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一份弥足珍贵的讲话提纲

对会议评价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理论的重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

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党全民动脑筋。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

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不可能都满意。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毛主席，文革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这是邓小平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所写提纲的一部分。这个手稿写在16开的白纸上，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字是用铅笔写的，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也是邓小平一生最著名的讲话之一。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早在1978年10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讲什么？主题怎么定？之前邓小平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思考和探索。

当时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已历时两年，并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人民希望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当时的口号叫“抓纲治国”，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国家建设，具体说就是以持续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主。这项工作已进行两年，当时正处在“第三战役”的高潮中。

面对这种状况，在党和人民的期盼中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干什么？

为了摸清国情，邓小平先后到了广东、成都、东北等地考察。他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搞了20多年我们国家还很穷、很落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延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是50年。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

终于，1978年9月，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邓小平在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东北视察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法、形成了一个新的战略。

在东北，邓小平走一路、看一路、说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当时正在揭批“四人帮”，这项工作自然是每个单位向邓小平汇报的重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并非邓小平关注的重点。他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在长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在沈阳，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鞍山，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面对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下一步的路应该如何走？邓小平在思考、在探索，并给出了初步答案。

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他还说，要把运动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摸不着。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致辞中宣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邓小平第一个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并得到了以华国锋为主席的中央领导层的认可。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主题也已确定，那就是讲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并由胡乔木牵头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定于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原定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正是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首倡和提议，使伟大的历史转折得以实现。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此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从11月5日起，邓小平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三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开始后的11月12日，在东北组分组讨论中，已远离政治中心十几年、党内仅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开始他的第一次发言。他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彻底批判康生等。

陈云提出的问题触及到了“左”倾错误的要害，道出了大家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响应。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并逐渐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开始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

在陈云提出的六大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天安门事件”，同时这也是与邓小平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冤案，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人们认识到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人们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的方针，并把希望寄托在1975年短暂主持中央工作但取得巨大成效的邓小平身上。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但“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平反。当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曾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的陈云再次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的巨大潮流再也无法阻挡。

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当晚，邓小平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

15日，《北京日报》首先刊登这个消息。16日，《人民日报》以更为醒目的标题刊登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包括另一个和邓小平有关的问题，即“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错误的，并撤销全部有关的中央文件。

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集体听取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的汇报。11月26、27日，在连续两天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

显然，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政治局势，强调安定团结；强调要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

中途参加会议的邓小平，逐渐成了会场内外的主角，他的谈话经过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党内所接受。

中央工作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错案的平反，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民主，顺应了党心民心，更重要的是为批判“两个凡是”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深入讨论，使得“两个凡是”主张再也无法立足，到了会议末期，中央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不同程度地作了检讨。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阻力了。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

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起草人，拿出亲笔拟出的讲话提纲，提出讲话稿的主要内容要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

12月5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人，就讲话稿的主题、内容、文字和结构进一步发表意见。他在谈话中说，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讲话的主题更加鲜明集中。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另一位副主席汪东兴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同时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承认自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叶剑英讲话的主题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此时的邓小平已是众望所归，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最受关注。他讲了四个问题：一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