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 | 第一章 1

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比如说，在我的潜意识里，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不过，现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里来了。

在我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你要问我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

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

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阴凉呢。

三十年前，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下了火车，已是黄昏了。满眼都是灯。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因为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了。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单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没有乘车。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根来的城市。

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车一个牌。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嗞”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嗨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

我边走边问，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是来报到的。老者说：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来，明天上午八点……我站在那里，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有点蒙。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想，我该往哪儿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饿。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再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住旅馆是要证明的。在报到之前，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无处可去。

就这么走着走着，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油菜！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他也是无梁村人，吴老根家的儿子，大名叫吴有才。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工程兵，复员后转业到颍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在省城盖大楼，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们都去，到时找我！我知道，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才这么说的。这叫“巧让客碰上热粘皮”，我真的来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七不沾八不连的“关系”。可什么路什么街呢？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那是冬天，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别的。城市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

在飘着雪花的夜晚，我顺着马路往前走。那时城市里刚刚时兴羊皮衣，百货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驼色、蓝色、红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带子一扎，腰就细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显臀肥。马路上响着很时尚的“嘚儿、嘚儿”的节奏，圆润饱满的节奏，叫人春心荡漾的节奏（后来，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时候，城里已经没人再穿羊皮了，它过时了，成了三陪小姐的着装了）。那时，我的眼是在乡村里经过节俭训练的，尚不敢乱看。

省城的路有经、纬之分，我从经一路一直走到经十路，尔后从纬九路拐到纬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黄河路、农业路、京广大道……夜渐深了，天空飞舞着雪花。有灯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洋洋洒洒，给女羊皮们那“嘚儿、嘚儿”的节奏输送着温文尔雅的诗意。可我，走着走着，却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味。

灯光里有针，有薄荷，一丝丝的。无论走到哪条路上，我都能闻到一股薄荷的气味，那是从灯光里冒出来的。我的腿很沉，越来越沉。可我的脑海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我先是使用了“联想记忆法”，尔后又使用“排除记忆法”，“谐音记忆法”，甚至“油菜记忆法”，每到一个路口，我都站下来看一看路牌，尔后去想油菜的嘴脸……油菜，你到底在哪条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见油菜挥着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锃锃的，他说：“上海全钢防震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建筑工油菜的时髦。这就是那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灯光和狗咬，毛蓝布和的确良。他穿着“的确良”、戴着“上海全钢防震的”手表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时候，我多次靠在电线杆上，靠着一份冰凉，小心地打量着这个城市。它会属于我么？

有一刻，我以为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嵩山路，我就问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觉得他说的好像是衡山路，尔后又是香山路，黄山路，榆树街，椿树街，鼓楼街，清虚街……街边上，楼房里的灯光一盏盏熄了，只有路灯亮着。我还在走，很机械地走。我实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这已经不是疲惫，是麻木。我对自己说，再走一条路，只一条。如果还找不到，我就调头回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回车站吧，回火车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样，满心的凄凉和荒芜。路边的商场已经关门了，连个借脚取暖的地方都没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脸都是陌生的。我在寻找一丝温热。那是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里？

此后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几乎走了一个晚上，走了半个城市，执著地去寻找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么就这么傻，为什么不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呢？你还可以打打电话，找一找昔日里的那些大学同学。可你连打电话的想法都没有，你没有“电话意识”。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护。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早在几百年前，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关系处”，一个据点。

我知道，在报纸上，人们都反对拉“关系”。岂不知，“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尤其在精神世界里，人们靠“关系”活着。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人反对自己。我还算幸运，在凌晨两点二十七分，我终于找到了“关系”。

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为了他的体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有。有这么个人。

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还没有安装门窗）的毛坯房里。当他穿着裤衩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张得像簸箕，那两只手哆哆嗦嗦，像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

油菜傻了。

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冻得咝咝地说：丢，是丢（我儿时的小名）？你，你你你……怎么来了？我说，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说你在七楼。他说：是老朱吧？朱师傅，老乡，一个县的。说着，他赶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两点半了。你咋这时候摸来了？还没、那个啥……吧？说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墙上楔着一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提兜，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我说，都啥时候了，早吃过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说，让来省城找你么？他听我说吃过饭了，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说是啊，是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我说，我是来报到的，来晚了……他看着我，连声说：先睡，都快三点了，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生的，水灵灵的，瓷白……我嗯着嗯着，我的心已经睡着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豆浆、烧饼、油条、胡辣汤还有酱咸菜。尔后，我正式去学院报到了……报到后，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

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有我一个床位。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

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么？风里、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有沙吧。

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在时间里，沙已被磨成了面儿，颗粒很小很小，可它还是沙的味道。带一点碜，一点涩，一点水腥，一点甜，一点点儿咸。这里还是“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更早的时候，它还有黄、淮两条水路……四通八达。就此你明白了吧，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虽然是一个“十字路口”，可它的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那就单说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种一次性交易、不要回头客的做派。但一旦待的时间长了，它又是宽容的、保守的、有情有义的。

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虽然它交通发达，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慢半拍。生活节奏一慢，人情往来就多，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单位”组成的。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辐射，一级一级的，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人与家庭、楼房、街道组成的网。白天里“单位”是魂，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到了夜晚，灯光就是魂了。灯光聚拢人气，给人以方向。如果没有灯，城就死了。我很庆幸，我是个有单位的人。

刚进省城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脸上刻有字么？

同事都笑着说，没有。没有。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新来的？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我是学院的老师了。我已经上了户口，转了关系，有了单位，还怎么着？

报到后的第五天，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整天嗡嗡响，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就近借把钳子用用。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谁呀？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他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么？我扭头就走，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初来时，我有一年的实习期，是系里的助教。我的态度很好：上班第一个来，打水扫地抹桌子；下班最后一个走。我见人就点头，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走在学院的路上，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小豆子，我家的纸箱子……噢，新来的？我很沮丧。我怎么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黑么？我回房照了照镜子，我像新来的么？我“新”在什么地方？

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我说过了，我见人就点头，微笑。但点头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学问的都是“刺猬”，要有距离感。不能过于近，过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地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嗒、呱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