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岁时节俗》 | 风俗如狂重此时（端午节）（2）

取蟾酥

五月端阳取蟾酥的习俗，最初见于晋葛洪著《抱朴子》卷一一《仙药》：“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说得神乎其神！《清嘉录》记载：苏州端午节“土人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药市收癞虾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未痘者，以水畜养癞虾蟆五个或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抱朴子》是集神仙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书中介绍在五月五日有日中取蟾酥，“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的习俗，这在1949年以前的四川存在，这大概与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神话气氛自古浓厚不无关系。

龙舟竞渡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凡是近水的地方，端午节均有龙舟竞渡的活动，自古及今，全国皆然。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竞渡曲》所云：“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成都地区过去流行一首民歌叫《十月看花》：“五月收拾去看花，一对龙船水中划。六十六根花桡片，划来划去满河花。”端午节龙舟竞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荆楚岁时记》列了三种说法：第一，南方荆楚地区以为端午竞渡起于悼屈原；第二，邯郸淳《曹娥碑》认为端午竞渡是东吴之俗，与伍子胥有关；第三，《越地传》以为起于越王勾践。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别有新解，江先生认为：“竞渡实与屈原无涉，它本是古时人群用法术处理的一种公共卫生事业——每年在五月中把疵疠夭札烧死，并且用船送走。”（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由于地方主义缘故，吴、越、楚的人又都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地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笔者查阅了一百零三种四川地方志，发现川东地区，与荆楚接壤，因而多有端午竞渡起于悼屈原的说法，其他地方则不然。端午节划龙船的习俗，自1949年以来作为一种水上竞技体育活动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提倡，端午竞渡起于悼屈原的说法，也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受到舆论的支持。

游百病

端午节“游百病”的习俗，过去主要盛行于多山少水之地或边远地区。如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蓬溪县志》载：“五月五日，无竞渡之观。士女丰容，杂沓游鹫峰寺塔，又相携登城周览。县依山为城，民辟疾者，率出游以厌之，俗谓之‘游百病’。”在成都地区，每年正月十六“市民在四门城墙游览，名曰‘游百病’，意今日游过城墙，一年可望无病。”（参见周芷颖：《新成都》，成都复兴书局1942年版。）端午节午后出城看龙舟竞赛，可能便代替了“游百病”，故无专门记载，年深日久，“游百病”的习俗，早就被人们淡忘了。

采杂药煎汤沐浴

如果说竞渡是“古时人群用法术处理的一种公共卫生事业”，那么端午采杂药煎汤沐浴就是用药物处理的一种个体或家族卫生习俗——洗掉秽气，辟除邪恶。这是中华民族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五月蓄兰，为沐浴也。”《楚辞·九歌》也有“浴兰汤兮沐芳”词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宋代端午有“浴兰汤”的风俗。采杂药煎汤沐浴的习俗，是四川过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从古相沿至今。尽管老百姓相信“端阳百草皆是药”，但主要还是以菖蒲、艾叶、麻柳叶等祛毒的草药为主。一般在端午晚上煎汤沐浴，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要洗澡，洗了少生疮害病。

演戏娱神

清代和民国年间，四川过端午节，民间灯影戏班和川剧团要唱过节戏。这天戏班唱的戏目，必有一出《雄黄阵》。《雄黄阵》又名《盗仙草》《盗草》《三仙岛》，该剧为《白蛇传》之一节。而今，随着传统川剧的衰落，端午梨园演《雄黄阵》已难得一见。

拜节

四川过端午节，亲友间要互相拜节，馈送粽子、盐蛋、皮蛋和香包、扇子等辟邪礼品。这一天，出嫁的女儿偕同女婿回娘家向父母拜节。成都市大邑县过去流传一首民歌《五月端阳回娘家》：“隔河望见嫂穿纱，背上背个奶娃娃。问你情嫂哪里去？五月端阳回娘家。”

此外，有的地方还兴五月十五日过“大端阳”，四川以靠近湖北、湖南的川东地区最盛行。例如：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华阳县志》云：“（五月）十五日，俗谓之‘大端阳’，饮食如五日。”

民国十六年重印本《广安州新志》：“（五月）十五日为‘大端阳’，不及五日盛。”

清光绪九年增续重刻同治本《丰都县志》：五月“十五日，谓之‘大端阳’，泛龙舟，欢聚饮酒，与五日同”。

清光绪二十年刻本《黔江县志》：“（五月）十五日为‘大端阳’。”

清光绪元年刻本《彭水县志》：“五月‘端阳日’，户插菖蒲、艾叶。以雄黄入酒饮，并涂小儿额及洒墙壁湿处，以避虫蛇。采百草煎水浴身，馈角黍，观竞渡。十五日为‘大端阳’，复竞渡如前。”

清同治五年刻本《万县志》：“五月‘端午’，家悬蒲、艾于门，亦有制艾虎者。是日正五，必酌以雄黄之酒，辟毒也；小儿耳、鼻、胸、背间遍抹之。制角黍转相馈遗。尤尚竞渡，旗分五色，角胜争先，钲鼓喧阗，炮声不绝，乡市往观者云集，江岸几满。十五日亦如之，谓之‘大端午’。”

清道光四年刻本湖南《凤凰厅志》：“乡俗以初五日为‘小端午’，十五日为‘大端午’。”

北宋庄绰撰《鸡肋编》卷上：“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或争驶驱击，有致死者，则此人甘斗杀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

清同治五年刻本湖北《长阳县志》：“五月‘天中节’，家家包角黍，曰‘包粽子’，配腌蛋、果品、鱼肉相遗，为‘送端阳节’。堂中悬天师收五毒像，啖角黍，饮菖蒲、雄黄酒，曰‘过端午’。乡间十五日为‘大端午’，二十五日为‘末端午’。”

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湖北《恩施县志》：“五月五日，悬艾叶、菖蒲于门，食角黍，饮雄黄酒，亲友交相馈节。童子以雄黄点额。清江龙舟竞渡，至十五日乃止。十五日，俗名‘大端阳’，悬门蒲、艾始去之，饮食如前。”

看来，四川过“大端阳”节，还是从两湖，特别是湖南传过来的。此俗可能最早源于湘、鄂、川交界的武陵地区五溪蛮的风俗。宋代朱辅撰《溪蛮丛笑》“爬船”条曰：“蛮乡最重重午（五月初五），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三日而归。既望（十五日）复出，谓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恶，去来必有风雨。一月前众船下水，饮食男女不敢共处，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综上所述，四川端午节习俗内容与中国各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端午节习俗，以《荆楚岁时记》和《清嘉录》为代表大同小异。这与明清以来四川形成移民社会有关。尽管四川端午节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异，但始终未脱离“祛病除邪”的原始巫文化的本质。在现代化、城市化迅猛推进的今天，四川传统端午节习俗的许多巫文化内容已经消失，而其中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符合科学的部分则融入现代民俗保留下来，丰富和美化着民众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矛盾，继承和发扬传统民俗文化可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作者：江玉祥 牛会娟 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