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平反

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

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作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邓小平

十二月廿五日

这是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王其梅妻子王先梅申诉信上的批示。这个批示，揭开了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平反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酿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文革”结束时，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被立案审查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达75%以上，受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复出燃起了无数受害者昭雪沉冤的希望。邓小平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以下简称“六十一人案件”）就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得到平反的。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六十一人”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和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在1931年前后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长期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冬，在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决定，要求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北方局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从1936年8月31日到1937年3月，“六十一人”分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后，出了反省院。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

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他一面指使“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搞调查；一面给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7日，“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歪曲事实，认定“六十一人”是“可耻的叛徒”。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初步调查。在《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中，认定“六十一人”是“叛徒集团”，他们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们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在此前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煽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过结论的问题，通通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薄一波等人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在这“六十一人”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5人已经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六十一人”中的部分人及其家属向中央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也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转达过中共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写信给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以及他是怎样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和薄一波等后来出狱的经过，作了详细说明。

同年12月8日，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康生、江青诬蔑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并遭迫害致死，其家人也一直遭受不公正待遇。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看着王先梅的信，邓小平感到这不是王其梅一个人的事，解决“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可以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做起。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作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

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来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案（即“六十一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的信纷至沓来。了解“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中又说了那样一大段话，说明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已指日可待了。

但是，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仍然面临种种压力。胡耀邦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汇报，“六十一人案件”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强烈要求复查，中组部准备对“六十一人案件”进行复查工作。

邓小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

与此同时，另一位老一辈革命家陈云，也在积极呼吁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在11月1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发言中，陈云率先提出“六十一人案件”等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问题，明确指出，“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这一发言石破天惊，引起极大共鸣。

不久，中组部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