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珍爱历史，关心文物保护工作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九月

这是1984年9月1日邓小平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所写的题词。

万里长城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地方年久失修，到处是残垣断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长城的保护工作十分关注，成立了专门机构并投入巨资进行管理和修复。1961年，国务院确定八达岭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长城实在是太长了，多年来的维修费仅仅依赖国家财政拨款这一条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保护长城，刻不容缓。1984年7月，由《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单位发出倡议，搞社会集资维修长城的赞助活动。启事见报后，立即受到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全国30个新闻单位和美国、日本、法国等报纸作了报道，使这次赞助活动影响遍及全世界。

1984年9月1日，邓小平应《北京日报》之邀，欣然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八个大字。

邓小平的题词经全国各大报纸刊载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人热爱祖国、保护长城的热情。全国26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踊跃赞助，保护修复长城。巴基斯坦、希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瑞典等26个国家的团体、友人、侨胞们也纷纷慷慨解囊。据1994年统计，10年来个人捐款者达到50多万人，单位、地区捐款者近10万个。除了直接赞助资金外，各单位还开展了各种类型的义演、义卖、义赛、义务门诊、义务献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15岁的中学生在信上说：“从今天晚上起，我一天存一角钱，到年底还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时候，我一定凑齐20元钱，给我们的‘巨龙’治病，好吗？”

长城修复活动展开后，一段段湮没在山岭大漠的长城残躯开始重新挺立于世。其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利用募集到的2800万元资金，修复了城墙2369米、墩台9座，使开放长度达到了3741米，墩台和墙台增至21座。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长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长城列入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珍爱历史，关心文物保护工作，邓小平一贯如此。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总统府，有的战士出于阶级仇恨，竟用刺刀向挂在总统府厢房里的蒋介石绣像头、眼、胸部各捅一刀。这幅全身绣像高3米多、宽2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据说是浙江省主席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肩负指挥渡江战役重任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知道后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愚蠢的事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和纪律，这是一种损坏文物的行为。”邓小平、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要求加强政策和纪律教育。南京市军管会先后两次发出通知，要求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以后在南京的部队和各级领导都倍加爱护历史文物，有的还初步进行了修理，受到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南京人民的称赞。

1950年，成渝铁路即将动工修建，这条铁路将横跨川中12个县的腹心地带。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文物古迹，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特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来张圣奘教授。他说，成渝铁路要动工了，四川历史悠久，有几个皇帝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古迹和地下文物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民工，怕不识文物，若损坏文物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了。因此，请你们专家到铁路工地去寻宝，鉴别出土文物。张圣奘慨然从命。考虑到张教授路途辛劳，邓小平还特地让人为他准备了滑竿。

张圣奘带着邓小平的重托，率领文物考古团对成渝线进行了艰苦的考古工作。经过数月沿成渝线建筑工地的跋涉、考察，1951年2月，张圣奘率考古团来到了资阳。了解到在资阳城西九曲河工地发现鱼化石的情况后，张圣奘非常高兴，立即到九曲河成渝铁路工地详细查看了已出土的一堆零星动植物化石，认定这里会有更完整的化石，便决定在这里住下来长时间认真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3月9日，张圣奘从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泥泞的基坑里，挖到了一个距今几万年的人头骨化石。他立即将这一特大喜讯电告邓小平。邓小平一面回电嘉奖考古团，一面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政务院。经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专家裴文中教授、中科院吴汝康教授等学者考证和研究，一致认为成渝铁路资阳工地发现的人头骨化石，是我国唯一早期真人类型、属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5万多年历史，是继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的重大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很快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后来国务院把这枚人头骨化石定名为“资阳人”。

1950年初，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西藏群众信奉藏传佛教，喇嘛寺庙遍及全域。西藏地区还遗留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如著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罗布林卡、色拉寺、昌珠寺、藏玉墓、白居塔、古格王国遗址等。为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1950年5月，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其中有一条就是有关民族政策的内容，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根据中央批示，邓小平又在这四条方针的基础上，起草了十项政策，包括第四条保护喇嘛寺庙的相关内容。

在二野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进藏前，邓小平谆谆叮嘱张国华等部队领导，进藏后一定要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好布达拉宫，保护好各级喇嘛庙，保护好西藏地区所有的文物古迹。他特别指出，喇嘛庙是宗教建筑，更是历史文物。

1951年9月，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城前，邓小平又专门交代，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来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并再三强调要保护好布达拉宫及喇嘛庙。在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军区领导的严格要求下，我进藏部队官兵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行军途中，部队始终坚持住帐篷而不住寺庙，不经同意不住民房。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关心文物保护事业。1978年8月28日，他在《关于加强敦煌石窟文物研究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我同意这些建议。请先念同志考虑和批示。”

1980年7月1日，邓小平在陕西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他听取工作人员关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和博物馆建馆情况的介绍，了解如何搞好文物保护方面的情况。在工作人员请他用手握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时，他说道，我手上有汗，拿了会损坏文物的。在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后，他将这把青铜长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时，说道，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技术，真是了不起。

1982年6月11日，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关于希望适当解决文物管理部门占有并破坏广州著名古刹六榕寺的来信上作出批示：“似可由中央统战部商同广东省委提出解决办法，并告赵朴初同志。”9月16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向中共中央和赵朴初报送《关于六榕寺交还宗教部门管理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在8月底以前广州市文管处干部、职工已全部撤出六榕寺，从9月1日起，六榕寺已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和六榕寺僧人自行管理。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