不需要陈述了，他将尊重法庭的判决。然后他坐下来，用一只手撑在左眼眉骨那里，挡住了自己半边脸。旁听席上有人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了泪花。

经过一刻钟的休庭后，法庭进入最后宣判。三位日本法官从法庭一侧的一间会议室出来，神色凝重地在审判席上落座，摄像机、相机镜头和人们期待的目光一齐对准了审判席。吉田法官没有抬头看原告席，也没有看被告席，更不看旁听席。他展开由助手放好的卷宗，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本法庭对重庆大暴击的历史事实予以认定。驳回原告上诉，一切费用由原告方承担。具体内容见本庭‘判决要旨’。”

然后，他起身快速离去。吉田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他身边的两个法官松村健二和宏野明就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就像不屑与人多言的“外星人”，也像要慌忙逃离犯罪现场的罪犯，还没有等善良的人们反应过来，他们就从这场世纪审判中隐遁了。

法庭里的中国人几乎都蒙了，他们用眼光寻找中方翻译，可是他也没有听清楚法官究竟说了些什么。事后有细心的人证实，十年的诉讼，换来的仅仅是日本法庭四十二秒钟的判决词——不是他们傲慢，就是他们心虚。

菊香贞子听明白了，她先用英文向蔺珮瑶和刘云翔重复了一遍，然后又用日语对翻译说了一遍。面对原告们震惊、失望，最后是愤怒的表情，作为一个日本人，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岂止是羞愧，简直是羞耻！

“混蛋！无耻！”菊香贞子对着法官们离去的背影大喊了一声。然后，她转身抱住还在发愣的蔺珮瑶，眼泪簌簌而下。

梅泽一郎听完判决后，先是像中枪一样瘫坐在椅子上，双眼望着天花板，相似的场景电影画面一般在他的脑海一帧一帧地闪过。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二十来年了，共有二十七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法院对于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历史事实，大多都进行了承认，有过胜诉记录的只有五件，其中四件发生在一审，一件发生在二审。但所有胜诉案件在随后的二审或最高法院审判中都败诉了。

“暧昧的日本”，无耻的法官！

但梅泽一郎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他看见被告席那边只剩下塚木敏义还呆立在座位上，正用不无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似乎想等他走过去接受他的安慰，或者拍拍他的肩，说声“抱歉”。今天开庭前他还对梅泽一郎说，终于要有个结论了，晚上我们再去喝一杯。梅泽一郎从辩护席上站起来，并不理会塚木等候的目光，径直走到法庭中央，他身后跟着律师团的小野、井上、成泽等十来个人，他们似乎就像排练好了的一样，齐刷刷地向法庭里的中国人鞠躬、致歉。

“我们要上诉，你们同意吗？”梅泽一郎举起了拳头，“上诉！上诉！”所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挥舞起了拳头。

梅泽一郎用生硬的中文喊道：“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他眼含热泪，再次鞠躬。

（作者： 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